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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是当代西方由女权运动和生态、环境运动汇流而成的主动适应社会变革需求的一种文化思潮。生态女性批评，正是这一鲜活的文化思潮在批评领域的体现。生态女性批评关注一切受压迫、受控制的群体，它的视点是多元的，但始终有两个焦点，那就是“女性”与“自然”。在很多传统文化中，女性与自然被视为两个相依相生的“孪生姐妹”。现如今，女性的地位正在不断地上升，而自然的处境则在日益恶化。有人担心，一旦对生态的破坏日益加剧，自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以及人类征服欲的进一步加强，终将把女性重新拖向受奴役的命运。如何将继续保护女性权益、提高女性地位与保护自然、优化生态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正是女性批评与生态批评共同面对的课题。而生态女性批评，即是批评活动中生态视角和女性视角的有机融合，这种视界的融合，正是生态女性批评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一 与男性的“征服者”面目不同，女性，常常被看成是自然的护佑者。人们都习惯于把大地比做母亲，将女性与大自然的融合象征生机与活力。如中国人常把黄河、长江称为“母亲河”，欧洲有“大地之母”盖娅之说，古埃及人常常以女性的子宫来象征生命的复苏和谷物丰收……确实，与男性相比，女性往往被认为与自然的关系更密切、更亲和。根据女性的生态学观或生态学的女性观点，一些女性主义者常把妇女说成是生态系统的天使，认为妇女有一种直觉，能知道地球是有生命的。“由于具有创造和养育生命的能力(像大自然那样)，女性历来比男性更接近自然。女性的心灵更适合于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1](p.230)一般认为，女性在关怀、同情、非暴力等性别基质方面，也比男性具有更多的亲近自然的优势，这对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解决环境生态问题均具有特殊的认识价值。 生态思想和女性主义的结合不是偶然的，很多民族的文化都把女性、艺术和自然看成是融为一体的。在西方，希腊女神盖娅、罗马的维纳斯就是女性精神和自然神圣关系的体现。古代习惯于将自然等同于一个哺育着万物的母亲，这自然也就将妇女史与环境及生态变迁史联系了起来。然而，“科学革命”以及近代早期欧洲兴起的市场取向的文化却渐渐试图“毁灭”这一切。男性对于女性的奴役，是从人类对于自然的奴役开始的，而全面的、彻底的奴役则是在工业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完成的。美国女性主义研究学者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认为，对妇女和自然的双重剥削和掠夺开始于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时期。“随着科学革命的推进和自然观的机械化与理性化，地球作为养育者母亲的隐喻逐渐消失，而自然作为无序的这第二个形象唤起了一个重要的现代观念，即驾驭自然(power over nature)的观念。两种新的观念，即机械论、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成了现代世界的核心观念。女性原则唱主角的有机论精神被破坏了，代之以一种消除了女性原则，或以剥夺姿态运用女性原则的机械论精神。随着17世纪西方文化越来越机械化，机器征服了女性地球和圣女地球的精神。”[2](p.3)在以“征服者”自居的男权文化的压制下，女性和自然都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那些男性中心主义者在贬低“自然化的女人”的同时，也贬低“女人化的自然”，这在一些文学艺术关于女性和自然之间的象征性关系的话语中亦可见一斑。比如，文学中经常可能出现“强暴自然”、开垦“处女地”、砍伐“处女林”等话语表达，这些与女性性别相关的词汇和话语常常被用来形容对荒野的开垦、对矿藏的挖掘等。这样一些把自然女性化和把女性自然化的语言，不仅反映出对妇女和自然的统治和贬低的倾向，同时也表明了妇女的命运和自然的命运不可分割。 耐人寻味的是，世界上最早掀起“环保风暴”并引起政府高度关注的也正是一位女性。美国著名生态女记者、作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花了4年时间对化学毒物开展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于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作品以大量的事实和科学依据，揭示了滥用DDT等杀虫剂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人类健康的损害，激烈抨击了这种依靠科学技术来征服、统治自然的生活方式、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寂静的春天》发表后，由于卡逊提出的问题事关人类的生存，在人民大众的支持下终于引起美国国会的重视，并导致了美国环境政策的制定和环境组织的建立。卡逊严正地告诫人类，对环境的所有“攻击”，最终都将危及人本身。“当人类向着他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他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这种破坏不仅仅直接危害了人们所居住的大地，而且也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它生命。”[3](p.87)事实确实如此，因为人们曾经大量喷洒DDT灭杀“害虫”，致使水源、土壤、鱼类、植物和家畜、家禽都被DDT污染，而且因为DDT的衰变很慢，至今人们还在深受其害。据最近中国有关部门对DDT污染的调查显示，每克母乳含DDT的含量，香港为0. 39微克，北京为0. 25微克，广州则达到了0. 70微克。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卡逊的努力，DDT等剧毒化学杀虫剂可能还会被大量生产和使用，其巨大的危害性不言而喻。显然，卡逊的努力不仅仅是维护了女性的权益，而且维护了包括女人、男人以及其他所有的生物、非生物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权益。 