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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创作者以群体形象出现于历史舞台，大概开始于晚明时期。其后又经过二百余年的漫长岁月，直到19世纪中叶，当以男性为主导的中国古典文学步入垂暮之境时，女性创作群体才终于发展成为具有较大规模、在文坛上产生一定影响的一支创作力量，为传统文学增添了几分活力，堪称中国古典文学的后劲。但是，由于当时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女性创作群体的分布也极不均衡，对当时的女性创作乃至现当代的女性创作群体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女性创作群体的分布情况，可以从全国的宏观范围、州府的中观范围和家族的微观范围三个视角进行分析。 一、全国宏观分布特征 从全国范围看，一是南方人数明显多于北方，二是无论南方还是北方都有人数比较集中的省份。 明清时期女作家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胡文楷先生的《历代妇女著作考》一书收录历代女作家最为丰富。该书共收录明清女作家3885人，其中南方多达3405人，约占总数的87.64%，而北方仅有340人，约占总数的8.75%，此外，还有籍贯未详者及朝鲜籍有95人，约占总数的2.45%。南方女作家在人数上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从整个历史来看，在唐朝以前，北方的女作家在人数上占据优势，而从唐朝开始南方所占比重迅速上升，至宋代一跃而起超过北方，其后南方人数优势一直呈扩大趋势:  从省份上看，人数最多的是江苏，有1407人;其次是浙江，有1054人，仅这两省的女作家人数就达2461人，占据全国总数的63.35%，远远超过其他各省的总和。以下依次是安徽262人，湖南177人，福建174人，广东101人。北方以河北为最多，有99人，山东次之，有86人:  经济是文化的基础。女作家在明清时期大量集中在南方地区，和南方的经济开发有密切关系。 我国大体以秦岭、淮河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从发展趋势上是北方渐趋衰落，而南方迅速兴盛。 自秦汉以来，北方地区屡屡发生大规模的战乱。每次战乱，不仅导致北方人口数量的急剧下降，也迫使许多北方人民为避难而向比较安全的南方地区迁移并定居在那里。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割据和北方的混战时期，往往也是南方人口大发展的时期。从秦汉至唐后期，北方人口一直占据绝对优势，但是在北宋统一之后，南方人口比重占到了全国人口的60%以上，此后，这种趋势不断强化，在明清时期，南方人口在全国的比例一直保持在70%以上。 此外，我国古代的政治中心，也是从北方向南方转移，大致开始于唐代末期。政治中心的南移，不仅带动大量北方人口南迁，而且使移民中增加了不少上层人士以及文人学士、艺人工匠等具有一定的文化和技术的人员。因此，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不仅导致南方人口密度的上升，同时也改进了南方的人口素质，促进了南方生产技术和文化水平的提高[1]。此外，我国古代的政治中心，也是从北方向南方转移，大致开始于唐代末期。政治中心的南移，不仅带动大量北方人口南迁，而且使移民中增加了不少上层人士以及文人学士、艺人工匠等具有一定的文化和技术的人员。因此，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不仅导致南方人口密度的上升，同时也改进了南方的人口素质，促进了南方生产技术和文化水平的提高[1]。 唐中叶以前，我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唐中叶以后，南方已得到比较充分的开发，北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已成定局，“东南上游，财富攸出，乃国家仰足之源，而调度之所也。”[2]南方蓬勃发展的经济为培植女作家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除江苏、浙江和江西一带经济文化崛起外，福建、安徽等省也开发较快。明清时期，上述地区的经济进一步发展。而南方的文化优势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显现出来。江苏、浙江、安徽、湖南、福建、江西等省都是全国文化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女作家的主要集中地，尤其是江浙两省文化发展居全国首列，女作家也占到了全国总数的一半以上。 