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权力”与尊重 在谈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立场时，我们将进入一个同现代主义立场相对抗的另一面，一个被指责为放弃了理智，丧失了主体意识和常识的思想领域。它拒绝承认男性权威，统一的主体性甚至平等(西蒙·波娃：“当女性在同男性谈平等的时候，她仍然是奴隶”)。后现代女性话语的出现“表明了以往那种女性主义(可接受的)和女性特质(不可接受的)之间的两极对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安吉拉·默克罗比语)。 后现代女性主义是伴随着现代女性主义的衰落而崛起的，因而与现代主义有着一定程度的继承关系。然而，现代主义在破坏了现实主义的原则后，还试图创造出另一个假想的中心，而后现代主义却存心要消除这个中心，破坏乃至摧毁现代主义精心建构的规律。所以，它一开始就以从内部向现代主义发难为其宗旨，在更大程度上拒斥现代主义的陈规陋习和行为原则。 现代女权主义是启蒙时代的产物。启蒙使人们摆脱了神秘主义和宗教教条的束缚，被认为是为自由、解放和平等话语的出现提供了空间，但在精神层面上更深地强化了对女性的专制，在现代主义看来是给女性带来理性和人道、平等和梦想的地方，后现代女性主义看到的却是野蛮和暴乱。理性、人道以至平等，就像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和革命的领导者(如伏尔泰、孟德鸠斯、卢梭等)普遍认为的理性原则不适用于女性一样，都是“属于支配地位的”启蒙概念，它在对一些人进行启蒙的同时又是对更多的其他人的管制。现代女性主义的实践在争取了男女平权后并没有给女性带来真正的解放，女性虽然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已取得了相当成就，但这个目标在今天似乎变得越来越使人怀疑。现代制度对女性进入现代话语的根源性的歧视，表明现代性已不再是一种解放的力量；相反，它是奴役、压迫和压抑的根源。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理性不能总结人类思维能力的全部，甚至不能代表人类思维能力中最好的部分，它更强调差异，更尊重女性的经验，并以此来揭开现代话语中用主体所掩饰的男权面纱。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把女性纳入到启蒙和现代社会思想的正统哲学框架之中的努力仍然很困难，它需要进行大量的精神操练”[1]；而在实质上，这种努力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似乎已经失败。现代主义“净化了”的男权话语，同生活中真实感性的女性话语是对立的，一但进入生活就会流落到另一个同样是男权的、专暴的话语之中，女性同样被丢进历史的坟场。“如果她们的目标是把现存秩序颠倒过来，那么即使可以做到，历史也将再次重复，回到阳物统治制度，到那时，女人的性、关于她们的想象以及她们语言，都将不复存在。”[2]在现代主义的社会中，女性的危险在于，她们为了实现平等的参与，但却“变成男人”。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探究的就是保护和支持关于“个体女性身份的现代性理念”的种种基础，认为这个基础实质上是男性化的。有些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甚至把现代性作为一个无用的结构予以抛弃，“即使有冒可能会因此而失去对女性运动的解释，失去诸如作为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这样的想法，也会因此而失去一种可以站在‘女性’立场上说话的代议政治”[3]。 后现代女性主义颠覆学术界旧有的疆域和规则，实质是为女性寻找新的立足点，一个新的话语空间，它出现的一个主要标志是一系列异质话语的汇合，对一系列具有明显差异(有时甚至是对立)的话语的尊重，从对现代主义中男权的批判，到女性自我的重新设置，表现了一种对过去曾在现代主义那里没有合法地位的女性主义的真正认同。这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看成是一种严肃的、有道德的、负责任的思想，一种严肃的对两性差异的共存意味的追寻。从某种意义上讲，后现代女性主义代表了一个女性空前自觉的时代。在后现代的地平线上，一个致力于民主争论的社会理论应该找到某种方式，质疑当初它打下的基础。打破那种建立在女性话语之上的男权话语，交出所欠的东西。 二、“平等”与差异 后现代主义对情感、欲望和性的强调使之成为一种新本质论的源头。