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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概况的粗略描述 当我们提出“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个概念的时候，它的背后同时屹立着多重背景。它所携带的信息内涵十分丰富，我们犹如站在一座富矿的入口处，等着将一块块宝藏装进我们的背篓。作为一种新鲜而又充满活力的理论形态，它是如何生成的？它从何而来？又将往哪儿去？它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在整个中国文艺理论的现代转型中，是否也有着它那奋力而又骁勇的身影？ 就在我写作这篇札记的时候，我得知在中国腹地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刚刚获批了一个博士点，在它的四个专业方向中，就有一个是“女性文学研究”。这个专业方向的设置意味深长。它起码向我们透露了这么两个表层信息：首先，女性文学已经生长发育成一棵大树独立于文学之林，并为学术机构所承认，而学术机构作为知识权力与权威的表征，它的承认便意味着某种状态的结束和某种状态的开始——一种秩序和平衡的打破及重建；第二，女性文学研究由此而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成为文艺批评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开始真正地“浮出历史地表”。 当然，女性文学研究并不等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前者相对于后者来说，显得中性而温和，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六十年代末欧美兴起的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是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与实践中的一支充满活力与生机同时又是自强不息的生力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仅以文学文本和妇女文学为其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它重新审视西方文化传统的实践。女性文学批评强调写作的政治性，认真研究文学和批评的社会与文化语境，向传统文学史和美学概念提出挑战”[1]。这是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种十分简约的介绍，但我们已可由此获知它的话语背景及文化品格。如果说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文艺理论犹如一张巨大的网的话，那么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是这张大网中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结”，而且此结与彼结筋脉相连。美国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雷纳·韦勒克在分析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向时，十分明确地指出，“从广阔的远景来看，大部分的二十世纪文学批评显示出目的和方法上的令人惊异的相似，即使它们没有直接历史的与文化的联系”。这个判断同样适用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既是一种纵向的历史过程——它与西方近二百年来的女权运动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甚至可以认为是这一运动的精神结晶；它同时又是一种横向的理论过程——在解构男性中心的大旗下，集西方二十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流派，如精神分析学、符号学、新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方法为一体，尤其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显示出一种综合与扩展的趋势，开始从一种较为单纯的文学研究转向跨学科的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流派，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生与发展与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它们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展开一个问题的同时，有可能遮蔽了许多问题。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先天的革命性和政治性，使得它们一开始就毫无愧色地实行“拿来主义”，可谓“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家胸中块垒”。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创始人之一伊莱恩·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1941-)在她的名篇《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迄至最近，女权主义批评始终没有理论根基，在理论的风雨中它一向是个经验主义的孤儿”。缺乏独有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是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致命缺陷，然而这似乎又是它难以摆脱的宿命。 因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可以被视为西方种种理论流派的集合体或变体，在这些批评家的阐释文本中，处处可见各种时尚理论的影子。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伊莱恩·肖沃尔特在分析了女性主义批评的种种困境之后呼吁它“必须找到自己的题目，自己的体系，自己的理论，自己的声音”，不能“只靠着大师们的话语为生”。但这的确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途。在理论体系和话语已呈爆炸状态的今天，还有什么可能是“单纯的自己”呢？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来说，寻找立足点的努力仍在继续，但前面的曙光却极为渺茫。 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轨迹的简单勾勒，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生成和发育的过程中，吸吮的几乎是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同的乳汁，在理论资源、理论框架、话语形式上，采取的是一种横向移植的方式。可以说，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对西方各种理论流派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双重借鉴。 从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期，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向西方封闭了四十年的大门终于打开了。