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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贾文学中的女商人形象刍议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陈金刚 参加讨论
一、研究概说
    
  在中国古代商贾文学中,以女商人为活动主体的文学篇目实在是不多,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大概在15篇左右。具体篇目如下:
    《板桥三娘子》(薛渔思《河东记》)
    《侠妇人》(《剑侠传》)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喻世明言》)
    《冰心还独抱恶计枉教施》(《三刻拍案惊奇》)
    《黄英》(《聊斋志异》)
    《小二》(《聊斋志异》)
    《江城》(《聊斋志异》)
    《柳生》(《聊斋志异》)
    《细柳》(《聊斋志异》)
    《农妇》(《聊斋志异》)
    《阿纤》(《聊斋志异》)
    《阿绣》(《聊斋志异》)
    《青眉》(《萤窗异草》)
    从此目录不难看出,商贾文学中较少数量的女商人,客观上也造成了对商贾文学中女商人研究的不足。据现有研究成果来看,邱绍雄著《中国商贾小说史》、周柳燕等著《中国商业文学发展概论》等著作中在行文过程中会简单地提及女商人形象,但是限于文学史的著作特点,均还没有对女商人的专门论述;就论文而言,由于上述15篇中,出自《聊斋志异》的占据了绝大多数,所以提及商贾文学中的女商人这一现象的,基本上还限于《聊斋志异》的相关研究中,但是都是在女商人概念之上的范围内进行的论述,还没有把研究笔触直接针对女商人这一独特主体。由此可见,在中国商贾文学研究相对非常滞后和欠缺的情况下,其中的女商人研究更是严重不足,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女商人形象:作为一般商人的共性美学特征
    
  尽管是女商人,但其从事的仍旧是一般商人的共同行为,这就决定了女商人当具有作为一般商人所具有的一般特征。
    例如,女商人作为商人,对金钱的钟爱,甚而表现出了唯利是图的面目。例子有《板桥三娘子》[1]:三娘子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女商人,“寡居,年三十余,无男女,亦无亲属。有舍数间,以鬻餐为业。然而家甚富贵,多有驴畜,往来公私车乘,有不逮者,辄贱其估以济之。人皆谓之有道,故远近行旅多归之”。尽管只是个餐饮小店,独自经营,规模不大,在作者眼中,盈利却是非常:“家甚富贵”。尽管富贵,表面看起来还是非常“有道”,不是唯利是图,表现得落落大方,不计较金钱方面季和的客人亲眼看到真相时,才让读者恍然大悟:所谓的“有道”,只是皮相,内里三娘子是一个利用不法手段,唯利是图的奸商、恶商。
    又如,《阿绣》一文,出身商人家庭的阿绣,并没有像三娘子那类唯利是图的商人那样,把金钱看得重于一切,而是坚持诚信经营,赚取适当的利润,不欺诈顾客,塑造了一位良商、诚商、儒商的形象:阿绣在代父亲做生意过程中,在面对顾客“但言其价,我不靳直耳”的买卖口气,一开始故意和顾客开玩笑,把价格抬高许多,来小惩顾客的大口气;然而等到顾客真的按照自己故意抬高的价格付账的时候,阿绣作为商人,并没有把利润看得重于自己作为商人的品性,立刻追上前去,说明情况,又把差价退还给顾客[2]。