性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关注的一个中心话题。它依据弗洛伊德的主体和意识并不重合的学说以及福柯的自我是话语的产物的理论对现代女性主义的理性平权思想进行了颠覆。把现代“结构”的理论概念转变成为“话语”。在后现代话语理论(话语就是一切，除此之外一切皆不存在。话语是一切权力的根源)的引领下，由现代性对平权的关注，转而关注女性自身在历史文献中的地位，致力于一场由男性话语向女性话语的转换。 女性主义开始只是一场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政治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现代社会里，女性除非超越了性别，否则根本没有她们的位置，没有说话的余地，女性必须忘记自己的性别才能被认真对待。现代主义变成一件紧身衣，它忘掉了正是平常男女丰富芜杂的人性提供了最为丰富的生命源泉。现代性被视为情感的丧失，异化，孤独，痛苦和疯狂，是一种相当男性的心态。后现代主义更能体现女性主义的使命——“让身体回到身体，让身体重享自身的肉体性，让身体栽植快感的内容，让身体从各种各样的依附中解脱出来”。[4]在人类的知识史里，性是我们被他人所知和我们知道他人的方式。性是占主导地位的权力话语。性的身体统治了其它层次的经验(如男性的性的身体千百年来对人类的统治)，然而“妇女性征的理论化一直是在男性参数内进行的”，“女性的欲望之存在仅仅是为了有朝一日获得男性器官的等同物”。“她的身体因此而被色性化和妓女化，在展览和羞怯之间进行双重运动，以激发‘主体’的本能”。“女人向来是男人的使用价值，是男人们之间的交换价值”，是货物。实际上，女性经验的多元性、差异性和丰富性远远超过了男性经验，但是前者在传统哲学话语中被边缘化了(参阅《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因此，女性对自身性的张扬也就成了西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中心话语。它对现代性‘元话语’的批判，展示了对一种不通约事物的宽容，使女性主义在现代性的难题面前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基础。并以此来寻找女性生命的本来感受，以女性的异质话语，一种超逻辑的、非理性的女性话语取代现代主义非人的逻辑——男权的话语。 正因为如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赞赏麦当娜那种完全以自己纯粹的身体为轴心构建自己的形象。她们认为，麦当娜“把一切都搅在一起——性，权力，色情，身体——然后拿到表面上来，……麦当娜把她的身体当成了性的焦点、女性自我的所有物，她的形象才会那么令人不安。因为麦当娜展示了太多的性，就算商品社会的机器已经充满了很多过分的性形象，而且是注定要惊世骇俗的，可是这个社会还是对她感到不适”[5](麦当娜以性和摇滚来展示自己的音乐天赋，而不是用传统和现代的看似张扬，实则羞羞答答的男权思想，“使少女们看到了女性的性感魅力是能够为她们自己所控制的，是能够按她们自己的兴趣去塑造的，她们的主体未必完全是由统治性的父权制所决定的”[6]。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这正是后现代女性出场的体现)。在被安吉拉·默克罗比看作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杂志的，创刊于1980年的《十七岁》里虽“讲到爱情、性和男孩，但是那种传统的、只能创造出具有病态依赖心理的女性人格的罗曼史，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7]。当代社会的女孩已不再喜欢“傻乎乎”的爱情故事，不喜欢被描述“为男孩发疯”。女性的定义已不再僵化，女性自我可以被不断重新建构。美丽动人已让位给了突出的个性。她们用不着放弃女性气质去实现男女平等，相反她们十分执着于对女性味道的追求。大胆、自信、性感的女性已越来越多的呈现在人们眼前——虽然她们的行为有时还是被男权观念所斥。 三、“气质”与天性 女性主义不是一种不变的纯理论体系，它自诞生以来一直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和政治实践。当中国的大多数女性还在为现代主义事业奋斗的时候，后现代又随着世界历史的飞速发展提前到来了。在当代中国的女性意识中，后现代(并非纯粹)观念已不鲜见，在许多中国当代女性的思想和行为中已有了今天能称之为后代性的东西。 