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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界涌现出对中世纪文学重新发掘和评价的热潮，使得中世纪的文学作品焕发出新的瑰丽光彩。然而，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一段文学创作史，就会发现在维庸、乔叟、但丁等男性作家散发出璀璨夺目的写作之光之下，女性书写却是一片沉寂的荒原。萨福遗留的芦纸残片已然散落，铁幕重重的历史舞台上女性黯淡无声。整个中世纪留下文字的女性寥寥无几，而她们其中大部分还是以编译者的身份出现，以逃避历史规范严厉的稽查。在当代女性主义者不懈的追寻下，女性早期创作的零星片断终于得以浮出地表；于是，在层层帷幔之后我们听到了荒原上的第一声绝响：中世纪的女性宗教写作在女性主义的重新审度之下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她们中的最优秀者，诺维奇的朱莉安和玛格丽·坎普，更是以不朽的篇章和独特的叙事为我们提供了西方女性创作的最早范式。 一、神光之下的低语：隐修女朱莉安的双声写作 中世纪女性书写的大片空白无疑是由多重政治、宗教、文化和历史因素造成的。不少学者指出，由于大量中世纪作品署名混乱，女性的文学成就往往难以考证。[1](P. 129)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女性鲜有机会学习拉丁文，也使得女性言说的能力受到极大的限制。然而，造成女性创作荒芜的最直接原因却是权威神授的作者观和对女性创作的否定和仇视。女性写作被视为挑战宗教秩序的异端行为，因为在中世纪神学家看来，女性不仅生理和智力上逊于男性，而且容易受到魔鬼的迷惑从而犯下夏娃般不可饶恕的过错。女性本身便背负着原罪，是“邪恶之门”；女性担任教职和从事写作都是被教会所禁止的。在不可侵犯的教会权威和严厉的文化监督体制之下，任何女性要想获得言说的权利，都不得不“以倾斜的方式言说”，以隐秘、曲折、乃至迂回的笔触言说，佩戴着他性面具和宗教面具来言说。而中世纪神秘主义的兴起和女性隐修生活的逐渐普及，无疑为当时的女性提供了一个自语并倾听自己的契机。朱莉安正是借助自身隐修女的身份，写出了《神圣爱的启示》，借助当时民间掀起的圣母崇拜的热潮，宣扬“基督如母”的信念，重新修正在历史镜像中被歪曲的女性形象。 然而，尽管有隐修女的身份提供保护，尽管在中世纪中晚期教会为了激发民间的宗教热忱而对神秘主义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朱莉安的讲述仍面临着诸多禁忌，阻碍重重。隐修女的生活环境大多与世隔绝，自身生活经验的狭隘和孤独的生存状态使得隐修女本身的生命成了一种封闭的循环，不仅造成了她们创作题材的相对狭窄，也使得作品难以流传。在严厉的宗教和文化审查机制之下，隐修女还进一步沦为男性修道士自我表达的工具。通过对隐修女的生活作出种种规范、指导、检查和控制，男性修道士们获得的不只是道德上的优越感和自我满足，更成功实现了对女性话语的涂改和压制。例如，在当时流行的《女隐修士指南》中，就明确指出：隐修女所见的一切“神迹”都是魔鬼附身的幻像，任何相关的言论都会削弱上帝之爱；而男性修道士却有足够的理性和智力分辨这两者之间的区别。[2](P. 61)在《隐居之镜》和《生活的形式》中，隐修女不仅需要做到“自律”和缄默，还必须接受男性修道士的精神指引。[2](P. 61)至于已经被判定是异端言论的创作，隐修女们不具有任何申诉权；而判定隐修女们的写作是否属于异端的权利，却完全掌握在男性主教和神学家们的手中。在这种情形之下，写作并不是女性得以通向历史地表的一座桥梁；女性的话语要进入秩序，必须以经过删削、扭曲的形式出现：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父系文化驾驭女性的另一重精神狱墙。然而，正如克莉斯特娃指出的那样，女性在不得不借用男性口吻说话来进入体系的同时，还学会了在父系话语体系的空白和缝隙之处巧妙的使用隐秘的语言表现最个人化的信息。朱莉安的写作无疑体现了这一“双声叙事”的特点。 中世纪的女作者大多采用一种谦辞范式，用文本前附有的辩护性前言来消除对女性写作的敌意。[1](P.132)朱莉安在写作中就一再用卑微的语气称自已为“一个无知、脆弱的小女子……从未妄想私下得知任何和信仰相关的知识。”