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近代西方女权运动的产物，女性文学创作蓬勃发展的结果。在中国大陆，迟至20世纪80年代，这种批评理论才在译介西方现代文学流派的大潮中引进来。世纪之交，女性主义文学已成文坛和书市热点，女性主义批评也成为一门“显学”。赵树勤的《找寻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透视》就是这一领域最新的富有建设性的学术成果，标志研究者朝着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体系迈进了一大步。 在全球文化语境中，不同民族、国家、阶级的女性既因生理上的基本相同而在生命欲求、人生经验以至生存处境上都有许多共同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就是势所必至，在这方面落后了的中国人接受这种理论当然很有必要。而这种接受只能是鲁迅式的“拿来”，决不能教条主义地照搬。中国和西方的国情有本质的区别，在历史上，中国女性长期遭受男权伦理政治的压迫，而在现实中，中国却并未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在这种民族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中国女性文学，必然和西方女性文学有巨大的质的差异。赵树勤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民族的文化的差异，她在研究中切实立足本土，综合运用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文艺学、美学等多学科知识，包括利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等理论资源，对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历史演变、主题话语、语言特质、诗学建构、文体风貌诸方面作了清晰的梳理和深刻的阐释，初步建构起一套适应民族文化语境和女性文学现状的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话语体系。在《找寻夏娃》里，无论是著者本人还是她所评论的女作家，其思维、情感、行为和话语方式，都自觉地或自然地显露出不同于西方女权主义者的中国本色。这种把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努力，表现出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例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是世界现代文学也是中外女性主义文学的重要理论资源，但迄今无法进行严格的科学验证，历来人们对之毁誉参半，其本身确实也精芜并存。对这个颇为复杂的理论问题，赵树勤处理得极有分寸，既是现代的，也是民族的。她高度评价弗洛伊德心理学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中国女性主义作家在弗洛伊德学说启示下对梦、童年固结和变态心理等潜意识活动的具体描写，又明确指出：弗洛伊德主义本身是一种典型的男性中心话语，而女性主义作家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浓厚半趣和不断采用，“虽然是女性主义文学在颠覆男性中心话语方面所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策略，但确实也说明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在寻找与建构自我言说方式方面的尴尬与困惑。”这种“尴尬与困惑”也从作者反复交替使用“确实”与“可能”的言语方式得到证明。 由女权运动而生的西方女性主义和非女权运动而生的中国女性主义，最大的本质差异就在前者的政治性和后者的非政治性。中国女性主义一般都避开政治谈妇女问题，不越雷池一步，西方女性主义则把性别问题归结为关于人的本质的政治问题，1969年问世的美国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特的博士论文《性的政治》成为西方女权运动的经典著作和畅销书。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并非铁板一块，固定不变，不仅有发展阶段之分，更有不同民族国家之别。法国与英美就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距，“英美注重的是‘压迫’，而法国注重的是‘抑制’；英美希望提高认识，而法国探索潜意识；英美讨论权力，而法国讨论满足；英美以人道主义和经验主义作指导，而法国却建立和详尽阐发本文理论的论争。”[1]我觉得，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及批评虽然在理论上欣赏英美在政治、文化和文学领域强有力的革命的批评形式，而在实际操作中却比较接近法国关于女性创造力和本文生产的积极实践，创作上倾向于淡化政治欲求，突出反观自身。所谓“个人化”、“私人化”、“身体叙事”、“躯体写作”、“自叙传”、“自白式”等等说法大同小异的中国女性主义写作方式，都是挑战反映和改造社会的男权传统而以女性自身为描写对象的，“描写躯体”就是法国女权主义者埃莱娜·西苏向女作家发出的号召。赵树勤在扎扎实实的文本分析基础上概括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主题话语：性爱、死亡、逃离、爱欲、孕育、言说。这六大主题涵盖了当代中国纯女性的生命和欲望，解构了男权文化秩序，建构起女性话语体系。这种建设性的研究比某些单纯批判男权意识的论著更具学术价值。她同时又指出这种反观自身的书写方式存在的空间狭窄和语言重复的缺点，提醒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家注意，防止可能和正在陷入某种困境。 这种反观自身即自我观照的书写方式，本质上就是彻底摒弃男性视角的女性的自我审美，自我发现。女性审美视角正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融合为一，焕发出纯粹的女性美的光辉。赵树勤总结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一个巨大主题：女性的精神性别的发现。其中主要包含三层意蕴：对与大自然一般神秘、灵性、富有原始生命力的女性美的发现；对女性角色、女性生存境遇以及女性历史真相的发现；对女性身体经验和欲望的发现。审美视角也是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墓本特征。她研究的对象是优美的，她使用的语言也是优美的。评论者作为审美主体和被评论的审美客体彼此交融，共同创造出和谐一致的哲思之美，情思之美，文思之美。不用说写女性美好身体、心灵和生命的快乐，就连死亡，都写得这么富有诗意。然而，透过全书活泼多姿、美丽动人的语言表达，我们又分别感受到作者坚定不移的女性立场和反叛男性中心意识的决绝态度，外柔而内刚，刚柔相济，独具魅力。这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和批评的审美特色，而大有别于西方女权主义的著作，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割断与中国女性的传统美质的精神联系。赵树勤找寻到的夏娃是民族化了的夏娃，是美的化身。 同样，中国女性主文学和批评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割断与男性中心的传统话语的联系。把传统话语都认定为男权话语本来就不尽合理，事实上，男权话语中那些超性别的属于全人类的部分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统统颠覆的。作为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者和评判者，赵树勤比许多创作者有着更高文化层次的理性认知，她的审视超越了她们的局限和偏颇，达到更加自由而豁达的精神境界。这是理论批评对于文学创作的优长。李小江分析过“女性审美主体的两难处境”，赵树勤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所面临的困境，认为：一般性地反复叙写私人生活，有可能使女性写作重新沦为男权文化的俘虏；以躯体为归宿的写作，是没有真正摆脱作为对象而存在的弱势文化心态的阴影；过分的自我躯体崇拜，可能蕴藏着自我否定的危险倾向；无以摆脱的“父亲情结”，潜藏着深厚的集体无意识，暗示着女性生存困境的错综复杂以及走出困境的艰难。在“女性诗学的理论建构及其流变”一章中，她讨论了一个女性主义诗歌发展的二律背反课题：“女性意识是女性诗歌的存在的本体条件，但是女性诗歌也不能仅仅凭借‘女性’这一理由在文学史上占据地位，它还必需依靠与人类普泛精神、宇宙整体意识的沟通来达到一种世界意义的精神深度。所以，女性意识与人类意识、性别立场与世界观点的悖反以及这一悖反的消解融合，恰恰是当代中国女性诗学理论建构已经意识到了的、不可回避也无法穷尽的一个永恒话题。”这种逻辑上的二律背反的解决包含了深刻的辩证法。 关于知识经济时代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走向，赵树勤提出了“从女性写作走向‘双性和谐’写作的前瞻，这实际是对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的自我解构，指明了它的历史有限性。她展望未来：“双性和谐”作为一种写作理想，意味着一种更高境界的超越性别的角色认同，即两性精神和心理上的文化认同，双方在文化完善互补中共存，从而将人类生存的境界推向更完美和更高级的层次；女性写作可能跳出“性别”的局囿，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与男性话语的接轨，抵达“双性和谐”写作的理想境界。就这样，全书既证明又证伪，既建构又解构，使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既有整体上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又显示出非女权运动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1][英]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M].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361. [作者简介] 王福湘(1946—)，男，湖南长沙人，广东肇庆学院中文系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肇庆学院中文系，广东肇庆526061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