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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的文学研究比较关注经典形成过程中编集选本的评判功能和选录标准的问题。在这项研究中，我认为经典或经典性是在特定的文学文化环境中获得了广泛称誉的一系列作品或一批作家的历史性建构。①考虑到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一些有开创意义的研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主流文学传统中文类、体式和审美品位在经典文学作品形成中的发展历程的见解。詹姆士·罗伯特·海陶韦厄、康达维和余宝琳都把目光集中在被称为中国第一选集的《文选》的独特的经典性的某些方面。余宝琳关于诗歌选集的论文还细致地研究了诸如《诗经》、《楚辞》、唐代本朝诗选和对现代意义的唐宋诗词经典的形成贡献甚大的明代诗选。同时他们还展示了选集在定义文类、确定美学和文学规范、建立时代艺术风格的典范以及在历史语境不断变化的形成经典的主流传统中鼓励个性突出的诗人等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② 相对来说，明清女性诗歌创作的繁荣状态最近才重新被发现，孙康宜首先开发了女性诗选这片研究的处女地。她1992年关于明清女性诗选的开创性研究始于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古代社会晚期这样产生了如此之多的女性诗集”③。她引导我们把注意力投向一系列女性诗歌作品和包含了大量女性诗作的诗选，她论述的大部分内容当时还很少有人知道。孙康宜很谦虚地表示她过去对这一点的忽视是由于对标准选集亦即传统的、已经被建构的、经典的选集的不加质疑的依赖，在这些选集中，即使包含了女性诗作，也往往被贬低和边缘化以致与僧人、外国人甚或是鬼神的诗作并列。然而，这个遗漏在我们大多数人的研究中也普遍存在。④孙康宜列举的选集的编者有男性也有女性。在考察选编这些集子的动机的时候，她注意到男性和女性为女性诗作被选入所做的共同努力，尤其是男性学者在美学标准上对女性诗作的限定，后者在她看来正体现了他们使女性诗作经典化的努力。⑤现在，也就是十多年以后，当女性诗选更容易看到，我们能够更好地回顾这些事件，在一个更大的能够提供更多女性诗歌创作和阐释信息的文学文化框架中来审视它们。⑥ 中国古代晚期的这种在传统选诗框架中同时也是在更具包容性的文化背景框架中产生的女性诗歌结集现象表明了什么？这些具有性别特殊性的选集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它们真的起作用）?这些选集的出版暗示一种新的关于性别的文化阐释学在实践中的发展。在这项研究中，我尝试证明，尽管中国古代最后五百年中女性诗歌创作的比例呈增长趋势，或者正是因为这种不自然地增长，这股女性诗歌结集的趋势实际上阻碍了女性诗歌经典（或者如一些女性主义批评所说的一个“女性诗歌的传统”）的建构。与此同时，明清时期流行的对日常生活中女性诗歌实践的诠释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也起了相似的作用。⑦我认为中国晚明诗歌经典的缺失同古代社会晚期文化的普及使得诗歌在功能上日常化、私人化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古代晚期诗歌的日常生活化诠释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复杂问题。我要做的是研究与经典有关的女性文学作品结集实践的一系列作品，并在此基础上以考察诗歌创作的文化环境来拓宽思路，从而发掘研究“诗歌传统的衰落”这个问题的新视角。我将重点探讨1550-1560和1620-1630年间两次集中的女性作品选集出版事件在编排和评介两方面的异同：第一次是由复古思潮影响下的一批男性学者所选编的16世纪下半期的作品组成的；第二次的作品则由受新发动的势力强劲的反复古思潮影响的男性学者从17世纪前三十年间的作品中选编。我的兴趣在于研究这些选集所反映的女性写作在文化的大环境中被接受、阅读和理解的不同方式。 一、历代诗选：一个审视女性历史和诗歌的男性视角 女性诗作结集出版的一个高潮表现为几部选集在明朝中后期的嘉靖(1522-1566)和隆庆(1567-1572)年间的集中出现。在《历代妇女著作考》的总集部分的女性作品总目中，胡文楷举出了三十多种明代诗选，其中最早的四五部出版于1550-1590年之间，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这正是对现实的或潜在的女性作家和读者的学术与商业兴趣明显增强的时期。这是宋朝以后女性专门诗选的第一次大规模出版。⑧彤管、宫闱、女史、闺秀、名媛等女性色彩浓厚的词在诗选的名字中出现，与前代《妇人集》等平淡乏味的名字形成鲜明的对比。⑨ 差不多一百年之后也就是1652年，季娴(1614-1683)在她编订的女性诗选《闺秀集》的选编原则说明中回顾了明代中后期到清代早期女性诗歌创作增长情况的历史： 自景泰、正德以后，风雅一道浸遍闺阁，至万历而盛矣。天启、崇祯以来继起不绝。⑩ 这段话说明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早期正是女性开始从事诗歌创作的发端期。这种现象延续到16世纪中晚期，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时候迅速增长并且一直发展下去。这向我们展示了从事创作的贵族女性的人数达到顶峰期同女性诗选和其他作品选集出版在时间上的联系。我们不由得会思考这些选集的内容和这些既有可能出版作品也有可能成为这些作品的阅读者的女性作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然而，高彦颐已经指出，这种对女性诗作的兴趣既可能是由于作为文化消费和生产阶层的女性读者和作者的一个显著的激增，也可能是由于同时发生的出版业和晚明商品交换市场的萌芽和发展。她关于晚明出版业的发展同包括了女性读者与作者和一个不断扩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市民阶层的所谓“新的阅读群体”之间为相辅相成的关系的论述很有说服力。(11)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女性诗选并不一定能达到符合严肃的文学评价标准和经典性等艺术要求的高度，其中一些很可能就只是以赢得市场利润为目的的商业产品。 