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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迄今的乾嘉学术研究中，对常州庄氏学术的研究，尚是一个薄弱环节。清中叶的常州庄氏学，起于庄存与，中经其侄述祖传衍，至存与外孙刘逢禄、宋翔风而始显。晚近学者论常州庄氏学之渊源，往往着眼于社会危机或权臣和坤之乱政，较少从学理上去进行梳理；其实这是一个很可深入论究的问题。所谓社会危机或权臣乱政云云，如果用以去观察庄述祖以降之常州今文经学，抑或恰当，而据以解释庄存与之《春秋》公羊学，则恐难以联系得上。 一、问题的早期议论 关于乾隆间常州庄氏学术的渊源，20世纪初，章炳麟先生著《訄书》，从历史环境和学风递嬗着眼，有过概略的讨论。太炎先生如是说： 初，太湖之滨，苏、常、松江、太仓诸邑，其民佚丽。自晚明以来，喜为文辞比兴，饮食会同，以博依相问难，故好浏览而无纪纲。其流风遍江之南北，惠栋兴，犹尚该洽百氏，乐文采者相与依违之。及戴震起休宁，休宁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温藉，不便文士。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天下视文士渐轻，文士与经儒始交恶。……夫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其分涂自然也。文士既已熙荡自喜，又耻不习经典，于是有常州今文之学，务为瑰意眇辞， 以便文士。今文者，《春秋》公羊、《诗》齐、《尚书》伏生，而排斥《周官》、《左氏春秋》、《毛诗》、马、郑《尚书》。然皆以公羊为宗。始武进庄存与，与戴震同时，独喜治公羊氏，作《春秋正辞》，犹称说《周官》。其徒阳湖刘逢禄，始专主董生、李育，为《公羊释例》，属辞比事，类列彰较，亦不欲苟为恢诡。然其辞义温厚，能使览者说绎。及长洲宋翔凤，最善傅会，牵引饰说，或采翼奉诸家，而杂以谶纬神秘之辞。翔凤尝语人曰，《说文》始一而终亥，即古之《归藏》也。其义瑰玮，而文特华妙，与治朴学者异术，故文士尤利之。[1] 章先生之立论，一是注意历史和地理环境对学风影响之不同，二是探讨治经与为文取径的差异，言之成理，自为一家。继太炎先生之后，梁启超先生自今文经学营垒中出，所著《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于此亦有论列。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任公先生先是说：“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继之又云： 清儒既遍治古经，戴震弟子孔广森始著《公羊通义》，然不明家法，治今文学者不宗之。今文学启蒙大师，则武进庄存与也。存与著《春秋正辞》，刊落训诂名物之末，专求所谓微言大义者，与戴、段一派所取途径，全然不同。[2] 梁先生的上述两段话，第一段是他的“复古为解放”说的演绎，能否成立，另当别论。而第二段话，以庄存与为清代今文经学开派宗师，且明确指出庄氏所著《春秋正辞》，取径与戴震、段玉裁一派不同，显然将章太炎先生的讨论向前做了推进。 稍后于《清代学术概论》，梁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将常州学派的源头问题明朗化，他说： 常州派有两个源头，一是经学，二是文学，后来渐合为一。他们的经学是公羊家经说，用特别眼光去研究孔子的《春秋》，由庄方耕存与、刘申受逢禄开派。他们的文学是阳湖派古文，从桐城派转手而加以解放，由张皋文惠言、李申耆兆洛开派。两派合一，来产生出一种新精神，就是想在乾嘉间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3] 梁先生的讨论，发展了章先生在《訄书》中提出的主张，无疑是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一个贡献。然而当乾隆中叶考证学正盛之时，庄存与何以要去治讲求微言大义的《春秋》公羊学?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无论是章先生也好，还是梁先生也好，皆未及加以解决。 二、钱宾四先生的卓见 章太炎、梁任公二位先生留下的问题，是由钱宾四先生率先进行回答的。20世纪30年代中，钱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吸取章、梁二家论究之合理部分，转而别辟蹊径，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 钱宾四先生探讨常州庄学之渊源，注意力集中于苏州惠学的巨大影响上。苏州惠氏一门，从康熙间惠有声肇始，经惠周惕、惠士奇奠立藩篱，至乾隆初惠栋崛起，四世传经，自成一派。