中国从唐代开始，书院在文化教育的传播和发展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所以书院的数量和分布情况是考察某一地区文化教育发达与否的一个重要参照物，据王炳照先生统计，从唐到清全国书院的分布情况[3]如下表(原来统计为小数点后保留一位，但本文为了统一行文，将其改为小数点后保留两位。):  从中不难看出，南方从唐五代之后在文化教育领域一直占据较为明显的优势。 另外，又根据张家驹先生对《宋史》“道学”和“儒林”等传人物的分布的统计，北宋时北方人物约占总数的2/3弱，而南宋时南方人物竟占百分之一百，由此显见南宋时期南方学者之崛起。又根据《宋史》“文苑传”所得的不完全统计，两宋时期，北方与南方作家人数之比为1比2。而根据《全宋词》辑录的1000多位作家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当时的文学主流——宋词的作者，北方在北宋时共有65人，在南宋时有90人;南方则北宋时为135人，南宋时则有482人。南北双方的比例，北宋时为2·08: 1，南宋时则为5·36: 1，南方超过北方竟至5倍，较之南方，北方人才显然瞠乎其后。张家驹先生认为，在南方经济超过北方的基础上，南方也发展成为全国文化的重心[4]。 这一现象在江浙地区尤其明显。从北方人口的第一次大规模南渡，中原文化就开始猛烈冲击江浙地区。特别是大批文人学士的南迁，使这种冲击广泛蔓延，形成深远的影响。到宋代，江浙地区的经济已经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下财富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5]，江南经济的繁荣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 魏晋以来兴起的玄学思潮对江南崇文之风也不无影响。玄学思潮，始于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年)，发展于西晋元康年间(291—299年)，完成于永嘉年间(307—312年)。由于政局的动荡，环境的险恶，因此不少文人学士沉溺于玄学，醉心于清谈。晋室南渡玄学清谈之风也随之带到江南，并广泛传播。隋唐以来确立的科举选士制度，又大大刺激了士子崇文的热情。“重文轻武”成为江南文化的一大特点。明清两代，江南登科入仕之人不胜枚举。据《皇明通纪》统计，明代洪武四年(1371年)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的二百四十余年间，每科的状元、榜眼、探花及会元，共244人，而南方籍的竟多达215人，占总数的88%[6]。 另外，个性解放启蒙思潮的倡导者也多集中在南方地区，特别是江浙一带，如思想家王阳明是浙江余姚人，王艮是江苏泰州人，李贽是福建泉州人，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戴震是安徽休宁人;文学家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徐渭是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冯梦龙是江苏长洲(今苏州)人，袁宏道是湖北公安人，金圣叹是江苏吴县人(今苏州)，吴伟业是江苏太仓人，毛奇龄是浙江萧山人，陈维崧是江苏宜兴人，袁枚和陈文述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俞正燮是安徽黟县人，龚自珍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等等。他们的思想和著作对当地的社会文化影响较大，对女性创作群体的出现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清时期南方在文化方面远远超过北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造纸业和印刷业的中心多是集中在南方地区，为女作家的资料和作品保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中国的造纸业是从唐代开始迅速发展的，且在其发展之初南方的优势就显现出来，当时全国有23个重要的造纸中心，其中南方就占了18个。其后，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南方的优势都非常明显。明清时期依然如此。印刷业的起步晚于造纸业，它是在北宋时期由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才开始繁盛起来。北宋时全国有13个重要的印刷中心，竟有12个都在南方，而北方只有1个。至明清时期，印刷地点几乎遍及全国，但重要的印刷中心仍主要集中在南方[7]。而且，南方一向非常重视地方志等一些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而北方却由于战乱频繁，大量的资料和作品未能保存下来，不少男性作者都因此而湮没无闻，更遑论女性。 二、州府中观分布特征 明清时期女作家的分布不仅集中在个别省份，而且集中在个别省份的少数州府，江苏和浙江两省最为明显。