    再如,女商人作为一般商人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还体现在面对复杂的经营环境,都具有管理能力强、聪明智慧、有胆有识、经营能力好等方面的职业素质,巍巍然一伟男子的气概,跃然纸上,令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这方面的特征在各篇有关女商人的商贾文学中表现得比较普遍。例如《侠妇人》中的董国度的小妾,“性慧解,有姿色”。这么一位美丽善良的女性,当他看到自己的丈夫比较贫困时,主动地担负起了持家的重任,俨然家之栋梁。在这位女性商人光辉之下,我们的男主人倒显得是黯然失色了:“董国度,字元卿,饶州人。宣和六年进土第,调莱州胶水簿。会北兵动,留家于乡,独处官所。中原陷,不得归,弃官走村落,颇与逆旅主人相得。怜其羁穷,为买一妾,不知何许人也。”“见董贫,则以治生为己任,罄家所有,买磨驴七八头,麦数十斛。每得面,自骑入市鬻之,至晚负钱以归。如是三年,获利益多,有田宅矣。”小妾一洗普通女子的柔弱,任劳任怨,不畏劳苦,数年如一日,终于把整个家走出了贫困。不但如此的能干,文章还表现了这位女商人胜人一筹的谋略:当自己的丈夫要回乡探亲时,正是在她的周密安排下,才得以顺利到达家乡,和亲人团聚:
    客去,明日控一马来,曰:“行矣!”董请妾与俱。妾曰:“适有故,须少留。明年当相寻。吾手制一纳袍赠君,君谨取之,唯吾兄举数十万钱相赠,当勿取。如不可却,则举袍示之。彼尝受我恩,今送君归,未足以报德,当复护我去。万一受其献,则彼责已塞,无复顾我矣!善守此袍,亡失也!”董愕然,怪其语不伦,且虑邻里知觉,辄挥涕上马,疾驰到海上。有大舟,临解维,客麾使登,揖而别。舟遽南行,略无资粮道路之费,茫不知所为。舟中奉侍甚谨,具食不相问讯。才达南岸,客已先在水滨,邀诣旗亭,相劳苦,出黄金二十两,曰:“以是为太夫人寿。”董忆妾语,力辞之。客不可,曰:“赤手还国,欲与妻子饿死耶?”强留金而出。董追挽之,示以袍。客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挈君丽人来!”径去,不返顾。[3]
    董国度在面对自己聪明有谋略的美妾的一番嘱托时,表现是“愕然,怪其语不伦”,这正反衬出了美妾的高明之处。到后来,曾经受恩于这位美妾的“客”也不得不面对女商人的安排而喟叹道:“吾智果出被下。吾事殊未了,明年挈君丽人来!”不得不由衷地钦佩其美妾的谋略和智慧,自叹弗如。
    又如《小二》一文:小二作为人家女儿,“绝慧美”,“知书善解”,也是一位深谙管理之道、经营能力出众的女商人。这位小二的女商人,体现出了较高的经商技巧,的确“经纪过于男子”,令人为之钦服:她重视自身产品的独特,增强产品的吸引力——“一切棋灯,其奇式幻采,诸肆莫能及,以故直昂得速售”;她非常重视对工人的细节管理,赏罚分明,劳逸结合,充分调动出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女督课婢仆严,食指数百无冗口。暇辄与丁烹茗着棋,或观书史为乐。钱谷出入以及婢仆业,凡五日一课,妇自持筹,丁为之点籍唱名数焉。勤者赏赍有差,惰者鞭挞罚膝立。是日,给假不夜作,夫妻设肴酒,呼婢辈度俚曲为笑。女明察如神,人无敢欺。而赏辄浮于其劳,故事易办。”作为商人,小二还非常重视带动其他人脱贫致富,没有一种自私的习性——“村中二百余家,凡贫者俱量给资本,乡以此无游惰。”最后,作为商人,小二还能够未雨绸缪,高瞻远瞩,显现出超人的胆识和智慧——“每秋日,村中童子不能耕作者,授以钱,使采荼蓟,几二十年,积满楼屋。人窃非笑乃出菜杂粟赡饥者,近村赖以全活,无逃亡焉。”[4]
    再如《阿纤》一文,女子阿纤嫁给“贸贩为业”的商人奚山的三弟为妻,“昼夜绩织无停晷”,“居三四年,奚家益富”。后来在奚家怀疑阿纤是狐妖时,阿纤不快,遂逢看望自己年迈的母亲之际,一去不归。一开始,除了奚三郎之外,其他人“皆以为幸,将为续婚”,认为阿纤离开奚家是个好事,准备为奚三郎重新找个女子成家。然而好景不长,在这位能干贤惠的媳妇离开奚家几年之后,本来就是因为阿纤而奚家日富,现在阿纤不在家后,奚家所有的人都开始逐渐意识到了阿纤对于全家的重要性了:“又数年,奚家日渐贫,由是咸忆阿纤。”于是又重新以夫妻名义把阿纤请回家。从这件事中,我们非常清晰地可以觉察出这位年轻能干的女商人在家庭中非同一般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同为商人的奚山,后来也不得不在阿纤的资助下才能维持生活,两相对比中,更加突出了女性商人的独特价值和个人能力:
    又不数年,家中大富;而山苦贫。女请翁姑自养之;辄以金粟周兄,习以为常。三郎喜曰:“聊可谓不念旧恶矣。”女曰:“彼自爱弟耳。且非兄,妾何缘识三郎哉?”后亦无甚怪异。[5]
