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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中，女性大量正式进入文学作品是由唐宋传奇开始，而在女权主义被普遍认可的今天，女性形象已经是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历史虽然悠久，但我们不可回避的是，在古代的众多小说中，女性形象多以配角和附庸的身份出现，很少占有主体地位，其话语权大多数情况下被男性所剥夺，成为了文学作品的附加产品。 这种情况的产生是有着很深的社会原因的，我国古代社会一直是由男权主导，女性从小接受的便是三从四德的教导，逆来顺受、吃苦耐劳、坚贞不移成为衡量一个女子品质的标准。几千年来，女性就这样被一直压抑着，为着男性的审美而存在，也因为男性的存在而被忽视与埋没。 一 越位的前奏 汉代刘向曾编著《列女传》，但是纵观这类的文学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古人眼中的这些“烈女”皆是符合社会角色定位和伦理要求的，以“礼”、“义”为价值取向，男尊女卑的思想依旧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这些作品的目的并不是赞美女性，而更像是宣传封建礼仪的工具。这样的文学作品在历史长河中比比皆是，古人用它们进行了几千年的“思想教育”，可见古代社会男女尊卑思想的根深蒂固。 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的思想也不会永远停滞不前。女性思想的独立意识在明清之前便已有所显露，特别是到了元代，这种趋势开始陡然直上。元朝是异族统治时期，统治者来自草原荒漠，对封建伦理纲常的概念相对模糊，这便为女性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很好的外部条件，虽然当时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余波依旧不衰，统治者也在强调封建教义对稳固统治的重要作用，但是其权威性已经被大大削减。一些思想进步人士开始注重女性的话语权，这从很多描写女子的文学作品中即可见，如《窦娥冤》中的窦娥面对旧势力的呼喊和反抗，体现了当时人民中已经有反抗压迫的意识了。关汉卿赋予了女主人公不妥协的性格，面对张驴儿的陷害和官府的黑暗，指天骂地，这正是对黑暗的封建社会发出的控诉和建议，也是千千万万当时被压迫女性的心声。可是作品的缺陷也很明显，窦娥临死前的三个愿望除了增强作品深刻的感染性，也反映了作者寄希望于“天理报应”的思想，而不是从受害者的命运出发，去探究悲剧产生的根源。 由封建社会卫道士们创造出的男尊女卑的“主流思想”成为了社会的规则。但是不合理的规则总会有人去试图打破，只不过是时间的长短不同，明清之前这一类的文学作品已经为一场文学的风暴开始绸缪。而在明清文学中，我们期待已久的这样一群女性形象，她们终于冲破了这一规则，成功实现了越位。 二 情感越位 明清以前的文学作品在涉及男女情爱之时，很少把女性的追求和期许置于主体地位，即便是有所涉及，也是半开半合。比如唐代元稹的《莺莺传》，作品写到主人公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后，最后路过莺莺家，仍要求见莺莺一面却被回绝。这确实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由犹豫和矛盾逐渐拥有独立个性和理性的女子形象，她的那首“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确实是对封建男权的重重鞭挞。但是我们又发现，这篇作品的主基调仍是为张生辩脱，大家期待中的，真正发出女子要求独立、平等、自由心声的作品却是在明清出现。 明清文学直接表现了女性个性解放的需求，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汤显祖的《牡丹亭》。作者于《牡丹亭题词》中写道：“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的喟叹。在这部著作中，杜丽娘的父母一直按照纲理伦常的标准，力图把女儿培养成一个“心如死灰”的贤淑女子。而杜丽娘却是一位寻求个体解放的少女，三从四德根本不能限制她自由的思想。在陈最良讲授《关雎》时，她便不理解为什么一首描写情爱的诗歌却要说成是赞颂后妃之德，可见她对于真爱的期许。于是她便在这样森严的礼教管束下，不顾母亲的阻挠，游玩后花园，良辰美景唤起她心中原始的欲望和对爱情的憧憬，开始显露她强烈的自我意识，也可以看出其作为“人”的青春觉醒的深刻性。杜丽娘对爱情的追求已经超越了生命的范畴，她在树下“因情而梦”，梦中的幻景更坚定了她追求爱情的信念。但现实与梦幻、礼教与情感的格格不入，使杜丽娘陷入了无限的愁苦之中，以致相思成疾，一病而逝。她的死是对禁锢人生的礼教最严厉的控诉。而且作品的高超之处在于，杜丽娘的死并不是追求的终止，而是反抗的高潮。在狱中，她时时不忘打听丈夫的姓名，足见其追求的执著，如果不是压抑得太久，如果不是心灵深处的觉醒，是断然不会有此举措的。再次，杜丽娘生还后捍卫爱情的果断，体现了其自我意识的进一步深化。那种“宁不做杜家女，也要做柳郎妻”的决绝表现了她为了爱情而与封建家庭决裂的个性意识。 