江浙两省的女作家主要集中在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嘉兴府、湖州府、杭州府一带，即长江三角洲地区和杭州湾地区。此外，安徽的徽州府和安庆府的桐城地区也是经济文化发达之地，女作家较为集中。其他各省因为人数本来相对就较少，所以分布也比较分散。各省的州府所在地因为经济文化的关系，一般都会涌现出一些女作家。 1.明清时期江浙两省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和杭州湾地区经济文化最为发达，是全国女性创作群体的集中之地 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太湖平原，在明清两代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苏(苏州)、松(松江)、常(常州)、嘉(嘉兴)、湖(湖州)五府向称天下“财富之薮”[8]，其中苏、松、常三府均在江苏境内，嘉、湖两府在浙江境内，以上五府都在太湖平原周围。在这五府中，苏州、松江两府又为富中之富，“苏、松之田，居天下八十五分之一，而所出之赋，任天下一十三分之二”[9]。优越的经济条件为这一地区的文化繁荣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这里“远水平山，淡烟浓树”[10]，拥有难以数计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文学家们提供了大量的艺术客体。 另外，长江三角洲地区濒临大海，大运河贯穿南北，是明清两代的水运枢纽。这里海通较早，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居民较少保守思想，“其人富于理想，尤长玄妙之思”[11]。反映在文化方面，则是敏于判断时势，善于追随潮流，敢于标新立异。而且，这一地区的文人自明末以来就有结社之风，小社数人，大社上千，同气相求，互为声援。清初时虽遭严禁，但流风未泯[12]。自乾隆年间以后，结社之风又渐盛。这样，文人们也表现出一种群体的倾向，从而影响到女性创作者也有类似倾向性，如清代以张惠言、周济等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即是这样。由于男性词创作在全国有较大影响，且形成风气，女性也因此在词创作上颇有建树，涌现出了如钱孟钿、庄盘珠、恽珠、左锡璇、左锡嘉两姐妹、王采薇、杨芸等众多知名的女词人。清代缪荃孙辑录的《国朝常州词录》，收录常州词人490人，其中女词人有85人。 杭州湾地区的情况与长江三角洲稍有不同，它虽然不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富庶繁荣，但经济文化在全国也是相当发达的，诗词创作非常兴盛，先后出现朱彝尊、厉鹗、袁枚、龚自珍、王昙、张廷济、查揆、陈文述等以自抒性灵为特色的诗人群体。受此影响，该地区的女诗人数量一直居于全国前列。以创作成就和影响力而言，袁枚和陈文述的女弟子群体最具代表性。袁枚为自己的女弟子编选的《随园女弟子诗》收人28人，其中席佩兰、屈秉筠、归懋仪、金逸、鲍之蕙、王倩、骆绮兰等在当时都甚有名气。陈文述编的《碧城仙馆女弟子诗》收人13人，较著名的有张襄、吴藻、辛丝、吴规臣等。18 ，19世纪之交，袁枚在南京，陈文述在杭州，以他们的女弟子为基干，在两地先后形成了两个创作中心兼联络中心，使当地女性创作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他们的女弟子也成为当时江浙地区女性创作群体的骨干力量。 2.安徽的徽州府和安庆府的桐城地区 安徽的徽州府经商风气非常浓厚，巨商大贾云集，以“徽商”名闻天下，其中热衷文化教育的大有人在。他们把读书人仕看得极重，对教育非常热心，投人甚多，如歙县商人佘文义设置义塾，“以教族人之知学者”[13]婺源商人程世杰“念远祖本中曾建遗安义塾，置租五百亩，久废，杰独立重建，岁以平粜所入延师，使合族子弟人学，并给考费，有余即置田，二举经费不下万余金”[14]。因此徽州府的教育比较发达，人才济济，尤其是歙县、休宁、婺源三县较为显著。据康熙《徽州府志》记载，徽州府所属6县共创建了54所书院，其中歙县14所，休宁11所，婺源12所，绩溪8所，黔县5所，祁门4所[15]。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投资力度的差别，往往在科举上反映出来，现将明清时期徽州府6县的进士人数统计如下[16]:  由此可见，歙县、休宁、婺源三县的文化教育事业在徽州地区最为发达，影响所及，女性也多能读书识字。再加上商人常年奔波在外，家中也需要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女性支撑门户。所以，歙县、休宁、婺源成为女作家比较集中的地区。 而桐城地区则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区。它以小小的桐城县为中心，以其山清水秀的地理环境，在明末清初就已自成一方文化天地，孕育出如方以智、钱澄之那样的杰出学者和文学家。