关于惠氏一门学风，钱宾四先生归纳为“推尊汉儒，尚家法而信古训”。钱先生做出此一判断的依据主要是两条，其一为惠士奇之论《周礼》，其二为惠栋之著《九经古义》。钱先生说： 天牧之论《周礼》，谓礼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康成注经，皆从古读，盖字有音义相近而讹者，故读从之。后世不学，遂谓康咸好改字，岂其然乎?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故借以为说。 钱先生又说： 及松崖守父意益坚。遂著《九经古义》，谓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余家四世传经，咸通古义，因述家学，作《九经古义》一书。 以此二条为依据，钱先生遂做出上述归纳；并进而指出：“此所谓守古训，尊师传，守家法，而汉学之壁垒遂定。其弟子同县余萧客、江声诸人先后羽翼之，流风所被，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通经无不知信古，其端自惠氏发之”[4]。 正是从对苏州惠氏学风及其影响的准确把握出发，钱宾四先生创立新说，提出了“常州之学原本惠氏”的主张。钱先生的论证，依次围绕如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表彰汉儒固是惠学之长，而惟汉是信亦实为惠学弊病。庄存与牵缀古经籍以为说，则系承袭惠学流弊而来。钱宾四先生于此有云：“庄氏为学，既不屑屑于考据，故不能如乾嘉之笃实。又不能效宋明先儒，寻求义理于语言文字之表，而徒牵缀古经籍以为说。又往往比附以汉儒之迂怪，故其学乃有苏州惠氏好诞之风而益肆。” 第二，庄存与侄述祖之为学，其究心明堂阴阳，亦在苏州惠学范围之中。钱先生说：“方耕有侄曰述祖，字葆琛(原注：生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卒嘉庆二十一年六月，年六十七)，所著曰《珍艺宦丛书》，颇究明堂阴阳，亦苏州惠学也。” 第三，庄存与外孙刘逢禄之主张恪守“汉师家法”，更是惠氏遗风。钱先生说：“申受论学主家法，此苏州惠氏之风也(原注：戴望《刘先生行状》，记嘉庆五年，刘举拔贡生人都，父执故旧遍京师，不往干谒，惟就张惠言问虞氏《易》、郑氏《三礼》。张氏为学，亦由惠氏家法人也。刘氏有《虞氏易言补》，即补张氏书。又有《易虞氏五述》。此刘氏之以家法治《易》者)。主条例，则徽州戴氏之说。又主微言大义、拨乱反正，则承其外家之传绪。值时运世风之变，而治经之业乃折而萃于《春秋》(原注：因其备人事)，治《春秋》又折而趋于《公羊》焉(原注：因其具师传、详条例。惠士奇论《春秋》曰：‘《春秋》无《左传》，则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暗室中。左氏最有功于《春秋》，公、谷有功兼有过。’此与申受尊公羊、深抑左氏者大异，然无害谓常州之学原本惠氏)”。 第四，刘逢禄著《春秋论》[5]，阐发何休“三科九旨”，指为圣人微言大义所在，尤为苏州惠氏家法论之影响。钱先生说： 前乎中受者，有曲阜孔广森巽轩(原注：生乾隆十七年，卒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五)，为方耕门人，而亦从学戴氏，为《公羊通义》，已不遵南宋以来谓《春秋》直书其事，不烦褒贬之义，然于何休所定三科九旨，亦未尽守。至申受，乃举何氏三科九旨为圣人微言大义所在，特著《春秋论》上下篇，极论《春秋》之有书法(原注：上篇，针对钱竹汀《潜研堂集·春秋论》而加驳难。钱氏文例证坚明，而刘氏非之。此如庄方耕不斥《古文尚书》，实同为考证学之反动。近人乃认晚清今文学为清代经学考证最后最精之结果，则尤误也)，与条例之必遵何氏(原注：下篇，针对孔巽轩《公羊通义》而发。何氏三科九旨不见传文，而刘氏信之。则以家法、师说之论为辨，此焦理堂所讥为据守之学也。常州公羊学之渊源于苏州惠氏家法之论，此等处最显)。 第五，庄存与外孙宋翔凤之论学，牵附明堂阴阳，亦系惠氏遗风。钱先生说：“宋翔凤宇于庭，长洲人，亦述祖甥(原注：生乾隆四十四年，卒咸丰十年，年八十二)。著《论语发微》，大意谓《论语》微言通于《春秋》，盖亦申受《述何》之旨(原注：今《续经解》有宋氏《论语说义》十卷，乃《论语发微》之前稿)。又为《大学古义说》，以明堂阴阳相牵附(原注：此亦吴学惠氏遗风也)”。 以上述五条为依据，钱宾四先生遂得出关于常州庄氏学渊源之结论：“要之，常州公羊学与苏州惠氏学，实以家法之观念一脉相承，则彰然可见也”[6]。 三、深化讨论的尝试 章、梁、钱三位先生之所论，尤其是钱宾四先生的解释，从宏观学风的把握上，为我们研究常州庄氏学的渊源，做了十分宝贵的示范。至于深入进行探讨，解决诸如庄存与何以要撰写《春秋正辞》一类的问题，则是三位先生留给后学的功课。