伴随着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和生态状况的不断恶化，女性们更加意识到自己与自然命运的不可分性。女性主义者号召广大女性从自然生态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自己的性别，既拯救自己，也拯救世界。其中，由印度北部妇女发起的“契普克”(Chipko)运动，就是反对为快速致富而与大公司联合大肆砍伐树林的著名环保事件。在肯尼亚，妇女为保护生存环境，也开展了名为“绿色林带”的植树、护树运动。这些主要由妇女自发参与的生态运动，也充分说明了女性对自身与环境的关注已经大大增强。正如印度生态女性主义学者范戴纳·希瓦(Vandana Shiva)的形象概括：树木生存问题因此成了一个女性主义问题，而不仅仅是生态学问题。的确，女性与生态的天然联系已经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我们可以说，漠视女性而开展的生态运动将是一种不完全的生态运动，脱离女性而进行的生态批评也将是一种有缺陷的生态批评。早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罗斯玛丽·鲁瑟(Rose-mary Reuther)就曾经断言：“环境问题是女性问题”。“女性们应该看到，在一个以支配模式为基本相互关系的社会里，不可能有自由存在，也不存在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她们必须将妇女运动与生态运动联系起来，以展望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相应的价值观。”[4](p.204)原联邦德国绿党领袖佩特拉·克吕也宣称：“女权主义就是生态学，生态学就是女权主义。这是观察事物的一种整体方法。”[5](p.173)大地崇拜的女性精神，护佑万物的女性伦理，充满感性与温情的女性思维，所有这些，对于促使人们重新恢复对自然的崇拜，对于恢复自然的创伤，对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将大有裨益；反之亦然，生态运动的深入开展，也必将进一步突出女性在当今社会上的地位。女性与自然的相通，女权运动与生态运动的联手，确实可以给人们带来许多新的启迪。如果我们能够从女性的角度来看待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将有助于深化认识和走出困境，“因为在女性遭到奴役的时候，自然的魅力也就在‘祛魅’的进程中消退了。”[6](p.166)从一定意义上说，女性视角，是生态批评的性别注解。 无疑，女性视角，对于生态批评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女性视角的参与，进一步拓展了生态批评的视野和空间，也为生态批评进一步向纵深掘进创造了条件。而生态视角，对于女性批评来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同样可以拓展女性批评的视野和空间，正确的女性观以及女性与男性的平等地位，将会由于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而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女性批评与生态批评的合作是一种“强强联手”，其魅力已非可以用一加一的简单计算来描述。“它集结了女性主义者和生态批评家两股力量，使自己在批评领域里的突破在一开始就显得强大而扎实。不过它的意义还在于，它使文学——女性、文学——自然这两种研究分别从自己的外部反身向内开出了一扇窗户，因而可以把自己看得更加明澈；并且，由此在两者间建立的纽带关系成为双向互输能量的管道，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因而都拓宽和拓深了各自的领域。”[7](p.69)比如说，从女性视角解读沈从文是很多沈从文研究惯用的模式，而如果我们突破单纯的女性视角，将女性视角与生态视角有机结合，重新解读沈从文，可以发现，作为中国现代生态思想积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沈从文在其女性叙事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出了浓郁的生态意识。他以敏锐的目光，睿智的思维，积极地关注着女性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困境，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理念的烛照下，宣示了自己独特的女性观、生态观，寄寓着守持和重建人类美好家园、构建和谐社会的独特思考。 二 女性视角之于生态批评，生态视角之于女性批评，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那么，这种女性视角和生态视角究竟如何参与到生态批评和女性批评的实践中去呢？女性批评与生态批评结合而成的生态女性批评，既是女性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态批评的重要手段。 女性主义运动自19世纪兴起以来，已经走过了将近200年的历史。这期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女性意识的不断觉醒，女性主义运动的内涵在不断地丰富。最初它只是渴望在政治经济生活中从男人那里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提出了与男人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经济地位、就业机会和思想解放的主张。接着，女性主义运动不再局限于要求与男性同工同酬和得到职业认可，进而强调男女性别差异和独特性，并以男女性别差异为名否定男性象征秩序并占据社会主宰地位。在女性运动的第三次浪潮中，“女人们变得更加聪明起来，她们开始寻找到自己的‘法身’，与自己在宇宙中的最大伙伴——‘自然’结为生死同盟。”[8](p.94)这也就赋予了女性主义运动又一个非常神圣和严肃的使命。此时的女性主义，强调对妇女的统治与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联系，要求把环保运动与妇女运动结合起来。“女性主义批评”与“生态运动”结为联盟，重新建立男性与女性、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公正而又和谐的关系，已经成为“女性主义”和“生态运动”的共同使命。有识之士更是指出，女性主义如果不与生态学结合，终将失去它的生命力！ 