然而，选集必然暗含选取或排除的评判尺度，它们有一定的限度和边界（比如性别、时间段、文类等），而且它们必须在组编和排序上有一定的规则（如年代、诗体、德行或其他的分类，或者这些的综合）。这些选择标准能够告诉我们一本选集的性质和功能。比如现存明代最早出版的四部女性诗选就有许多明显的共同点。它们共同采纳的编排方法是按照年代顺序而不是通常所用的文类或体式。它们的范围显示为对从上古到清代（在之前谈到过的最早的选集中则为元代）的历代作品的收纳。大致来说，晚明还有许多清朝的男性选编者们倾向于采用完整收纳历代诗作的选本形式，他们的选集的名字常常以“古今”、“历朝”或“历代”开头。这种巨大的历代皆收的框架使得本朝亦即明代女性诗人入选的空间大大缩小。这些选集因为选入了汉代五言诗成型以前的女性诗作而变成一种散文和韵文作品的合体。虽然选诗的来源都没有说明——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定式，但是其他女性作品尤其是汉代以前的诸如典故、历史、小说和其他记人记事的笔记类作品都被排除在外。除了小说，这些作品中的大多数都被用作文学教材。这些被选入的女诗人有很多是神话传说、历史事件或是虚构小说中的著名人物，例如和周穆王（前956—前918）有诗歌酬唱的昆仑女神西王母、古代著名美女西施（前6世纪）、项羽（前232—前202）的妃子虞姬、与匈奴首领和亲的汉代宫女王昭君（前53-18）、元稹(779-831)《西厢记》中的人物崔莺莺等等，她们和班昭、谢道韫、李冶、鱼玄机、薛涛、李清照和朱淑真等女诗人一样成了诗歌作者。正像我们预计的那样，所选的诗人诗作往往相同。到了明代，令人惊讶的是选本中同样重复着这二十多个女诗人的作品。下面，我将列出对最早的四本选集的概述和比较： (1)张之象(1507-1587)《彤管新编》，出版于1554年。这本最早出版的选集选入了从周代到元代（没有明代）的分属于十二种韵文和散文体式的作品。魏学礼所作的序言说明张之象的选本是以残存的女性作品选集《彤管集》为基础的。(12) (2)田艺蘅（16世纪）《诗女史》，序言作于1557年。(13)田艺蘅是钱塘（杭州）人，而钱塘是当时繁华的文学和商业中心。作为一个饱学而行为放荡的才子，他常被比作同时代的多才多艺的学者和诗人杨慎(1488-1559)。(14)田艺蘅被认为是收集女性诗歌作品的重要先驱，他在这本选集的序言中表达了对男性和女性作者的道德水平和文学才能的平等看待。他还视重新发掘和评价长久以来被忽视和遗漏的女性诗作为己任，在众多等待被发现的好作品中努力寻找优秀的作品。(15)与经典形成这个话题相关，他的编选原则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自五帝至秦，以其邈远，故所必录，自汉至六朝，则事略而诗详，自唐至五代，则事详而诗略，若至宋元则诗教既微，乃能崛起，斯亦闺中之杰也。我朝作者故多，而传者不可备得。今偶录所见，余惟好事博览者成之，当为续史……妇女与士人不同，片言只字，皆所当记。其有名无诗者，亦得因事附见。(16) 田艺蘅主要以重振被忽略的女性诗歌创作为目的，因此他选诗并不以文学性为基本标准。他选入了上古时期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品。他提到的以传记和诗作为重点的编选原则在唐以前的部分中并没有体现出来，这从实际内容和目录中都可以看到。至于明代本朝诗选，他虽然也曾提及女性诗人的大量存在，却同时承认只是选入了他自己看到过的一些作品。他一共选入了26名明代女作家的作品，这个数目与元代相同，而唐代和宋代则分别多达85名和68名。与他声称选入了一些创作或可能创作过诗歌但作品已经佚失的女诗人的说法相符，这26个在目录（卷13和卷14）中列出的明代女诗人中有四位只有名字而没有诗作。明代中期女性诗作的缺乏说明当时的女性虽然从事创作但是只有很少的人将自己的作品结集，而付印出版的则更少。而且半数的女作家只用姓氏署名，有的更简单地署名为“江西女子”或“淮安名妓”。不管她们的作品被编入选集的次数如何之多，这些几乎是匿名的仅仅只有诗作留存的女性作者是不可能进入经典作家的行列的。田艺蘅的《诗女史》早于第二本诗选十年，它列举的明代女诗人名单很可能成为其他晚明女性诗歌选本的典范。它所选入的26人中有16人的名字出现在我在下面将要考察的选本之中。但是，对同样材料的反复选用也可能意味着16世纪下半叶的选编者们以相同的已出版流通的数量有限的女性诗选作为他们的编选来源。 由于支持女性写作，田艺蘅让他的女儿学习作诗就不奇怪了。田玉燕的诗作被选入两本具有开创性的由女性选编的女性诗歌选本中——沈宜修(1590-1635)的《伊人思》(1636)和王端淑(1621-1706)的《名媛诗纬》(1667)。(17)王端淑指出田玉燕的诗作当时非常出名，她曾出版个人诗集《玉树楼遗草》，王端淑曾致力于专门寻购这本诗集。(18)然而田艺蘅却没有将他女儿的诗作选入他的《诗女史》，在我考察的明后期和清前期选本中也没有其他父亲将女儿的诗作选入的例子。 (3)郦琥《彤管遗编（姑苏新刻）》，出版于1567年。(19)虽然书名说明该书印于姑苏（苏州），郦琥本人却是会稽（绍兴）人，而会稽也属于富裕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他的选本因为公开以道德为评判标准和他所运用的分类方法而特征明显。在序言中他写道： 学行并茂，置诸首选［前集］，文优于行，取次列后［后集］，学府行秽，续为一集［续集］，别以孽妾文妓终焉［别集］，先德行而后文艺也。(20) 在对“一般原则”的说明中郦琥表示，女作者在每一集中按上古到当代的年代顺序编排。他又强调社会等级不占优势，如果作品堕落颓废，即使是公主，也没有资格和品德高尚的平民女作者排在一起。按照这个逻辑，“孽妾文妓别为一集，然中有贤行者升附于前后集之末，以为后世修行者劝”(21)。 一方面，《彤管遗编》就像一本以女性为教育对象的教材；另一方面，郦琥不断地使用“君子”一词指涉他的选本的读者，这就暗示着男性也同样是他的教化对象：“君子读前集后集，可以观善而道心萌，读续集别集可以惩志而人心灭”(22)，“世次考核不精，人品贤否无征者，据己意参附，下仍书附字，以俟后之博览君子辨之也”(23)。那么这个选本看起来即使不是主要也是与女性同等地把男性阅读者作为教化对象。更重要的是，虽然总是这些明代女诗人被选入（这里是19名），但是在这个选本中，她们纯粹是被用来图解郦琥的道德分类标准的（19人在四集中的分布分别为4名、13名、1名和1名）。因为是按年代顺序来排的，所以被选上的明代女诗人都被排在每一集的最后。