    阿纤在和丈夫致富后,不忘旧恩,周济贫苦的大哥奚山。一个聪明能干、善良贤惠、知恩图报的女商人形象跃然纸上,令人击节称赏。
    其他如《江城》中,一个名叫江城的小女子,“勤俭,又善居积,三年翁媪不问家计,而富称巨万矣”。《农妇》中,那个农妇,“勇健如男子”,以“贩陶器为业”。在从事商业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强的毅力:都是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自赴颜山”;就是在自己怀孕分娩后,一个女子竟然立即就“负重百里”,毫不顾惜自己身体的健康,令人钦佩不已。
    三、女商人形象:作为一般商人中的女性的个性美学特征
    
  作为一般商人中的女商人显现出来的个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一个“女”字上。因为我们曾经有过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在儒家思想体系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女性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符号,被打上许多的社会意识的烙印,而这些无不在我们这里探而不自觉的体现。例如,中国古代有“三从四德”的压迫妇女的道德、行为和修养的规范标准。《礼记》[6]中又有“男女授受不亲”(《礼记•坊记》)、“男女不杂坐”,“不亲受”(《礼记•曲礼上》)条,即男女之间不亲手授受物品,不混坐在一起;《礼记•内则》中还有“男不言内,女不言外”。意思是说,在社会事务上,男子主要负责家庭外面,而女子主要负责家庭内部,分工有内外之别。如此等等,都是封建意识形态加给女性的不平等制约、教条。而在商贾文学中,我们提及的这些女商人在程度不等上都有这些痕迹存在,成为她们不同于其他一般商人的个性特征。
    比如《鸦头》一文,一个叫鸦头的女子,和丈夫王文准备开店经商来谋生计:
    王略无疑贰,从容曰:“室对芙蓉,家徒四壁,实难自慰,恐终见弃置。”女曰:“何必此虑。今市货皆可居,三数口,淡薄亦可自给。可鬻驴子作资本。”王如言,即门前设小肆,王与仆人躬同操作,卖酒贩浆其中。女作披肩,刺荷囊,日获赢余,顾赡甚优。积年余,渐能蓄婢媪,王自是不着犊鼻,但课督而已。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经商念头和主意是作为妻子的鸦头提出,但是在真正付诸实践的过程中,作为倡议人的妻子,却退到了家中,通过自己的针线活贴补家用,还是作为男人的丈夫直接面对顾客,经营店肆,明显的男外女内的格局。当情节发展到鸦头的母亲要抓她回家时,和丈夫共同经商的鸦头又展露了作为女子的思想意识:
    女一日悄然忽悲,曰:“今夜合有难作,奈何!”王问之,女曰:“母已知妾消息,必见凌逼。若遣姊来吾无忧,恐母自至耳。”夜已央,自庆曰:“不妨,阿姊来矣。”居无何,妮子排闼入,女笑逆之。妮子骂曰:“婢子不羞,随人逃匿!老母令我缚去。”即出索子絷女颈。女怒曰:“从一者得何罪?”妮子益忿,捽女断衿。家中婢媪皆集,妮子惧,奔出。女曰:“姊归,母必自至。大祸不远,可速作计。”乃急办装,将更播迁。媪忽掩入,怒容可掬,曰:“我固知婢子无礼,须自来也!”女迎跪哀啼,媪不言,揪发提去。[7]
    用封建社会中对女子的“三从四德”来回应:“从一者得何罪?”又如《云萝公主》中,李孝廉的夫人谢氏,也是一个显露出女性特征的商人:“夫人躬设典肆,垂帘纳物而估其直;左持筹,右握管;老仆供奔走而已。由此居积致富。每耻不及诸姒贵。锢闭三年而孝廉捷。”[8]限于自己的女性身份,在从事商业过程中,严守“男女授受不亲”、“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的封建训诫,以“垂帘”这一细节特征来体现女性商人的行为特点。