当代中国后现代女性的批评家首先对当前同样打着后现代旗帜的男权意识——从“窥探、剥离以及不怀好意的男性目光”到“多妻制的无限缅怀和遐想”；从“渴望强奸——女性发自内心的向往？”到“女性‘本质’：女为男用”——进行了全面批判。指出，90年代的中国男性作家深受一种“无奈而颓唐”的大文化背景的制约，“用一种赤裸裸的文学话语暴力，肆意歪曲和践踏女性形象，纺织传统男权的神话，……借着禁欲主义这面旗帜，而重新回到男权统治的泥沼里，或者是回到商业社会中卖‘女’为生的境地之中”。[8] 女人是天生的，“女性气质”却不是天生的，是文化(男性中心文化)的产物。卜卫在《解读<女友>杂志的性别论述》一文中对商品文化中男权观念下的女性地位这样写道：“女性不再是完整的个体，作为个体的人，女性已经消失了，只是被切割的‘零件’，活在男性文化所主宰的审美活动中，显示了女性独立价值的进一步失落，如‘男性眼里的理想女性应具有的条件’中提出的理想女性身体各部位的标准：腿要‘修长的、丰满而健美’，手腕要‘纤细而柔软’，前胸要‘隆起’，肌肤要‘白色’和‘光滑’，此外，紧束的腰身、随风飘动的长发，以及行走时臀部的运动也是不可缺少。”[9]当女性用这种男性眼光中的女性形象来衡量自己时，几乎每个女性都会感到自卑，感到对男性的“歉疚”，于是去追求“男性标准”以得到男性认可，使女性将男性的要求渐渐内化为自己的要求，最终以“歉疚”的心理面对“有权力”挑剔的男性，形成一种性别不平等。 女性作为审美的主体，男性对女性容貌、身材的期待，形成了对女性的一种控制，实际上是男性的再现系统强加于女人们的一种角色、一种形象、一种价值。“男性为自己塑造了女性形象，女性便模仿这个形象塑造自己。”(尼采)在所谓“女人味”的面具下，女人失去了自我。其实，这副面具仍然是女性得不偿失的一种付出。女人成了男人们使用和交换的“产品”，她们的地位与商品无异，女人处于一种特定的受剥削的境地，除非她同意放弃自己的性的特定性，她的“身份”是按照与她格格不入的模型强加于她的。女性不能因为害怕失控而不敢去超越约定俗成的思想，在现代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女性所获得的东西大多数是虚假的，实际上是属于男性的，社会从来就没有把她们看做“主体”。因此，很多女性害怕因为接受了后现代性而失去她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的这种不安全感是多余的。这个世界“根子里是男人的”，是一个极不合理的世界。在最好的情况下，后现代主义可以让我们得以破除带我们来到毁灭边缘的幻想。 四、“历史”与虚无 在人类的历史中，女性是一个由漫长的男权历史所构成的一个特定的群体。戴锦华认为，男人作为一个相对的权力集团，作为一个权力集团的既得利益者，而女性则是作为一个被压迫的群体而存在的，长久被放逐在权力之外。在整个文化中，女性体验是没有被合法化的，它存在于一个“暴力的、不平等的”结构当中。女性主义的目的就是颠覆这个结构，反对霸权，反对整齐划一的作法，用一种新的，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男女平等观取代传统的男女平等观。 在对男权结构进行颠覆的运动中，女性主义文学走在了前列，90年代女性身体写作成为了一道独特景观，她们力图通过女人自己的目光，自己认识自己的躯体，并以新奇的目光重新发现和鉴赏自己的身体，找回女性丢失和被湮灭的自我，达到对男权中心话语的解构，这多少证实了当代女性遭受泯灭的性别得到了复苏。我们在女性作家颠覆和消解男权话语的背后看到了构建平等和谐的两性世界的希望。90年代女性作家的小说“以女性意识的身体主义写作，她们一反60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在窗帘后的身体抚慰、自我体认；冲出帘外，大胆裸露灵魂与肉体，在无底的棋盘狂欢，尖叫。一群末世的狂花，对当下世俗生活的极力涂抹，使她们消解了历史记忆的‘空场’。她们女性意识的写作，颠覆了男性权威话语和男性意识中规范的女性客观现象，她们的颠覆来更彻底”[10]。这些女性小说家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自身性的张扬，恰好显露出了她们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在她们看来，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广泛包容性以及对中心的颠覆、消除，为女性意识提供了出场的权利。 身体写作的出现是长期受压抑的环境造成的。在当代中国一些女性的眼里，过去的历史曾经是属于男性的，历史感因此与女性无缘，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女性都是依附在男性观念基础上的，她本能地排斥着曾经拒绝女人的“历史”；长久以来，人生从来不属于女性自己，所以“直到在解放的道路上仍然丢失自己，却依旧不知道“失在哪里”，[11]。