以下，拟接武钱宾四先生的思路，就此试做一些努力。 同惠栋相比，庄存与是晚辈，他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要较惠栋年少22岁。乾隆九年(1744年)，惠栋撰《易汉学》成，率先揭出复彰汉学之大旗。翌年，庄存与始以一甲二名成进士，时年27岁。惠栋《易汉学自序》云： 六经定于孔子，毁于秦，传于汉。汉学之亡久矣，独《诗》、 《礼》、 《公羊》，犹存毛、郑、何三家。《春秋》为杜氏所乱，《尚书》为伪孔氏所乱，《易经》为王氏所乱。杜氏虽有更定，大校同于贾、服，伪孔氏则杂采马、王之说，汉学虽亡而未尽亡也。惟王辅嗣以假象说《易》，根本黄老，而汉经师之义，荡然无复有存者矣。[7] 常州与苏州毗邻，惠栋兴复汉学的倡导，庄存与随父宦游南北，当能知其梗概。 乾隆十四年，清高宗诏举潜心经学之士。惠栋为两江总督黄廷桂、陕甘总督尹继善保举，列名荐牍。十六年，因试期在即，惠栋深以不能如期入京为忧，就此致书尹继善，书中有云： 栋少承家学，九经注疏，粗涉大要。自先曾王父朴庵公，以古义训子弟，至栋四世，咸通汉学。以汉犹近古，去圣未远故也。《诗》、《礼》毛、郑，《公羊》何休，传注具存。《尚书》、《左传》，伪孔氏全采马、王，杜元凯根本贾、服。惟《周易》一经，汉学全非。十五年前，曾取资州李氏《易解》，反复研求，恍然悟洁静精微之旨，子游《礼运》，子思《中庸》，纯是《易》理。乃知师法家传，渊源有自。此则栋独知之契，用敢献之左右者也。[8] 此时庄存与正在翰林院为庶吉士，置身儒林清要，于惠栋之表彰汉儒经说，当有更深体悟。乾隆二十三年妆，存与以直隶学政条奏科场事宜，“奏请取士经旨，悉遵先儒传注”[9]，或可视为对惠栋主张的响应。就当时学术界的情况言，惠栋所述之汉儒经说，表彰汉《易》有惠栋，《礼》有沈彤、江永，《诗》则有戴震。惟独《春秋》公羊，尚无人表彰。庄存与因之起而回应，亦是情理中事。 庄存与之发愿结撰《春秋正辞》，一方面固然是惠栋诸儒兴复汉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此时的清廷好尚和存与自身的地位分不开。 高宗初政，秉其父祖遗训，以“首重经学”为家法。乾隆十年四月，高宗策试天下贡士于太和殿，昭示天下士子：“将欲为良臣，舍穷经无他术”[10]。庄存与即是经此次殿试而进入翰林院庶吉士馆。乾隆十三年五月，庶吉士散馆，存与考列汉书二等之末，本当重罚，高宗念其“平时尚留心经学”[11]，责令留馆再读三年。经十六年与下科庶吉士一并考试，存与遂官翰林院编修。而此时正值清高宗诏举经学，且首次南巡归来，濡染江南穷经考古、汉学复彰之风，因之而高唱“经术昌明，无过今日”[12]。十七年，庄存与升侍讲，；人直南书房，成为清高宗的文学侍从。 继圣祖、世宗之后，清高宗亦视《春秋》为帝王之学，命儒臣编纂《春秋直解》。乾隆二十三年八月，书成，高宗撰序刊行。序中有云：“中古之书，莫大于《春秋》。推其教，不越乎属辞比事，而原夫成书之始，即游、夏不能赞一辞。”高宗指斥宋儒胡安国《春秋传》“傅会臆断”，宣称《直解》本清圣祖所定《春秋传说汇纂》为指南，“意在息诸说之纷歧以翼传，融诸传之同异以尊经。[13]。 正是在令儒臣纂修《春秋直解》的前后，清高宗屡屡表彰汉儒董仲舒之学。乾隆十九年四月，高宗策试天下贡试于太和殿，阐发“天人合一”说，指出：“董仲舒以为，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又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14]三十七年四月，同样是策试天下贡士，高宗又称：“汉仲舒董氏，经术最醇”[15]。三十九年二月，高宗在经筵讲《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章，则以董仲舒、朱子之说相比较，认为：“董仲舒正谊明道之论，略为近之”[16]。在古代专制统治之下，“朕即国家”，帝王一己之好尚，对一时儒臣的为学，其制约力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乾隆三十三年，庄存与为清高宗识拔，人直上书房，教授皇十一子永理。迄于五十一年告老还乡，存与任是职十余年。他的《春秋正辞》，大概就始撰于人直上书房之后。我们之所以如此说，其根据主要是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春秋正辞》秉高宗旨意，遵孟子之教，以《春秋》为天子之事。庄存与于此有云：“旧典礼经，左丘多闻。渊乎公羊，温故知新。谷梁绳愆，子夏所传。拾遗补阙，历世多贤。《春秋》应天，受命作制。孟子舆有言，天子之事。以托王法，鲁无愒焉。以治万世，汉曷觊焉。”[17]书中，存与屡引董仲舒说，以明为君之道，力言维护“大一统”。所以道光初阮元辑《皇清经解》，著录《春秋正辞》，评存与是书云：“主公羊、董子，虽略采左氏、谷梁氏及宋元诸儒之说，而非如何劭公所讥倍经任意、反传违戾也”[18]。 