明代女诗人群体按道德高下之分在四集中的这种分布比例与整个选本的比例相符——只有少数女诗人被置于道德高尚或道德堕落的类别中，大多数人都被置于文学才能突出或“文优于行”的后集中。 (4)池上客《名媛玑囊》，出版于1595年。除了这本选集现有的作者笔名和书名以外，胡文楷没有提供更多信息。内阁文库中所藏的两个版本都始于神话中的西王母而终于23名明代女诗人，后者中只有4人不见于田艺蘅和郦琥的选本。(24) 由于这些选本也可能是以迎合市场需要为目的商业产品，它们应该被放在更大的文学潮流和明代选本发展史中来看。理查德·林恩和余宝琳都发现了高棅(1350-1423)的唐诗选本《唐诗品汇》既是一本诗歌教程，同时也是明人在元代的异族统治之后重新建立正统文学地位的努力的一部分。(25)在理查德·林恩看来，《唐诗品汇》在复古运动中扮演的即使不是核心也是十分重要的角色，它“是至迟从明中期开始到清代前期被广泛阅读并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它和严羽（12世纪）的《沧浪诗话》一起决定了对日后影响甚大的复古运动的基本宗旨”。(26)《唐诗品汇》不仅成为盛唐诗歌经典化进而成为后世效法的典范的过程中的一道重要工具，它新颖的编选形式也引起了一个编集选本的高潮，尤其是那些以教授诗法为目的的选本。据余宝琳所说，它是第一部同时包含有古体诗和今体诗的选本，也是第一部按诗体细分的诗选，因此在形式上十分特殊。(27) 《唐诗品汇》产生广泛影响的时代与女性诗选在16世纪最初出现的时间恰恰相合。理查德·林恩认为“高棅对复古运动的巨大影响很可能是从嘉靖(1522-1566)前期《唐诗品汇》付梓流通以后才开始的”。(28)这些选本的编集者是否同时也有意建立女性诗歌的正统亦即一个女性诗歌的经典传统？我在前面已经说明他们收入大量无名或几乎等于无名的诗作这种对收纳广度的喜好恰恰阻碍了经典的形成。然而，随着明代对传统文化成果的回溯和崇尚在出版业的发展中部分得到了实现，他们的编选工作也确实有可能使一小部分前代尤其是唐宋的女诗人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他们的不断重复选择是以一个比后代更加丰富的文献资源为来源的，很多文献后来都逐渐佚失不存，例如李清照的十二卷本诗文集当时仍存世。(29)也许正是这些选集使李冶、鱼玄机、薛涛、李清照和朱淑真被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誉为“不让须眉”的最著名的五位女诗人。(30) 这个时期的另一本选集不专选女性作品，但正因此而对于对比研究意义重大，即余宪（1538年进士）的《淑秀总集》，它是一个小规模的女性诗歌选集，收在他的大型明朝诗选《盛明百家诗》中，前面有他作于1571年的序。(31)退休在家的余宪选编了这部收有从明朝建国至当代的诗歌选本，预设的读者群当然主要是男性。余宪以当时著名而影响巨大的高棅的唐诗选本为参考，既是一种衬托，也是以之为编集断代诗选的范式，后者在他来说就是展示明代诗人的高于以往的成就。(32)然而四库全书的编纂者批评他在复古运动余波影响下对选择拟古作品的偏好。他们还指责余宪只知美誉而不致力于真正具有洞察力的批评实践。结果是，明早期的作家作品很少人选，而与他同时代的则被选入很多，其中甚至包括他的两个儿子。(33)但是，这种独特的指导思想虽然使男性诗人作品的编目面貌独特，在选编女性作品的时候却丝毫不起作用。《淑秀总集》由一卷女性诗选组成，置于前集的末尾，僧人作品之后。(34)余宪与前面讨论过的只选女性诗作的历代诗选的编选者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明代从事诗歌创作的女性很少。但是有趣而奇怪的是，他选入的女作家和她们的人数与上面考察过的同时代的其他诗选没有什么两样。 二、重心向当代转移：17世纪早期的女性诗选 第二次女性诗集编选高潮出现在万历(1573-1620)后期到17世纪20年代末，如蘧觉生《女骚》(1618)、郑文昂《古今名媛汇诗》(1620)、钟惺《名媛诗归》、赵世杰《古今女史》。(35)这些诗选属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文学思潮、诗歌理论和选本发展史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与它们有密切的联系。其中的两个趋势特别重要：首先是复古运动中反复古运动声音的发出和不断壮大使得由前代和当代的大家建立起来的主流文学思想复杂化，从而在复古运动内外开拓了个性主义文学思潮的批评和理论空间。(36)袁宏道(1568-1610)是性灵说的主要持论者和发言人，他的兄弟袁宗道(1560-1600)和袁中道(1570-1624)也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他的观点。袁宏道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反对拟古诗创作和复古主义者的理论和方法。袁氏兄弟因其在湖北的出生地而被称为“公安派”，他们和他们的支持者强调表达情感和个性，鼓励在写作中自然流露人的本性。(37)稍晚的以钟惺、谭元春(1585-1637)为代表的“竟陵派”也受袁宏道“性灵说”的影响，但钟惺也曾批评袁诗追求口语化所带来的肤浅和粗俗。在此基础上，他和谭元春提倡在“性灵说”和追求深邃和“典雅”的传统之间寻求一种较为理想的平衡。他们的理论徘徊在“性灵说”和复古主义之间。(38)钟惺作为一个诗人同时也是一派诗歌理论的创始人在当时获得了很高的声誉。1614年到1617年之间，钟惺和谭元春选编并出版了两部古代诗选，即《古诗归》和《唐诗归》。钟惺超越其他学者的极高声誉使一些书商和出版商在为大量类别各异的书的作者、编纂者或选编者署名的时候冒用他的名字。(39)他被署名为《名媛诗归》的选编者和修订者，于是《名媛诗归》便成为后世女性诗选的重要资料来源和编选典范，这个选本我在后面会继续论及。 其次，正如余宪1571年选编《盛明百家诗》已经显示的，16世纪晚期正是对同代或相近时代的诗人作品兴趣增长的时期。思想上的进步和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以及印刷和出版技术的发展都可以成为更全面、更广泛地把握当代的欲望的推动力。(40)比如最早的两部朝鲜作家诗集便是在这时出版的，二者都被冠以《朝鲜诗选》之名，分别由吴明济和蓝芳威选编，其中都选入了朝鲜女性的诗作。(41) 从内容和倾向来看，上面提到的四个女性诗歌选本对这两个趋势都有反映。