女性已习惯于倾听社会的和男人的声音，在男人的声音中校正自己，在人身解放之后却仍然不能在精神上做自己的主人。“从女性的角度出发透视世界，世界显出它的千疮百孔，像是一个跛足的巨人，在它匆匆的文明进程中，不仅丢掉了女人，也丢掉了那些与女人一起被判定为卑微的人性和丰富多彩的人生。”(李小江)在当下多元文化语境下，女性为摆脱多年来男权话语的压抑，用女性意识、女性经验重构女性形象，以此来向男权挑战，反归自身有其一定的社会意义。但是，由此所表现出来的对“男性窥视”的“自觉迎合”，作品缺少对现实大题材的关注，批判精神的丧失以及在流行的方式上表现出来的商业操作，造成虚假繁荣，使女性文学重落男权文化陷阱的现象，是值得女性反思的。就她们思想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反秩序、反神圣、无所信仰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在进行先进文化建设的当下应予批判。 中国的后现代女性思想家已意识到：女人有权做自己身体的主人，但她必须同时承担起自己身体的人生的责任。李小江如是说： 性是重要的——但它并没有重要到可以涵盖整个人性。 性快感是重要的——但它并不能包容人世间所有的快乐。 性欲也是重要的——但它并不比生存的欲望、发展的欲望、安全的欲望、创造的欲望更加重要。 五、“主流”与边缘 中国女性的成长经历了从传统的男女有别(以男女不平等为前提)到现代的男女都一样(男女在法权上实现了平等)再到今天正进行着的后现代的男女有别(在男女平权的基础上)的道路。 现代女性运动使女人走上了自食其办的道路，但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这只是女性运动的一个起点。中国现代的女性解放运动在本质上仍是“男权运动”，“女性作为一个在‘五四’文化革命之后艰难地浮出历史地表的性别，却在她们终于和男人共同拥有辽阔的天空和伸延地平线之后，失落了其确认、表达或质疑自己性别的权利与可能。当她们作为解放的妇女而加入历史进程的同时，其作为一个性别的群体却再度悄然地失落于历史的视域之外。现实解放的到来，同时使女性之为话语及历史的主体的可能再度成为虚妄”。[12]如果说在传统中女性受压制是由性别的自然差异引起社会分工而导演的不平等造成的，那么“妇女解放运动”连这种自然差异都被否定了。中国女人经历半个世纪的努力，政治上已经站立起来，但是精神仍然依附于男性文化，人虽在主流中，精神却仍在飘泊，仍处在身首异地的边缘。 男女性别的差异是存在的，历史的基点让人(不论男人女人)生耐及从性别差异，服从由这种性别差异导致的“不平等”人生。在今天这个讲求多元的世界上，“差异”是特色，不再是“不平等”的基础，女性人生必须从正视自己和自己的性别开始，“如果女人不能拥有和控制自己的身体，就不能说她是自由的”(玛格利特·桑格)。 中国的女性主义运动是在西方女权的影响下出现的，但从一开始其主体就是男性(西方的女权运动主体是女性自己)，因此，中国的女性主义运动在主体上一直呈现出男性化的特征。在中国的女性运动中，几乎从来就没有产生过真正的由女性独立起草的女性解放纲领。男性按照自己的意志安排了一切，男性成了中国女性运动的倡导者和实际上的(本质上的)领导者。因此，在中国女性运动中的女性，不仅不会批判男性，而且在内心里还对男性充满了感激之情。也正因为如此，男性在中国女性的心目中始终是神圣的、崇高的，中国女性似乎很少用质疑的目光去注视男性，她盲目想念男性的一切。男性批判的淡化导致了解放价值尺度的偏离，女性把男性当作自己的楷模，以男性的尺度来衡量自身的存在，以男性的标准来衡量自身的解放。“男人能办到的，我们女人也能办到”，为广大女性所接受，并被奉为“女性解放宣言”的心理基础。中国女性就整体而言是缺乏主体意识的，她们从来都不是用自己的眼睛而是男性的眼睛来观察自己，所以，她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认识过自己。“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完成了对女性的精神性别的解放和肉体奴役消除的同时，将‘女性’变为一种子虚乌有。女性在挣脱了历史枷锁的同时，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性别，女性、女性的话语与女性自我陈述与探究，由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性别差异的消失，而成为非必要的与不可能的。应该也必须与妇女解放这一社会变革相伴生的、女性的文化革命被抹煞，或无限期的延宕了。”