其后，它又孕育出一个不仅是清代、而且是中国文学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散文流派。桐城派散文从清初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几乎与清王朝相始终，并影响到湖南、江苏、浙江、云南、湖北、广西等地。在桐城独特的文化氛围影响下，不仅男性文人学士人才辈出，女性作家也层出不穷。如方以智的三个姑姑方孟式、方维仪、方维则均是明清之际的著名诗人，他的母亲吴令仪、姨母吴令则、女儿方御也都有作品传世。 三、家族微观分布特征 培植女作家需要一定的经济保障和良好的文化氛围。大多数女作家者来自书香门第、官宦人家。据对《历代妇女著作考》一书的统计，该书共收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人家的明清女作家多达2895人，占总数的74. 52%。 家族文化的传承对女作家影响比较大，一般这样的家庭思想较为开明，比较重视女性的教育，且有保证女性受到良好教育的物质条件，此外，还要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刻印女作家的作品。具备以上条件，才能既让女性有宽松和良好的创作环境，又可以使其作品得以流传和保存。家族性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尤以江浙为最。江浙一带经济富庶，是文人荟萃之地。鉴于他们自身所具有的文化气质，他们往往希冀家中的妻女姐妹也能知书识礼、吟诗诵词，可做文化上的知音和教育后代的良母。 江苏吴江(今江苏省吴江县)沈氏家族可谓是晚明最具代表性的。女诗人沈宜修的伯父沈璟是著名的戏曲作家、理论家，弟弟沈自征也为知名戏曲家，丈夫叶绍袁是著名诗人。沈宜修在出嫁前后，始终处在浓厚的文化氛围当中，文化素养较高。她与女儿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相与题花赋草，镂月裁云。中庭之咏，不逊谢家;娇女之篇，有逾左氏。于是诸姑伯姊，后先娣娰，靡不屏刀尺而事篇章，弃组絍而工子墨。松陵之上，汾湖之滨，闺房之秀代兴，彤管之治交作矣”[17]认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沈氏家族出现了十几位女诗人，除沈宜修母女外，还有沈宜修的妹妹沈智瑶，堂姐妹沈大荣、沈静专、沈媛，沈宜修的弟妇张倩倩(沈自征妻)、李玉照(沈自征继室)，侄女沈宪英(沈宜修子叶世傛室)、沈华鬘，堂侄女沈蕙端、沈蕙玉、沈关关、沈茝纫，外甥女周兰秀(沈媛女)，以及叶小纨的女儿沈树荣等。 又如明代女诗人沈天孙与屠瑶瑟姑嫂，也是自幼都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沈天孙的父亲沈懋学是状元出身，屠瑶瑟的父亲屠隆是著名的戏曲家、文学家。她们二人自幼“好书史，长吟咏”，沈天孙嫁到屠家之后，与屠瑶瑟经常论诗，“征事紬书，分题授简，一时称为盛事”，屠隆曾有诗云:“但有图书筐，都无针线箱。”[18]类似情况在清代更是不胜枚举。 女学者冼玉清在《广东女子艺文考》中总结女作家成名的原因有三点:“其一名父之女，少禀庭训，有父兄为之提倡，则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闺房倡和，有夫婿为之点缀，则声气易通。其三令子之母，济辈所尊，有后嗣为之表扬，则流誉自广。”⑩由此可见，家族的文化传承对女性创作的影响极大。 家族性是由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这两种类型构成，而且这两种类型往往互相交织在一起，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江苏华亭的章有淑、章有湘、章有渭、章有闲、章有澄、章有泓六姐妹，江苏阳湖的张摺英、张姗英、张纶英、张纨英四姐妹，以及张纨英的女儿王采苹、王采蘩、王采藻、王采蓝，张摺英的弟子左锡璇、左锡嘉姐妹以及左锡嘉的女儿曾彭、曾彦、曾鸾芷;祖籍山西、寓居江苏的张学雅、张学鲁、张学仪、张学典、张学象、张学圣、张学贤七姐妹，浙江山阴的商景兰、商景徽姐妹，以及商景兰的女儿祁德渊、祁德琼、祁德茝、儿媳张德蕙、朱德蓉、商景徽的女儿徐昭华;浙江秀水的黄媛贞、黄媛介姐妹，浙江山阴的王静淑、王端淑姐妹，浙江钱塘的孙云凤、孙云鹤、孙云鹇、孙云鸾、孙云鸿、孙云鹄六姐妹等。此外，浙江钱塘袁氏家族、浙江归安叶氏家族、福建建安郑氏家族、湖南湘阴左氏家族也均有不少女性热衷创作，并有作品问世，如著名文学家袁枚的妹妹袁机、袁杼，从妹袁棠、袁杰，侄妇戴兰英，孙女袁嘉、袁缓、袁淑、袁坤;湖南布政使、诗人叶佩荪的妻子周映清、继室李含章，女儿叶令仪、叶令嘉、叶令昭，子妇陈长生、周星薇、何若琼，以及陈长生的姐姐陈端生;清雍正时充州知府、文学家郑方坤的母亲黄昙生、姐姐郑徽柔，女儿郑镜蓉、郑云荫、郑金銮、郑咏谢、郑凤调、郑冰纨、郑翰专，外孙女林芳蕤(郑翰专之女);清嘉庆时著名诗人张问陶的姐姐张问端、妹妹张瑶湘、张筠、妻子林佩环、嫂子陈慧殊、弟妇杨继端，左宗棠的妻子周诒端、姐姐左寿贞，女儿左孝瑜、左孝琪、左孝琳、左孝瑸以及孙女左又宜，等等。 