我们可以发觉其中向强调个人表达的转向，而这一点不仅在日后成为女性诗歌创作的普遍标准和出发点，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不断推进选本包容性的动力，并一直延伸到现代： 若乃遡自西王母而下，搜索世代，亡虑数十辈，摘采情词，拔尤若干章，共裒一集，则仅见于此。稽其贞淫互记，仙俗杂陈，夷夏兼录，良贱并存。(42) 对自然表达情感和收纳女性诗作这两方面的兴趣促使编选者勇敢地迈出了摒弃传统道德顾虑的一步。蘧觉生完全平等的选编态度几乎是具有骑士精神的。（这种表现完全可以被作序者拿来作为煽情的商业广告以吸引好奇的读者）赵世杰在序言中早就说明了模范女性怎样通过传记和在男性编定的说教性诗选中出现而获得承认，同时他也让我们看到“没有一个女性仅以诗歌创作立名”(43)的事实。考察这本诗选所选女诗人与其他诗选的异同很有意义。赵时用以“这个选本将与所有经典名著一道永垂不朽”(44)宣称蘧觉生所做的努力将会享有持久的声誉，从中可以看到他看重的是编选者的名誉（或者还有利润的获取）而对通过编集选本建立女性诗歌的经典和传统没有兴趣。 从现存文献资料来看，17世纪早期的选本在女性诗歌的人选情况上有所变化，这一点甚至在前代女性作品的选录上也有所体现。选择往往基于选本包含的文类，不管它是散文韵文并录还是只取韵文。然而，他们的兴趣点更多地在于同代女诗人的作品同时也是他们一般来说选入最多的作品，而不是在16世纪下半期第一次女性诗选出版高潮中产生的女性诗歌作品，这暗示了女性诗歌创作实践的进一步发展。这四本诗选中可能也有朝鲜女性的诗歌作品。(45) 在郑文昂1620年编定的《古今名媛汇诗》中，有54名女性的诗作被选入，这个数目是之前平均数目的两倍。其中诸如陆卿子和徐媛等当代士绅女性是当时正在创作和出版作品的著名女诗人。比如陆卿子的《考槃集》1600年付梓，徐媛的《络纬吟》1613年付梓。(46)这些选本也第一次以完整署名的形式选入了一些有才华的名妓的作品（而不是像以前几乎是匿名地署名为“淮安名妓”），其中我们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比如薛素素、景翩翩等，她们属于受过良好教育的青楼女子，而她们浪漫的生活方式、不凡的文学才能和与文人学士的暧昧关系创造了一种也许只属于晚明的独特的文化现象。郑文昂也是最早在女性诗歌选集中大量选入晚明时期通过出版诗集在中国已经获得了很高声誉的朝鲜女诗人许景樊的作品的先驱之一。郑文昂的诗选的序作者之一正是1606年出使朝鲜并将得自许景樊哥哥处的她的诗集抄本带回中国付梓的外交使臣朱之藩。(47)郑文昂选本中的作品，尤其是就其选入许景樊的诗来看，似乎来自他通过各种渠道看到的女性作家的个人诗集。 和蘧觉生一样，郑文昂也反对将社会地位和道德品行作为选诗的标准。他以解释他的选本题名即“名媛汇诗”为开头说明他的编选原则： 集以汇称者谓汇集其诗也。但凭文辞之佳丽，不论德行之贞淫。稽之往古迄于昭代，凡宫闱闾巷，鬼怪神仙，女冠倡妓，婢妾之属，皆为平等。不定品格，不立高低，但以五七言古今体分为门类。因时代之后先为姓氏之次第。多者或至百十，则汰之不以□其靡也。少而只有一二亦存之，不以隐其人也。其间乡土各异，音语稍殊，或押韵有不叶者。然其全章大略可观，岂得以小瑕掩其纯璧。悉备采录，方见汇诗本意。(48) 值得一提的是郑文昂以高棅的《唐诗品汇》作为自己选诗的楷模。也就是说，他根据诗体将选入的诗分类，并且在每一章前列出诗人名字和他们的小传。然而，虽然关注点似乎集中于每一种体式的诗作所达到的成就，在这一点上高棅已经规定了一套关于时代风格和代表诗人的复杂标准，但是郑文昂坚持只要是诗，不论作者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应该平等看待。因此，他在每一个诗体中都按朝代顺序收入了多位女性的诗作。虽然处在诗选越来越多地选入当代女诗人作品的发展趋势中，郑文昂却只选入少数当代女诗人如陆卿子(20)、徐媛(19)和王微(3)的作品，这令人不解，尤其是对比于他同时选入了许景樊的大量诗作(41)这一点来看，我怀疑他在能通过他的朋友朱之藩看到许景樊的完整诗集的同时却不得不从其他女性诗歌选本中选取当代女诗人的作品，这不能不说具有讽刺性。 《名媛诗归》的影响力无疑是基于钟惺在文学界的名气和声誉。尽管从清初开始就有人怀疑钟惺作为《名媛诗归》编定者的真实性，这部三十六卷本的大型诗选在明末清初确实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光因为它是此前女性诗选的一个总汇同时也是女性诗作的一个极为丰富的来源，而且在于钟惺所规定的一套如何看待和阅读女性诗选的理论框架。(49)在序言中，他强烈反对男性诗歌创作实践中的复古主义而提倡女性在诗歌创作中流露自然本性： 今之为诗者，未就蛮笺，先言法律，且曰某人学某格，某书习某派……若夫古今名媛，则发乎情，根乎性，未尝拟作，亦不知派，无南皮西昆，而自流其悲雅者也。(50) 正像孙康宜指出的那样，钟惺赋予女性诗歌“清”的品格，而“清”在他看来正是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51)因为这种观点，他将女性诗歌理想化了：因为女性没有被男性世界的政治或文学上的世俗思想污染，她们的纯洁性使她们能够创作出最自然的诗歌。按照他在《古诗归》和《唐诗归》中的做法，钟惺在许多诗作的后面都附有短小的评论，插在诗句之间或置于整首诗之后。(52) 这个选本按朝代和诗人的先后顺序来编排，在诗人小传后不分体式地排列诗人的作品。尽管编选者尚存在争议，《名媛诗归》仍然是晚明最重要的诗选，原因有下面几个方面。首先，它在选取晚明当代女诗人的广度（包括诗人和作品的数量）上是不可超越的。所有36卷中有三分之一（卷25—卷36）是明代女性的诗作，一共110人，其中有同代的6名朝鲜女诗人。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可以看出诗选并没有因为道德品行、社会阶层或种族差别而排拒某些女诗人或将她们按等级划分。例如，许景樊的41组（68首）诗占据了整整一卷（卷29），其他5位朝鲜女诗人则与中国女诗人在下一卷（卷30）中混排在一起。其次，它也是一些晚明女诗人作品唯一能够被找到的地方，比如王娇鸾的自传体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它叙述的是王娇鸾与她的情人私奔最终被抛弃的故事，她把这首诗送给他的情人以后就自杀了。(53)选本中插在诗句之间的评论表现出对王娇鸾爱情悲剧的同情，最后一句评论说道：“她的巨大悲伤和怨恨使她不由自主写下动人的诗句。”(54)这也许反映了晚明对“情”及其强大力量的崇尚，所以王娇鸾自杀以后，她的诗所产生的影响力还使她不忠的情人被拘捕并得到了应有的惩罚。