[3](P.15)但这并不代表朱莉安真正认同男性神学家们对隐修女权利的限制。在《神圣爱的启示》中，她大胆的提出了自己对隐修女所见“神迹”的见解。朱莉安认为自己所见的“显圣”是上帝的意旨，而其间所经历的恶魔之幻象是上帝给与的考验；由于自己始终心怀对上帝的忠诚和爱，才在上帝“爱的注视”中见到十字架的形象而使恶魔的幻象消失。自己的所见和遇到的考验都是上帝的安排，而自己最终通过了考验，坚持并升华了对上帝之爱；上帝因此授意朱莉安把她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和众教徒们分享。[4]通过假借上帝之口，朱莉安不仅有力的为自身的传教行为进行了辩解，从而获得了人身安全和言论自由；更重要的是，她借上帝的威权而达到了一种与上帝相似的权力之极，使自己可以打破隐修女绝对封闭的生活状态，把自身的话语传递给大众。 这种对自身封闭状态的突破不仅表现在朱莉安努力传教的行为上，更表现在她所怀有的平民意识上。在传教的过程中，朱莉安非常强调听众的“反应”。她认为听众的信任和理解并不是理所当然，而是需要引导、交流、鼓励和分享的。这种亲切、温和的传教方式，比起当时传教士们普遍冰冷、僵硬的强制信仰更容易让听众接受。同时，朱莉安还反复强调人作为上帝信徒的平等性，认为在爱的动因之下，任何人都可以获得与上帝对话的机会。这种宣扬爱是万物动因的新型神学思想在当时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而朱莉安简单直白的口语化写作方式和采用日常生活中常见之物进行比喻的写作手法，也脱离了当时晦涩难懂的官方传教模式，以清新、平实的风格打动了许多平民教徒。 朱莉安不仅在传教方式和语言风格上有所创新；在她的笔端，朱莉安还流露出难能可贵的女性意识。她多次提到“基督如母”这一观念，认为上帝作为完美的存在兼具两性的美德；在传统教义为上帝树立的威严形象之外，又为上帝增添了女性温柔、忍耐、宽容的特征。这样一来，她所宣扬的上帝“神迹”便包裹了一层温暖的人性色彩。当时盛行的圣母崇拜在朱莉安的笔端也有所表露；然而，玛丽亚在朱莉安的创作中不再仅仅是一个被抽去了血肉存在、永恒凝固在历史圣坛上的空洞所指，不再是一个代表所有“贞女”美德的标志性符号。她不仅仅指向诸如贞洁、柔顺、母性、牺牲这类的规定性话语，还被赋予了神学家们认为男性专有的优点：智慧。在《神圣爱的启示》中，朱莉安饱含热情的塑造了一位深具智慧和柔情的母亲；她仁爱、勇敢、坚定，在怀胎十月和分娩的痛苦中给世人带来希望；用最深切和温柔的爱抚养自己的儿子耶稣；了解世间的苦难和儿子的责任，并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迎接了儿子的死亡和重生。这一情感丰满的女性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苍白、歪曲的历史镜像之修正，也是女性对意识形态之魔镜中的自己进行的重塑。在这种重塑中，可以看到女性内在诉求和外环境两种视野的不停交迭和交战。在歌颂圣母的智慧和美德的同时，朱莉安也重复着男性威权的话语，认为父亲的智慧在于做出决定，而母亲的智慧在于为之服务。[5](P. 16)但这种重塑本身就是一种反思和反抗。在朱莉安“一文双声”的叙事策略之下，中世纪女性生存、思考和自我注视的痕迹在男性话语秩序中得以保存和流传。 二、女性内经验和外视角的分裂与重合：玛格丽·坎普之书 如果说朱莉安的写作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萌发和模糊流露；玛格丽·坎普则在父之名和父之法无处不在的秩序中发出了更为清晰的呼喊。和不食人间烟火的隐修女不同，玛格丽·坎普的一生充满了浓厚的世俗色彩；她的创作也因此能更加真实、全面的体现中世纪普通女性的生活。相对朱莉安而言，玛格丽·坎普要进行写作，面临着更为困难的处境。因为玛格丽·坎普有过婚姻生活，不具有童贞女的身份，她的宗教体验要受到教会和大众的社会是极其困难的。在《玛格丽·坎普之书》中，就有大量反复出现的情节细致的描绘了她所遭受的不解、责难、辱骂，甚至多次因为被认作女巫而面临遭受火刑的危险。不仅如此，由于玛格丽·坎普本身不识字，她的自传不得不由人代写；在这个过程中，自述者本身的意图和叙述都面临着流失和被删改的可能。事实也证明，在由教会审定和发行的《玛格丽·坎普之书》之中，讲述者本身和上帝之间大量生动的对话都被删除，只留下了一个干枯的记叙框架。