而这四十年里，正是西方各种文学、文化理论蓬勃发展并且发生不断转型的时期，对传统和固有秩序的批判和颠覆，作为一种基本的文化品格和思路，贯穿于各种理论流派之中，这固然是西方学术传统所使然，却在无意中暗合了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和理论渴求。一古脑的“拿来主义”在整个八十年代呈现出近乎疯狂的状态，在文学创作界，甚至有人惊呼，西方走了一百多年的路，我们仅用不到十年的工夫就差不多走完了。其实在理论界，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登上历史舞台的。从理论形态的生成来说，可以说它完全没有本土根基，它是更彻底意义上的“他人的酒杯”。 这么说，并非要否认八十年代以来西学东渐的成就。相反，正是这种大规模的移植和借鉴，打开了人们的学术视野，加快了中国文艺理论及批评的现代转型，并使其在尽可能的程度上参与全球性的文化对话，而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们积极参与这一充满建设性的文化过程，以她们的灵性和智性，借用他人的酒杯，不仅浇自家胸中块垒，还造出了一席席精美大菜。她们的理论成果，不仅令人惊喜，而且振聋发聩。 过程及现状的分析 1981年，朱虹的《当代法国小说序》、1983年《美国当代文学史·美国当代女性文学》，是中国自觉引进女性文学理论的开始； 1986年，被誉为“西方妇女解放《圣经》”的《第二性——女人》(西蒙·波伏娃著)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1988年，被认为是世界新女权运动的第二部重要著作《女性的奥秘》(贝蒂·弗里丹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西蒙·波伏娃、贝蒂·弗里丹分别是公认的西方第一代和第二代女权主义代表人物； 1988-1989年是中国引进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高峰期，这期间《上海文论》以专辑的形式推出了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并用“女性主义”替代“女权主义”。在中国文学理论界，女权主义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似乎只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即将“Feminism”由最初翻译成“女权主义”静悄悄地转换为“女性主义”，甚至可以互换着使用，而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中，这二者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是从外在权力的争取进入到文化建构的阶段，是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由反抗进入反思的结果。而最早明确使用“女性批评”这个词语的，则是可看成第三代女权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伊莱恩·肖沃尔特，她以“gyn-ocritics”作为不同于女权批评(feminist cri-tique)的另一种批评样式提出，就是注意到早期女权主义批评的局限性，在理论上寻找新的出路的企图； 1989年，第一本进入中国的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专著、玛丽·伊格尔顿主编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2年，第一本由中国学者(张京媛)主编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7年，由中国学者(李银河)主编的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上述著作的译介，成为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理论资源。而从八十年代初开始的浪潮般涌入中国的西方各种现代理论，更是被直接或间接借用的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操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学者，几乎都是女性。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西方情况相当。当我们研究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的历史发展轨迹时，这一点不应该被忽视。正是在人们习以为常的地方，往往掩盖着最严重的文化歧视和文化侵略，作为人类的“第二性”，作为人群中的弱势集团，即使在学术领域，也能时时感到知识与权力、中心与边缘、强势与弱势的矛盾与冲突，在这一点上，女性学者们的切肤之痛，与整个第三世界面对西方世界时的强权和霸权，感觉完全是一样的。因此，她们对现存秩序的颠覆和反抗，有着强烈的原发性，她们在擎着他人的酒杯时，一下就发现了杯中的酒应该浇向何处。在这里，我们可借用一位学者的话作为概括：“一种文化真正的否定和突变必需借助于另一种文化所提供的角度和思想。”[2] 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就是这样挥舞着借来的利剑上阵了，当然，她们面对的是本土的历史、本土的文化、本土的文学，在她们独具一格的阐释中，人们发现，原来我们如此熟悉的历史、文化、文学，还可以有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解读。这里所说的传统，同样可以理解为一种历史过程，它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对于当下来说，“当下之前”均可视为传统的一部分。 要研究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起码有两套丛书不可忽略：一套是1989年由李小江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妇女研究丛书”，一套是1995年由王绯、孙郁主编、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莱曼女性文化书系”，这两套丛书基本代表了中国女性文化研究的水平，而前一套丛书中孟悦、戴锦华合作的《浮出历史地表》，既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著作中的佼佼者，也可视为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开山之作。 在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浩荡的队伍中，还有以下专著值得关注： 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王绯的《睁着眼睛的梦》，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 刘思谦的《娜拉言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陈惠芬的《神话的窥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 尽管比起汗牛充栋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和批评专著来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声音显得十分微弱，它甚至还并未获得中国学术界的真正认可(它在学界的地位，完全不像它的异国姐妹那样，可以与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重要流派相提并论)，但是它对于中国文本的富于开拓性的解读，犹如给一间封闭的石屋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从屋外射进的光，照亮了被尘封、被遮蔽的文化和历史，它告诉我们，“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关系或男女权力平等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对历史的整体看法和所有解释。