    与之类似还有《柳生》中周生的妻子:“女持家逾于男子,择醇笃者,授以资本而均其息。每诸商会计于檐下,女垂帘听之,盘中误下一珠,辄指其讹。内外无敢欺。数年伙商盈百,家数十巨万矣。”[9]尽管不露己面,也是“垂帘”而商,但是仍然显现出了高超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才能和素质。
    再有如《细柳》[10]一文,作为高生妻子的细柳,聪明智慧,温柔善良,能干贤惠。对于自己丈夫和前妻生养的孩子,她不另眼相待,而是尽心尽力,完成作为一个为母女性的职责:“生前室遗孤,小字长福,时五岁,女抚养周至。女或归宁,福辄号啼从之,呵遣所不能止。”尤其重要的是,细柳具有天生的经商才干:“女于女红疏略,常不留意;而于亩之东南,税之多寡,按籍而问,惟恐不详。久之,谓生曰:‘家中事请置勿顾,待妾自为之,不知可当家否?’生如言,半载而家无废事,生亦贤之。”
    然而,当面对一些对外交往的商业事务的时候,女性的弱点或谓特点又情不自禁地露出来了:当主动要求经商当家的细柳面对官府追税赋之人的责问时,她的态度是“弗出”,仍然是叫作为男人的丈夫出面解决,故而让高生有借机开的玩笑——“细柳,今始知慧女不若痴男耶?”但是作为女人的不足,细柳立马通过自己高度的经商才能得以弥补,“晨兴夜寐,经纪弥勤”,终于能够提前一年把税赋保留好,避免了官府公差的上门查问。
    作为女商人的细柳,令人印象深刻的另外一点女性特征,则体现在作为女人担负的相夫教子中的另外一半角色——“教子”。可以毫不仅在女商人中,就是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女性中,也是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的:她不仅是位成功的商人,也是一位成功的、伟大的母亲!请看她是怎样教育两个儿子的。首先是长子长福:
    福年十岁始学为文。父既殁,娇情不肯读,辄亡去从牧儿遨。谯诃不改,继以夏楚,而顽冥如故。母无奈之,因呼而谕之曰:“既不愿读,亦复何能相强?但贫家无冗人,便更若衣,使与僮仆共操作。不然,鞭挞勿悔!”于是衣以败絮,使牧豕;归则自掇陶器,与诸仆啖饭粥。数日,苦之,泣跪庭下,愿仍读。母返身向壁置不闻,不得已执鞭啜泣而出。残秋向尽,桁无衣,足无履,冷雨沾濡,缩头如丐。里人见而怜之,纳继室者皆引细娘为戒,啧有烦言。女亦稍稍闻之,而漠不为意。福不堪其苦,弃豕逃去,女亦任之,殊不追问。积数月,乞食无所,憔悴自归,不敢遽入,哀求邻媪往白母。女曰:“若能受百杖可来见,不然,早复去。”福闻之,骤入,痛哭愿受杖。母问:“今知改悔乎?”曰:“悔矣。”曰:“既知悔,无须挞楚,可安分牧豕,再犯不宥!”福大哭曰:“愿受百杖,请复读。”女不听。邻妪怂恿之,始纳焉。濯发授衣,令与弟怙同师。勤身锐虑,大异往昔,三年游泮。中丞杨公见其文而器之,月给常廪,以助灯火。
    为了使儿子长大成人,细柳采取了疏导的办法,并没有一味强制性地命令长福如何做、做什么,而是欲擒故纵,等长福真正品尝到了社会上生活的艰辛之后,那种悔悟和警醒才是最彻底的,最刻骨铭心的。然而在此漫长的等待过程中,作为母亲,而且还是继母的细柳,忍受了诸多社会上不明真相人的诋毁和诬蔑,忍受着巨大的作为母亲的身心煎熬———“母返身向壁置不闻,不得已执鞭啜泣而出”、“女亦稍稍闻之,而漠不为意”等。最终,浪子回头的长福登第,光耀门庭。可以说,没有细柳这般的母亲,也就没有长福登第的这天。细柳在教育二儿子长怙时也是如此,表现出了极高的胆识和智慧:
    怙最钝,读数年不能记姓名。母令弃卷而农。怙游闲惮于作苦,母怒曰:“四民各有本业,既不能读,又不能耕,宁不沟瘠死耶?”立杖之。由是率奴辈耕作,一朝晏起,则诟骂从之;而衣服饮虽不敢言,而心窃不能平。农工既毕,母出资使学负贩。怙淫赌,入手丧败,诡托盗贼运数,以欺其母。母觉之,杖责濒死。福长跪哀乞,愿以身代,怒始解。自是一出门,母辄探察之。怙行稍敛,而非其心之所得已也。一日请母,将从诸贾入洛;实借远游,以快所欲,而中心惕惕,惟恐不遂所请。母闻之,殊无疑虑,即出碎金三十两为之具装;末又以铤金一枚付之,曰:“此乃祖宦囊之遗,不可用去,聊以压装备急可耳。且汝初学跋涉,亦不敢望重息,只此三十金得无亏负足矣。”临又嘱之。怙诺而出,欣欣意自得。至洛,谢绝客侣,宿名娼李姬之家。凡十余夕散金渐尽,自以巨金在囊,初不意空匮在虑,及取而所之则伪金耳。大骇,失色。李媪见其状,冷语侵客。怙心不自安,然囊空无所向往,犹翼姬念夙好,不即绝之。俄有二人握索入,骤絷项领,惊惧不知所为。哀问其故,则姬已窃伪金去首公庭矣。至官不能置辞,梏掠几死。收狱中,又无资斧,大为狱吏所虐,乞食于囚,苟延余息。