第二，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庄存与任会试副考官，翌年六月，在翰林院教习庶吉士。该科进士孔广森后撰《春秋公羊通义》，于书中大段征引庄存与说《春秋》语云： 座主庄侍郎为广森说此经曰，屈貉之役，左氏以为陈侯、郑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后至，麇子逃归。《春秋》一切不书主，书蔡侯者，甚恶蔡也。蔡同姓之长，而也役于楚， 自绝诸夏。……若蔡庄侯者，所谓用夷变夏者也。 广森服膺师说，在引述存与说后指出：“三复斯言，诚《春秋》之微旨”[19] 第三，《春秋正辞》凡九类，依次为奉天辞、天子辞、内辞、二霸辞、诸夏辞、外辞、禁暴辞、诛乱辞、传疑辞。大体类各一卷，惟内辞作上中下三卷，故全书作十一卷，末附《春秋要指》、《春秋举例》各一卷。各类之下，再分子目，所列多寡不等，共计175目。今未所载，虽有目无书者甚多，因之光绪间所修《武阳志余》，认为：“此书先生或未能毕业，故各类中多有录无书乎?”[20]但就体例言，则颇类讲章。关于这一点，可以魏源文为证。道光间，庄氏后人辑存与经说为《味经斋遗书》，魏源于卷首撰序云：“武进庄方耕少宗伯，乾隆中，以经术傅成亲王于上书房十有余载，讲幄宣敷，茹吐道谊。子孙辑录成书，为《八卦观象上下篇》、《尚书既见》、《毛诗说》、《春秋正辞》、《周官记》如干卷。胶乎董胶西之对天人，醇乎匡丞相之述道德，肫乎刘中垒之陈古今，未尝凌杂抓析，如韩、董、班、徐数子所讥，故世之语汉学者鲜称道之”[21]。 根据以上诸条，笔者认为，《春秋正辞》当撰于乾隆三十至四十年代间，五十一年著者致仕，遂成未完之书。庄存与著书，正值乾隆盛世，身为卿贰，出入宫禁，周旋天子贵胄间，讲幄论学，清真雅正，岂敢去妄议社会危机!至于和坤之登上政治舞台，据《清高宗实录》和《清史稿》之和坤本传记，则在乾隆四十年，而其乱政肆虐，则已是乾隆四十五年以后。因此，庄存与之晚年，固恨和坤之祸国殃民，但若以此为其结撰《春秋正辞》之初衷，则似可再做商量。 [1]章炳麟：《訄书》第十三，第31～32页，《清儒》，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文中“谶纬”误作“纤纬”，依上下文意径改。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一、二十二，第60～6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19页，四，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19～320页，第八章，戴东原，中华书局，1986。 [5] 《春秋论》上下二篇，载道光十年刊本《刘礼部集》卷三，无疑系刘逢禄所著。今本《魏源集》一字不易，全文过录，视为魏源文，显然误植。 [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29页，第十一章，龚定盒，中华书局，1986。 [7]惠栋：《松崖文钞》卷一《易汉学自序》。 [8]惠栋：《松崖文钞》卷一《上制军尹元长先生书》。 [9] 《清高宗实录》卷五五八，乾隆二十三年三月丙申条。 [10] 《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九，乾隆十年四月戊辰条。 [11] 《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五，乾隆十三年五月庚子条。 [12] 《清高宗实录》卷三八八，乾隆十六年五月丙午条。 [13] 《清高宗实录》卷五六九，乾隆二十三年八月丁卯条。 [14]《清高宗实录》卷四六一，乾隆十九年四月乙巳条。 [15]《清高宗实录》卷九○七，乾隆三十七年四月丙戌条。 [16]《清高宗实录》卷九五二，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己丑条。 [17]庄存与：《春秋正辞》卷一《奉天辞第一》。 [18]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载庄存与《味经斋遗书》卷首，《 经室集》不载。 [19]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卷五《文公十年》。 [20]庄毓铉等：《武阳志余》卷七《经籍·春秋正辞》。 [21]魏源：《魏源集》上册，第237-238页，《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中华书局，1976。 原载：《实学文化与当代思潮》第十七章，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