女性的群体经验也不单纯是对人类经验的补充和完善，相反，它倒是一种颠覆和重构，它将重新说明整个人类曾以什么方式生存并正在如何生存……女性的真理发露，揭示着那些潜抑在统治秩序深处的，被排斥在已有历史阐释之外的历史无意识。揭示着重大事件的线性系列下的无历史，发露着民族自我记忆的空白、边缘、缝隙、潜台词和自我欺瞒。它具有反神话的、颠覆已有意识形态大厦的潜能。”[3] 这是一段极为精彩和精辟的话。相对于传统文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全新的角度和方式。而仅从这短短的一段话中，从“颠覆”、“重构”、“历史无意识”、“民族自我记忆”、“边缘”、“秩序”等等话语的使用上，我们接收到的就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分析心理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等等西方二十世纪时尚理论的术语及方法，作者由此表现出的对西方理论的娴熟多少令人有点惊讶，给人的感觉却不是生吞活剥、囫囵吞枣，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就是“不隔”。为什么能迅速跨越中西方巨大的文化鸿沟取得相通？理论与方法的横向移植是否可以无需转换地应用于任何现象和问题？在西方理论的横向移植中，那种源于本土的特有的历史与文化的特殊性是否很容易就能被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所消解？这都是些令人兴奋的问题，也不是这篇文章所能回答得了的，暂且搁下。 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起步伊始，就显示出探究本土问题的强烈愿望，纵观上述专著，很容易就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点： 首先，切入问题的角度大同小异，都是从历史到现实。从语言、文字、神话、传说、女性写作等文本出发，力图勾勒出一条女性文化的历史轨迹。尽管各人选择的具体文体不尽相同，但得出的结论却惊人地一致。在描述女性文化被空置、被遮蔽这一点上，除不断挖掘出的实证材料之外，不大有新的理论发见。因此，这些专著更多地显示出一种经验描述的特征。相对于西方女性批评来说，其理论含量稀薄得多。但对历史与现实文本的梳理，却显得扎实和脉脉含情。注重经验的描述和体验，在学术方式上是很中国化的。 其次，理论资源上的惊人一致。仅以上述林丹娅、王绯的专著为例(这两部专著几乎是同时出版的，因此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借鉴的关系)，引用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书的地方就不下二十处之多，引用频率最高的是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苏珊·格巴的《“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一文，并以此作为基本的理论框架来解读中国文本，因此她们的著作结构也十分相似，尤其是“空白之页”、“处女膜之纸”、“阴茎之笔”等充满意象的术语频频出现，而“空白”、“话语权力”、“颠覆”、“边缘”、“中心”、“秩序”、“解构”、“菲勒斯(Phallus阳物、阴茎)中心”等更是作为关键词在著作中贯穿始终，“他人的酒杯”成为进入问题的指路明灯。 第三，困境及其寻找出路的企图是一致的。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们似乎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对西方理论生搬硬套的危险，因此她们强调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结构和背景，不同的社会历史进程，不同的妇女解放运动特点，但这种种的不同并没有引发出不同的结论。也就是说，在引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文本时，她们似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但同时也没有提出更新的问题，因此一种尴尬出现了：中国文本的特殊性几乎被完全消解在西方背景的普遍性中。在西方理论的秩序中被重新解读的中国文本，是否一定更接近于真理本身？谁是最后的仲裁者？这种追问容易陷入相对主义，但它的确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当然也包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必须面对的问题。 寻找出路的努力在同步进行。一处更为艰苦的理论跋涉已初见端倪。当西方的女性主义者们发现男/女二元对立的理论预设的致命局限之后，已经在理论策略上进行了重大修正，一种“双性文化”的理论设想被提出[4]，这一点已被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们敏锐地注意到了，“女性(包括全体人类)在设计未来的文化蓝图时既应摒弃男权传统的糟粕，又要力避矫枉过正——制造新的不平等和对立”，从而提出“建立一种不带偏见的文化的设想”，“取得一种男女和谐平衡的局面”[5]。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开始逐步走出草创阶段，从较为单纯的阅读批评进入对其使用的理论框架的质疑和反思，开始探讨女性主义在人类文化进程中的价值目标等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双性文化”与“和谐”的理论构想，也许会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资源中找到新的出路。 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整体格局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几乎可说是边缘的边缘，但是，它给我们提供的话题，却丰富无比，以此为视点，或可窥探到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和批评在东西方文化夹缝中摇晃着前进的身影？ 注释： [1]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见顾海燕《潜流与变异九十年代批评现象概析》，《南方文坛》1998年第3期。 [3]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4-5页。 [4]见D·L·卡莫迪《妇女与世界宗教》第七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见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 [作者简介]陈志红，评论家，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知识女性》、《自由的缪斯》等。 原载：《当代作家评》199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