显然，无论是从全国的宏观范围，还是从州府的中观范围和家族的微观范围的视角来分析明清时期的女性创作群体，南方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尤其是江浙一带，强大的经济文化实力为众多女作家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和精神条件。这种分布格局一直影响到现当代文坛。 必须指出的是，从女性创作群体的分布格局和形成原因中，我们不难看出明清时期的女性创作群体，主要是在男性的推动下才走上了历史舞台，这对女性来说有其有利之处，但却带来了更大更深的隐患，它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女性的精神独立，导致对男性的依赖性过强，使得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深化更为艰难和漫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清时期的女性创作群体开始了自己的表演，虽然这种表演含有更多的自娱自乐的成份，虽然她们和她们的作品常常被遗忘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是女性创作作为群体来说，她们的创作姿态和她们的作品，无疑为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第一批真正意义上受西方现代思想影响的女性创作群体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1]参阅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年。 [2](宋)包拯:《请令江淮发运使满任》，《包拯集》，中华书局，1963年，第47页。 [3]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02-203页。 [4]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转引自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34页。 [5](明)张瀚:《百工纪》，《松窗梦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7页。 [6]转引自张荷:《吴越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77页。 [7]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49至257页。 [8](清)胡渭:《书扬州田赋后》，(清)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32，清道光丙戌年(1826年)刊本。 [9](清)沈德潜:《浮粮变通议》，(清)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32，清道光丙戌年(1826年)刊本。 [10][11]康白情:《论中国之民族气质》，《新潮》第1卷第2号。 [12]谢国祯:《明清之际党礼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第119至176页。 [13]《岩镇志草》，转引自高寿仙:《徽州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15页。[14](清)姚启元修:《祁门县志·孝义》，转引自高寿仙:《徽州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14页。 [15]转引自转引自高寿仙:《徽州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30页。 [16]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2页。 [17](清)钱谦益著:《列朝诗集小传》(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第753页。 [18]《鄞县志》，转引自胡文楷编著《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2页。 [19]转引自胡文楷编著《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51-952页。 作者简介: 王萌，女，河南西峡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原载：《中州学刊》2005年11月第6期(总第150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