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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经学，今天在社会公众甚至学术界中，每每引起一种神秘感。常听见有人慨叹：经学太深太难了，似乎是一种高不可及，只好敬而远之的学问。 其实，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最近看钱穆先生《新亚遗铎》里的演讲，他强调“儒学为中国文化主要骨干”，我们还要说经学是儒学的核心。这样说，并不是想渲染经学有什么好。不管现在对经学怎样评价，经学在历史上所具有的既深远又普遍的影响作用是客观存在的。研究传统文化，阐扬其间的优秀因素，无论如何不能对经学弃置不顾。 什么是经学？《辞源》讲是“研究经书，为诸经作训诂，或发挥经中义理之学”。这个意义的“经学”一词出现很晚，具体时间有待考证，其流行要到晚清皮锡瑞《经学通论》、《经学历史》以及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等以后，“经学”所指的那种学问的起源却非常早。大家知道，经书的“经”字本义是“常”，被认为常道可以作为典范的书便称为“经”。经书的地位得到确定，必然得到传习和注释解说，也就是有人作训诂、讲义理。因此，不妨认为有了经，便有了经学，至少是经学萌芽的存在。 先秦有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秦火以后，《乐》经亡佚，汉代以下只有五经。这一点有些学者不相信，他们主张《乐》本无经。近几年，在新出土的战国楚简里见到六经之后，证明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古书里提到《诗》、《书》、《礼》、《乐》等，这些经书都有一个较长的形成过程，取得经的地位也互有先后。《诗》、《书》、《礼》、《乐》是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从古文字材料看，商代晚期甲骨文已有“太学”，西周金文涉及学校的更多，教学内容当即包括《诗》、《书》、《礼》、《乐》之类。到了春秋时期，记史的《春秋》（不一定是鲁史）也列入教材。例如《国语·楚语》载，楚庄王任命士璺做太子箴（后来的楚共王）的师傅，士璺向申公叔时请教，申叔时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之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里，《令（命）》、《故志》、《训典》属于《书》类，《春秋》、《世》、《语》属于《春秋》类，加上《诗》、《礼》和《乐》，六经已有其五。 六经系统的确立，自然是经过孔子的工作。孔子以六经（或称六艺）授弟子，他对经书的删述，用现代的话说，是编订基本教材。特别是孔子老而喜《易》，据长沙马王堆发现的帛书《要篇》，子贡曾对孔子质疑，孔子明确表示，他自己对《易》的看法和做卜筮的“史巫”不同，所注重的不是占筮，而是古之遗言，“予非安其用，而乐其辞”，“我观其德义耳”。这样，就把原来只是占筮书的《易》转化成了哲理的著作，使《易》正式进入经书的行列，《易传》十翼也由此撰成。 孔子及其门弟子对六经的传习论述，不像《左传》、《国语》中春秋时期人物那样只用片断的引用和解释，而是系统的研究。有些人看《论语》，以为孔子关于《诗》、《书》等只限于零星的评论。最近公布的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简《诗论》，足以改变这种印象。由《诗论》不难证明，那时已经有了和今传本基本一样的《诗经》，而且孔子本人有丰富深入的论说，这显然已经是经学了。中国历史上的“经学时代”，过去多以为到汉代才开始，现在看还是肇端于孔子及其弟子。 从诸子百家也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经学的影响在逐步扩大。比如墨家非儒，但《墨子》书里引用《诗》、《书》的地方很多，道家的《庄子》也是一样。《庄子》对孔子嬉笑怒骂，但透过其寓言、重言，正能看到孔子和六经具有的权威。 传统经学的特点，就在于经书的权威性，而其权威又集中在孔子身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经部总叙”说：“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足见经学与经书和孔子的神圣权威是分不开的。历代的经学，尽管各有其历史背景与具体主张，在这一特点上却是一致的。 这样的传统经学居统治地位的“经学时代”，到了现代，已经在社会的变革中结束了。于是有学者提出以经学史来取代经学。在这方面最富先见的是周予同先生，他在《“经”、“经学”、经学史》一文中讲“五四运动以后，‘经学’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经学史’的研究却亟待开展”，代表了他的见解。周先生提出经学史有三项特有的研究任务：第一，“各个不同历史时代，各个不同社会阶级（阶层）如何在经学范围内展开思想斗争”；第二，“历代的经学思想又如何为不同阶级（阶层）或集团服务”；第三，“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中，经学思想发展的规律是怎样的”。由此可知他所提倡的经学史是走思想史的路子。与之类似的，在最近有姜广辉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经学思想史》。还有不少分论不同时代经学史的著作，所采用的方法也差不多。 用思想史的方法研究经学史，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已经有了明显的成果。不过，我想说的是，这并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今天我们来探讨历史上形成的经和经学，还必须采用另一个角度，这就是文献学。 经对于当前的社会来说，早已不是什么常道，在历史上曾经具有的神圣性、权威性已经消失了，但是这些经书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其神圣权威性的被剥夺，实际上更有利于我们认识其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把传统的经书作为历史文化的核心文献来考察，应该是文献学者应当承担的责任。 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历代汗牛充栋的经的注疏论说，都是对经的诠释。今天我们由现代的学术知识出发，可以对经书作出新的研究，新的诠释。这些研究和诠释，只要不以经具有神圣权威为前提，便不会落入传统经学的窠臼。相反的，现代的文献学的研究诠释，会为评价历史上的经学诠释的得失，提供比较客观的尺度。这样，用文献学的方法，不仅能有新的“经学”，也能建立与思想史角度不同的经学史。 上个世纪，已经有很多学者做过这种文献学的工作。在近二三十年，在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大量文献材料，为扩大和深入这方面研究提供出前所未有的条件，也使大家关于经与经学的形成发展过程的认识大有改观。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编著出以文献学为基础，同时结合思想史研究的经与经学史，这一定会对传统优秀文化的探讨和阐扬有所贡献。 原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