    初,怙之行也,母谓福曰:“记取廿日后,当遣汝之洛。我事烦,恐忽忘之。”福不知所谓,黯然欲悲,不敢复请而退。过二十日而问之,叹曰:“汝弟今日之浮荡,犹汝昔日之废学也。我不冒恶名,汝何以有今日?人皆谓我忍,但泪浮枕簟,而人不知耳!”因泣下。福侍立敬听,不敢研诘。泣已,乃曰:“汝弟荡心不死,故授之伪金以挫折之,今度已在缧绁中矣。中丞待汝厚,汝往求焉,可以脱其死难,而生其愧悔也。”福立刻而发。比入洛,则弟被逮三日矣。即狱中而望之,怙奄然面目如鬼,见兄涕不可仰。福亦哭。时福为中丞所宠异,故遐迩皆知其名。邑宰知为怙兄,急释之。
    怙至家,犹恐母怒,膝行而前。母顾曰:“汝愿遂耶?”怙零涕不敢复作声,福亦同跪,母始叱之起。由是痛自悔,家中诸务,经理维勤;即偶惰,母亦不呵问之。凡数月,并不与言商贾,意欲自请而不敢,以意告兄。母闻而喜,并力质贷而付之,半载而息倍焉。是年福秋捷,又三年登第;弟货殖累巨万矣。邑有客洛者,窥见太夫人,年四旬犹若三十许人,而衣妆朴素,类常家云。
    这一段引文对细柳的全方位透析令人难以释卷!同样面对自己的儿子长怙的年幼无知,作为母亲能及时作出人生的选择,“弃卷而农”,这在当时是非常具有胆识的行为,而且在她的一段议论中,也表现出了迥非常人的见识:“四民各有本业,既不能读,又不能耕,宁不沟瘠死耶?”“四民各有本业”的认识,至少就打破了四种行业之间的高低贵贱之分,能认识到这点,在传统的“士农工商”认识的社会中,是极不寻常的,也是要有勇气的,又何况是一个女子呢?为了把儿子引上正路,软硬兼施,一方面是“立杖之”、“杖责濒死”,一方面也是欲擒故纵,忍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内心痛苦。这方面,我们可以从细柳对长福的一番话中很容易地见出:“汝弟今日之浮荡,犹汝昔日之废学也。我不冒恶名,汝何以有今日?人皆谓我忍,但泪浮枕簟,而人不知耳!”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精明能干的女商人、女强人,而是一位有血有肉、怜子爱子的普通母亲,为了子女的成人成才,呕心沥血,任劳任怨。细柳者,虽为一女子,委实大哉!美哉!
    由此可见,作为一般商人中的女商人,她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性别上的个性特征表现为作为封建社会中的一名女子,她对家庭、社会所承担的职责。上述例子中体现出来的“三从四德”的意识、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定位以及相夫教子的人伦职责等,皆是也。
    注解:
    [1][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八十六,中华书局1961年版。
    [2][4][5][7][8][9][10][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3][明]王世贞《剑侠传》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
    [6]《礼记正义》, [汉]郑玄注, [唐]孔颖达等正义,中华书局1982年版。
    作者简介:陈金刚,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小说与商贾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08ZWB002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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