[13]现代女权运动很难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运动。因此，当代女性主义思潮由女性自身来发起，并成为这一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其努力的方向“并不是要去铲除与女性相关的文化，自觉汇入主流；相反，她得坚持自己的立场，阐释‘边缘’以重识‘主流’……改造传统的权力关系，颠覆文化羁权……”。其意义是深远的。 探讨女性主义是一个冒险的事业，在现代主义是如此(已被世界历史所证明)，而在后现代的旗帜下更是如此，好在今天的女性已有现代主义女性解放的成就。当代中国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意识就其主要倾向同当前其它的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那种同中国先进文化相背离的倾向不同，是一种较为积极的文化潮流。它更多的是意味着对女性生命的责任，一种对女性深刻的关怀。来自男权社会生活氛围的具体女性角色如母亲，已不再是理想人物，婚姻对于她们来说不是唯一的可以想象的存在方式，有相当的女性已不再认为婚姻是唯一能带给她们物质和感情上的安全保证。意志坚强，将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事业，其最高理想和目标是在男性主宰的世界实现自我的女性，也令许多女性无法接受。今天的女性更认同于伙伴性的关系，这种女性一是体现了生活设计的多元化，二是体现了“完全的我和完全的我们”的时代精神。在传统观念禁锢最深的知识女性中喊出了“性是重要的，性也是快乐的”，“21世纪我们做女人”的口号。在1998年奥美集团的一项女性问卷中，“有更大的自由一展抱负，成为成功的女性，却又不失女性本质”[15]，成为今天女性与日俱增的梦想，这是否预示了中国女性对男性权威话语的破除和颠覆的后现代意识觉悟时代的到来。 今天的世界比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更富于变化。今天的女性也比历史上的女性更加渴望自己生存方式的变革，将无限多的角色可能性完全简化为一个角色特征，在具有后现代观念的女性看来是一种侮辱，而不是一种承认。但是，在商品经济占着绝对优势的现代社会里，市场在销售物质商品的同时，也传递着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传递出男权意识对女性的不公和评价，其渗透力无所不在。据调查，我国商业电视广告中有约三分之一的性别歧视倾向[16]，折射出我国当代社会中男权意识形态依然势力强大，后现代女性主义追求的女性“独立”的路还很遥远。就当前中国女性运动的主流形态看，仍然属于现代主义范畴，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扩大，以及网络时代的到来，技术异化出现了加快的趋势，中国的女性运动也正面临着后现代的问题，因此，研究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女性主义的影响，对于当代健全人性话语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 注释： [1][2][4][7]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第12页、第94页、第209页。 [3][5]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页、第11页。 [6](美)罗伯特·C·艾伦编著：《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页。 [8][9][10]林凤主编：《中国女性文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第89页、第285页。 [11]李小江：《解读女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2][13][14]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主流与边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页、第160页、第2页。 [15]奥美集团：《沸腾的女人心》，《国际广告》1998年12月16日。 [16]陆敏：《对广告牌歧视女性形象的文化思考》，《国际广告》1998年12月9日。 [作者简介] 周璇，江苏盐城师范学院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