(55) 对于另一些个人诗集今已不存的著名贵族女诗人，比如王凤娴和她的两个女儿，《名媛诗归》成了能看到她们的作品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选本。许景樊诗的入选也可以视为一个标志，因此许多明代诗选都把它作为传记资料和选诗来源。(56)《名媛诗归》的最后一卷选了名妓王微(1600-1647)的88篇诗作。(57)王微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年轻名妓而与钟惺和谭元春以及他们的支持者来往密切，她的作品中有很多即席之作如即景诗、联句诗、离别诗等，其中分别有一首和七首是写给钟惺和谭元春的。从中可以看出王微与年龄小于钟惺的谭元春的亲密友情。也许谭元春在促使王微（和其他女性）的诗作入选上起了某种作用？就算《名媛诗归》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刻印于钟惺已故的1624年，考虑到钟惺和谭元春的联盟关系，他们二人尤其是较为年轻的谭元春很可能在《名媛诗归》的编定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三、结论 精于考据的《四库全书》的编者指出上面提到的这些诗选中有不少存在大量的归名和引据错误，很可能当时的书铺和书坊为迎合大众口味以获取更高的利润而在署名编定者时作伪。(58)他们在评论中多次指出明人有喜欢编集女性作品的风气。比如在评论郑文昂的《名媛诗归》时他们就曾指出：“闺秀著作，明人喜为编辑。然大抵辗转剿袭，体例略同。此书较《名媛诗归》等书，不过增入杂文，其余皆互相出入，伪谬亦复相沿。”(59)明代学者常常被擅长文献考据的清代学者诟病。但是即使是从对晚明现存女性诗选的一个初步研究中也能看出晚明文化的复杂性。至少编集女性诗选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反映了在不同的社会、商业和文化力量的作用下具有多面性的晚明社会的不同侧面。 除了商业兴趣以外，男性和女性选编者保存女性诗作的使命感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他们感到女性诗作因为历史上长久被忽略而显得更有被重视的迫切需要。女性文学创作也被视为历史和当代文化成就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中国文化影响力远及边地和社会各阶层乃至朝鲜的一个标志。 然而，选编女性作品的目的似乎始终与建立一种女性诗歌的传统无关。正像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的，他们选诗时出于保存从过去到现在一直被忽视的作品的目的而显示出的广泛性与经典形成的方向背道而驰。有些选本以说教为目的，只重德行或重德才兼备。有些选本则在美学立场上过于理想化女性诗作，而不致力于建立一种品鉴个体女性诗作或具体比较女性诗作与男性诗作的一般标准，而这种标准的建立正是经典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晚明也是女性作家开始通过参与文学创作发出她们的声音的时代，一些女性还开始从事女性诗歌编集的工作。她们的选本一致体现出的较小的覆盖面和短小的时代框架无法与男性选本相比，也正是因为相同的原因，女性选诗活动同样成为阻碍经典产生的一个因素。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即她们视选诗为创造一种互相支持的女性公共空间的努力。她们的历史作用可以独立成为一项课题专门研究的对象。(60)  收稿日期：2009-10-02 注释： ①参看Wendell Harris "Canonicity"（PMLA（《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106.1,1991）:110-121。 ②参看James R.Hightower "The Wen Hsuan and Genre Theo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亚洲研究》）18(1957):512-533; David R. Knechtges对他的翻译作品的介绍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Vol.1,pp.1-52; Pauline Yu（余宝琳）"Poems in Their Place: Collections and Canons i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0.1, 1990:163-196和"Canon Formation in Later Imperial China" in Theodore Huters（胡志德），R. Bin Wong（王国斌）and Pauline Yu eds, Culture and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Conventions, Accommodations, and Critiques(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p.83-104. ③见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5.2, 1992:119-160.又见修订重印于Ellen Widmer和Kang-I Sun Chang ed,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147-170.我引用的是1997年的版本。 ④Ellen Widmer是一个例外，他在同一本书中及其后的研究中关注了由女诗人王端淑编定的收纳极广、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女性诗选《名媛诗纬》，参见“Ming Lovalism and the Woman's Voice in Fiction After Honglou meng”in Ellen Widmer和Kang-I Sun Chang ed,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366-396. ⑤参见她的另一篇文章“Gender and Canonicity: Ming-Oing Women Poets in the Eyes of the Male Literati”Hsiang Lectures on Chinese Poetry Vol.1,2001:1-18. ⑥虽然Kang-I Sun Chang1997年发表了她的进一步研究成果，但是很多藏于日本、台湾或中国大陆的现存稀有选本当时大多数学者还无法看到。