1974年，法国的F·奥波尼(Francoiscd’Eaubonne)在《女性主义或死亡》(Le Feminisme ou la mort)一书中首次使用了“生态女性主义”一词，用来呼吁女性为拯救地球而发动一场生态革命。女性主义研究者麦茜特认为：“妇女与自然的联系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个联盟通过文化、语言和历史而顽固地持续下来。”[1](p.1)然而，科技革命推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男性主宰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的时候，实际就意味着“自然之死”，同时也把妇女推向了生存的边缘，女性也像自然一样处于危机之中。正因为现实中存在着大量与女性直接相关的环境危害，生态女性主义者提出了女性主义者必须是生态女性主义者的主张。当男女平等的观念渐渐深入人心的时候，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应该得到重新定位。当然，这并不是指克服和解决生态问题只能依靠或主要依靠女性来完成，而是指在女性主义的审视下，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压迫性结构更清楚地揭示出来了，这也就为建立平等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了方向。 女性主义与生态批评能够有机融合，还在于它们在批评实践中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美国生态批评学者切瑞尔·格劳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依据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关于女性批评发展三阶段的研究模式，对生态批评与女性批评进行了对比研究：在第一阶段，女性批评考察妇女在经典文学中的再现，树立女性意识，从对女性意象(巫婆、妓女、老处女)的分析中揭露性定见，而生态批评考察自然在经典文学中的再现，树立生态意识，从对自然意象(伊甸、阿卡迪亚、处女地)的分析中揭露对自然的定见；在第二阶段，女性批评寻找妇女文学传统，重估女作家作品，研究女作家生平，而生态批评恢复自然写作传统，检视主流作家的生态意识，研究作家生活的环境条件；在重理论建设的第三阶段，女性批评主要考察文学话语内部的性别和性的象征结构，而生态批评主要考察物种的象征结构，质疑二元论。[9](p.34)通过对两种批评的分析比较，格劳特费尔蒂为其从自然和女性的双重视角来研究文学与自然、女性的关系，揭露文学领域内两种“压迫”的联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生态批评在女性主义和性别批评中发现了最强有力的支持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由此成为生态批评领域的一个重要类型。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载体，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为探讨生态问题开辟了新的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生态批评的深度发掘创造了条件。 生态女性主义把妇女的解放事业和保护大自然的生态运动结合起来，用新的视角分析和探讨女性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其宗旨在于揭示人类思想领域和社会结构中，统治妇女与统治自然之间的密切联系，把妇女追求平等和推翻一切压迫和剥削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妇女和社会发展、人类命运以及整个自然界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并进而对歧视女性、压迫女性和掠夺、征服自然的人类行为进行全面、深入的揭露和批判。女性主义批评的重点是向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挑战，质疑父权制文化建构的“真理”、“常规”，反思父权制中心文化长期以来给人们造成的病态思维，争取建立一个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的社会。女性批评与生态批评联手，从女性视角来进行生态批评，重点要把握它们对二元对立消解的一致性。从表面上看，生态批评的锋芒指向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是要解放自然，消除文明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女性主义则批判男权中心主义，是要解放女性，消解男女两性的二元对立。而实际上，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权中心主义都有着相同的思维方式——逻各斯中心主义，“它以某个终极的、固定的所指为一切经验、思想和表达的基础，这一终极所指可以以存在、本质、结构、实体、上帝、理性等不同的面目出现，但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层面上控制着主客二分的局面并以暴力和权威作保障。”[10](p.18)20世纪以来，尼采“上帝已死”的宣告和海德格尔对主客二分的颠覆，从根本上动摇了“逻各斯”的统治。而后现代话语继续以解构主义为旗帜，力图将“去中心”进行到底。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的结盟就顺理成章了。美国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家瓦伦(Karen J. Warren)具体考察了逻各斯中心分别在“人—自然”和“男—女”的语境中的推理过程：一方面，人类有改变其生活的境遇的能力，而植物没有，有此能力者在道德上高于无此能力者，所以人在道德上高于植物和石头；若X在道德上高于Y，则X统治Y就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因此人类使植物和石头屈从于己就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女性等同于自然，属于物质世界，男性等同于“人”，属精神世界，凡是等同于自然、属于物质世界的都比等同于“人”、属精神世界的要低等，因而女性比男性低等；若X比Y高等，则X有权统治Y，所以，男性有权统治女性。