直到该书的原来版本在众多学者的努力发掘下浮出水面，我们才得以窥见玛格丽·坎普真实、丰富的精神世界。 作为一个饱受非议的朝圣者和一个不识字的写作者，玛格丽·坎普非常清楚：要使自己讲述进入秩序，采用曲折巧妙的叙事策略是十分必要的。在《玛格丽·坎普之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作者的玛格丽和作为故事中心人物的玛格丽的分裂和重合。在叙述故事情节和框架的过程中，玛格丽采取了第三人称视角和客观的描述，对故事发生的环境、缘由做出清楚的交代。但是，一旦当情节发展到需要展现人物内心活动的时候，叙述立即转入第一人称，语言也变得充满感情色彩。玛格丽作为女性的内心世界、以及她和上帝之间的直接交流，都是用这种鲜活、生动的笔触细致的记载下来的。如同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玛格丽兼具讲述者和故事中心人物双重身份；她在记忆和讲述中重建了自身。[6](P. 171) 玛格丽的智慧不仅表现在她能自如在两种叙事视角中转换的技巧，还表现在她对威权的巧妙利用上。在受到责难和威胁时，玛格丽往往是用通过争取各地大主教的同情和认可的方式来保证自己身份的合法性。不仅如此，她还借上帝之名和丈夫谈判，并用经济利益的交换，以保持贞洁的名义拒绝了丈夫的欲望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玛格丽凭借对自身欲望的否定，完成了对男性欲望的否定和拒绝。然而，在《玛格丽·坎普之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玛格丽只是隐抑了自身的欲望，而并非欲望本身已经消亡——她曾明确的对自己感兴趣的另一位男性做出过大胆的性的邀请。尽管她的这一邀约受到了拒绝，我们所倾听到的压抑在文本之下、女性沉睡中骚动不安的自语，却体现了女性作为主体的情感经历，体现了女性在重重规范下真实的愿望表达。 结语 朱莉安和玛格丽·坎普的写作，无疑是发掘中世纪女性处境的宝贵文献；它们使得我们可以窥见神光之外的、属于女性的隐秘角落。她们所采用的“双声写作”叙事以及充满秘密符号和意象的文本，确立了女性创作的范式和传统。通过研究她们留下来的文字，我们得以触摸那一时代女性的思维方式、感情经验和作为个体的她们与体制之间的交锋与对话，从而为重建“她们的历史”(her story)做出新的注脚。 作者简介：彭佳，女，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代玮炜，男，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研究，翻译和跨文化研究。四川成都 610041 参考文献： [1]王睿.中世纪西欧女性写作与“双声”现象[J].外国文学研究， 2007， (2). [2] Kevin J. Magil.l Julian of Norwich ： Mystic or Visionary？[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3] Sandra M. Gilbert， Susan Gubar.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 [M]. New York： W. Norton& Company， 1985. [4] Julian of Norwich. Revelations of Divine Love[Z]. http： //www. cce.l org/ccel/julian/revelations. htm.l [5] Sandra M. Gilbert， Susan Gubar.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 [M]. New York： W. Norton& Company， 1985. [6] Sarah Salih. Versions of Virginity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M]. Cambridge： D. S. Brewer， 2001.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10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