从那以后，这些文献逐渐比较容易看到了，一是由于学者们互相分享它们的复印本，一是由于近年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1997)、《四库禁毁书丛刊》(2000)、《四库未收书辑刊》(2000)、《续修四库全书》(1995)的重新影印出版。 ⑦因为如果要考虑对女性文学才能评价的适度性、功能性和目的性，就要把女性创作放在时代的特定空间中来看，所以女性创作增长和女性作品结集这两个进程往往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这种基于不同文化情感的相反视角几乎是无法调和的。关于女性文学才能的辩论，请参看Kang-i Sun Chang "Ming-Qing Women Poets and the Notions of‘Talent’and‘Morality’"in Culture and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Conventions, Accommodations, and Critiques, ed.Theodore Huters et al.(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36-258. ⑧胡文楷在总目中列举了宋代的两种诗选而未举元代的，参看《历代妇女著作考》第876页。关于明代三十种选本，请参看该书第876-894页和相关章节。许多选本未注明年代，现已不存的选本则更多。 ⑨唐代诗选的选编者选用了更具想象力的名字，其中一本女性诗选名为《瑶池新咏》，明显用到自汉至唐都十分流行的西王母传说的典故，她曾和周穆王在瑶池边上作诗酬唱。这本诗选的残稿保存在敦煌残卷中，参见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672-685页。我要感谢斯蒂芬·欧文教授提醒我注意这本书。 ⑩《闺秀集》“闺秀集选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414:331。关于季娴，请参看我对她写的自传体散文的介绍，见Susan Mann和Yu-yin Cheng eds, Under Confucian Eves: Writings on Gender in Chinese Histo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pp.135-48. (11)Tr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pp.59-65.我同意她将女性诗集视为商业产品的观点。 (12)张之象为松江（上海）人。他曾经出版过几本诗集，参见《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台北：台湾中央图书馆，1965年，第515页和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878页。我还没有看到过这本诗选。 (13)重印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齐鲁书社，1997年，第321册，第686-796页。 (14)参看《明人传记资料索引》第108页。在田汝成（田艺蘅父）的传记中有关于田艺蘅放浪性格和诗歌天赋的描述，见《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24，第7372页。田艺蘅1563年编辑出版了他父亲的诗集《田叔禾小集》（哈佛大学有复印本）。关于杨慎的传记和作品，参看William H. Nienhauser Jr.,ed., The lndiana Como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pp.913-15。 (15)参看Kang-i Sun Chang和Haun Saussy（苏源熙）eds.,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733-36的传记资料和张隆溪翻译的序，引文见第735页。翻译这篇序言的底本是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中的删节本，见第876-877页。没有删节的原本为1557年的版本，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第321册，第686-687页。 (16)原论文中的英译为张隆溪所译，出自Chang and Saussy eds.,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见注16）pp.735－736.原文出自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876-877页。完整的选本重印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济南：齐鲁书社，1997，第321册，第686-796页。未删节的原本为1557年的版本。 (17)关于她的诗，参见《伊人思》，见于叶绍袁所编《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卷1，第543-546页；《名媛诗归》卷4，第17-18页；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93页。王端淑选本中她的7首诗都是写给家人的，包括一首给田艺蘅，一首给小名“娇飞”的妹妹。 (18)书名显示这是一本出版于诗人死后的诗集。见王端淑《名媛诗纬》卷4，第17页. (19)重印于《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80册，第399-431页。又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878-880页。 (20)《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80册，第400页；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879页。 (21)《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80册，第401页；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879页。 (22)《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80册，第400页；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879页。 (23)《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80册，第401页；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880页。 (24)参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892页；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p.60表2。我要感谢Joseph P.McDermott帮忙查找并对比内阁文库中的两个版本，二者的序都作于1595年。四个新选入的女作家分别是甄氏、李玉英、豫章妇和王氏。她们的作品在下面谈到的17世纪的选本中都被选入。 (25)我对《唐诗品汇》的引述受Pauline Yu和Richard Lynn的启发很大，包括《唐诗品汇》教授诗法和经典化的倾向以及它的结构和编排特点，参见Pauline Yu “Canon Formation in Later Imperial China”（见注3）p.89-91. (26)Richard Lynn "Gao Bing's Tangshipinhui and the Concept of High Tang"（该文于2001年29-30日在香港大学举办的“李白、杜甫与盛唐文化”讨论会上首次发表）p.1. (27)"Canon Form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见注3）pp.89-90. (28)"Gao Bing's Tangshipinhui and the Concept of High Tang"（见注27）p.12. (29)学者们一般认为李清照的诗文集和词选在明清易代之际随私人藏书散佚和书籍被禁毁而湮灭。参见王仲闻《李清照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92和359页。 (30)参见Maureen Robertson "Voicing the Feminine: Constructions of the Gendered Subject in Lyric Poetry by Women of Medieval and Late Imperial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 13.1,1992):64. (31)全本《盛明百家诗》重印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4-308册。《淑秀总集》在“前集”之末，卷306，第663-669页。 (32)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总序”，第304册，第399-400页。 (33)引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末篇，第308册，第811页。注意与田艺蘅的对比，他没有将自己女儿的诗作选入《诗女史》。 (34)17名明代女性的诗选放在《盛明百家诗》“前集”的最后，另外四名被置于“后集”中，总共21人。又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880-881页。 (35)四个选本的序言在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中都做了修改，见第884-885,881-882,883-884,888-889页。《女骚》、《名媛诗归》和《古今女史》的序言译文见Chang and Saussy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见注16）pp.746-47,739-41,748-50.我只看到影印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83册、第1302页的郑文昂《古今名媛汇诗》和卷339、第1-421页的钟惺《名媛诗归》。 (36)关于复古运动的简单介绍，参见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九龙：学林有限公司，1979年，第25章第3节《拟古主义的极盛》。 (37)关于袁氏兄弟的理论，参见Chou Chih-ping（周质平）Yuan Hung-tao and the Kung-an School(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又见Jonathan Chaves "The Panoply of Images: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Literary Theory of the Kung-an School"，见于Susan Bush and Christian Murck eds, Theories of the Arts in China pp.341-364.正像Chou Chih-ping和其他人已经指出的那样，复古主义思潮的内部也有一股主张个性主义的势力。与简单的一元论的文学史论述不同，各种文学观点和立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各派不断发展他们的观点、改变他们关注的方向。 (38)在对谭元春的介绍中，Hong Mingshui指出他和钟惺在1610年左右都曾是“公安派”的成员。Hong同时提到了对谭元春的诗歌创作的批评往往集中在深邃而不是晦涩和难解上，看来钟惺和谭元春并没有将他们的理论付诸实践。