在沃伦看来，人类统治自然与男性统治女性在逻辑上具有同一性，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同一性，因此，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大自然所受到的压迫与妇女所受到压迫是联系在一起的，生态危机的解决也必将与妇女解放联系在一起。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策略，正是“把建构女性文化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尊重差异，倡导多样性，强调人与自然的联系和同一，解构男人/女人、文化/自然、精神/肉体、理智/情感等传统文化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确立非二元思维方式和非等级观念”[11](p.449)。从解构二元对立的目的出发，反对在父权制世界观和二元式思维方式统治下的对女性与自然界的压迫，倡导建立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关系，这也正是生态批评的核心要义。当然，生态女性批评不仅仅是简单地强调自然和妇女的联系，而是从历史、概念框架、认识论、伦理、政治、经验等角度，通过对这种联系的分析考察，指出对妇女的统治和对自然界的统治有着重要的联系。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借助生态学的哲学思想和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重新考察人类的文化体系，力图从三个方面着手来试图改变自己和生态环境的现实地位，一是从自然生态女性主义角度，探讨在男性主宰的文化系统中，男性如何压迫自然和妇女；二是从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关照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和人类自身在面对重重生态危机之下精神产生异化的问题；三是从社会生态女性主义的向度，对生态自然和妇女以及其他受男性压迫的一切生态群体进行考察，并挖掘出产生压迫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根基所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它突破了人际伦理的局限，将伦理的追问延伸到人与自然、整个生态系统的关系中。它把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的基础上，主张男性和女性在家庭、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地位平等，也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视为平等伙伴，而不是控制和统治的关系。它承认非人类存在物拥有与人平等的道德地位，反对各种社会统治形式，声援处于边缘的弱势群体。它力图通过各种途径试图推翻为男性所驱使的文化系统和社会，从而改写女性和自然被统治和剥削的历史命运。 根据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依尔(Lawrence Buell)的说法，生态女性批评可以涵盖的意义主要包括：“对将自然作为女性的父权式再现的批判、对女性在博物学史、科学研究自然写作上扮演的重要角色的修正式再发现。”“对所谓存在于女性与自然间(在生物学或精神上)神秘的亲和关系的复原。”[12](p.701)我们不妨作一个推断，生态女性批评不仅是生态批评和女性批评重要的盟友，而且是它们不可缺少的盟友。作为一种视界高度融合的新型批评方法，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不仅可以为长期以来的女性批评注入新的活力，而且还为新生的生态批评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批评空间，为生态批评的纵深掘进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1]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2][美]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M].吴国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3][美]R·卡逊.寂静的春天[M].吕瑞兰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 [4]Rosemary Radford Reuther，New Worman/New Worth[M]. NewY-ork： Seabury，1975. [5]沈国明，等.国外社会科学前沿(1997)[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6]龙娟.环境文学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7]韦清琦.走向一种绿色经典：新时期文学的生态学研究[D].北京语言大学2004年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4年9月网络版. [8]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9]韦清琦.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J].外国文学，2002，(3). [10]韦清琦.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J].外国文学动态，2003，(4). [11]陈厚诚，王宁，等.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12]Lawrence Buell，The Ecocritical Insurgency[M]，New L iterary His-tory，1999，(30). (湖南工业大学文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原载：《北方论丛》200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