见William H.Nienhauser ed.,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印地安那中国传统文学手册》）p.750. (39)参考Hong Mingshui对钟惺的介绍，见William H.Nienhauser ed.,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p.369-370. (40)这个论点的确立还需要更多有关明代本朝诗选的研究。 (41)见朴现圭《明末清初文献所錄朝鲜许兰雪轩作品之实况》，张宏生《明清文学与性别》，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第424-427页。吴明济的选本可能是明代女性诗歌选集收入的几个朝鲜女性诗人诗作的资料来源。 (42)Dorothy Ko翻译，见Chang and Saussy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见注16）p.747.原文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885页。 (43)同上。 (44)同上。 (45)赵时用在《女骚》的序言中宣称其选入了“夷夏各类女子的作品”，见Chang and Saussy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见注16）p.747. (46)关于这两位女诗人的传记资料以及她们作品的译文，见Chang and Saussy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见注16）pp.239-226.和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169-172,142-144页。陆卿子的诗选以《诗经》第56首诗名即“考槃”为名，意为歌颂隐居生活。 (47)见Pak Hyǒngyu"Mingmo Qingchu"p.427-428.又见Young Kwon "The Textual and Imaginary World of HǒKyǒngbǒn" M.A. thesis, McGill University, 2003. (48)郑文昂《古今名媛汇诗》“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383册，第10页。 (49)参见《四库全书》的编者质疑钟惺作为编定者的评论，引文出自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884页。将《名媛诗归》的出版时间定于1625年以前的证据在于其中薄少君悼念死于1624年（钟惺也死于这一年）的亡夫的“悼亡”组诗（卷34）。也正是这组诗引发了对钟惺作为编定者的真实性和《名媛诗归》出版时间的怀疑。见Shuen-fu Lin（孙福林）对这个问题的论述，Chang and Saussy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见注16）pp.218-219, and 835-836,n.2and3. (50)张隆溪译，见Chang and Saussy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p.739.又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883页。 (51)Chang "Gender and Canonicity"（见注6）pp.5-8. (52)蔡瑜曾细致地探讨了钟惺的这些评论的评价倾向及与其注重感性、自然和灵感和女性诗作的最高理想即“清”的诗学理论体系的关系。然而，蔡瑜的分析并没有超越钟惺对女性诗作的非历史性的、理想化的评价视角。参见罗久蓉、吕妙芬《试论〈名媛诗归〉的选评观》，见于《无声之声(III)：近代中国妇女与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第1-48页。虽然不能断定钟惺就是《名媛诗归》的编订者，蔡瑜指出这个选本的批评观点与钟惺在其他著作和选集中的观点是相符的。 (53)《名媛诗归》，第27页，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339册，第311-313页。这首诗的译文见Chang and Saussy eds,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见注16）pp.188-194. (54)《名媛诗归》27，第13-17页。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339册，第313页。 (55)参见《名媛诗归》27，第13页的传记资料。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339册，第311页。 (56)见Pak Hyǒngyu "Mingmo Qingchu" p.433. (57)关于王微，参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88-90页。又见Chang and Saussy eds,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见注16）pp.320-328. (58)引自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参考其他相关著作，如田艺蘅《诗女史》第877-878页，张之象《彤管新编》第878页，佚名《吟堂博笑集》第878页，郑文昂《古今名媛汇诗》第882-883页。 (59)引自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882页。 (60)参见我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审稿待版的Herself an Author: Gender, Writing, and Agency in Late Imoerial China一书中的“Gender and Reading: Form, Rhetoric, and Community in Women's Poetic Criticism”一章。 原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