汤显祖把杜丽娘作为“情至”的化身来描写，通过梦而死、死而生的奇幻情节揭示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对封建礼教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表达了女性对真性情的憧憬和追求，这种超越了生死的爱情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指出：“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而不是个人的意愿。”而在中国，不单是王公，就连不同家庭都要面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子根本没有选择自己爱情归宿的机会。面对这种人为“天命”，杜丽娘以小姐身份与白衣书生私奔，需要的勇气在那种时代背景下是无法想象的，这是对包办婚姻的反抗，更是对残旧的封建制度的反抗。 在程朱理学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各种思想潮流也开始交流汇总，渴望爱情不再那么遥遥无期，而杜丽娘的行为正是对这种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控诉和呐喊。 三 身份越位 女性的觉醒，是对其自身的确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女性除了作为女儿、妻子、母亲外，所有的身份几乎被剥夺，社会不给她们独立的话语权。女性的觉醒就是把女性从某种宗教伦理道德中解放出来，恢复到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的地位。 如果说《牡丹亭》实现的是明清女子对传统爱情观念的大胆越位，还不能满足女性对于自身话语权利的要求的话，她们便转向了对自身身份的重新定位，逐渐地寻求遗失了几千年的身份。在封建社会中，女子一直是作为男子的附庸而出现，而到了明清时期，便偶有惊鸿出现，撼动着男性独大的地位。比如说众所周知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这是一个悲剧。大致剧情如下：北京名妓杜十娘有从良之志，与太学生李甲相爱，最终在与鸨母的斡旋中获得胜利，身藏万金追随李甲，而李甲却在半途以千金卖掉杜十娘，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痛斥李甲，坠江而死。 这是明代的一则故事，最早载于万历年间宋懋澄的《九龠集》之卷五《负情侬传》，后被冯梦龙收入《警世恒言》。此文初看很容易将它归入一场爱情悲剧，可是联系时代背景，纵观整个行文，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是明代社会底层的女子追求自己身份定位的呼吁与控诉。中国妇女自古以来就仰男性的鼻息，从《诗经》的“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到《鸳鸯传》“命也如此，知复何言”，这种凄凉与哀怨持续了几千年之久，竟没有丝毫的改变，这种沉默的背后必定蕴藏着一股力量雄厚的洪流。如果说把近代中国女子身份的改观归功于西方的女权运动，不如究本溯源，寻找我国历史上的这种趋势和诱因，而杜十娘明显就是一位坚持自己的这种理想的先驱。 身在青楼，杜十娘不像其他姐妹一样怨天尤命，或者归于消沉，她一直在寻求能改变自己身份的机会，当她见到李甲的时候，爱情的力量更加激发了她的这种愿望，她藏有千金，名列花魁，应该已经有了享受物质的基本条件，但是她却毅然要放弃这些，成为一个有尊严的良家妇女，一个能够享受正常爱情的妻妾。当然，杜十娘在这件事上发挥了她的才智，她把自己的财富藏匿，就是为了检验李甲的情意。因为她知道，在很多男性的心中，妻妾不过是她们的衣裳，非要光鲜艳丽的才行，而最后让她失望的是李甲因为财富而放弃了他们之间的感情。最令人感动的镜头到来了，杜十娘渴望拥有爱情，却不希望成为供交换的物品，她为着一个人的身份而来，也为着一个人的身份而去。在严酷的封建社会制度下，一介女子无法抗衡整个社会的总基调，她只有用一死表明自己的内心。 晚明吴兴名妓梁小玉曾说：“夫无才便是德，似矫枉之言；有德不妨才，真平等之论。”在晚明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面对社会整体对女子的轻视态度，女性开始为自己的地位而呼号和斗争，杜十娘那样的人物迭出不穷，这是一次伟大的复仇。 四 思想越位 明清时期，社会矛盾极其复杂，思想界的斗争也格外尖锐，一方面，封建卫道士为了挽救“礼崩乐坏，大厦将倾”的局面，加强了对思想的钳制；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思想界异常活跃。从王阳明的心学开始，思想文化领域，文人士子就开始质疑皇权的绝对性，在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的指引下，封建制度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而这一时期的女性也不甘于自身身份受到的压抑，开始思考和突破。 《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则为女性觉醒的代表。作品描写了两人陷入爱河并赠题诗扇，魏忠贤的亲信阮大铖陷害侯方域，并强将李香君许配他人，李不从而撞头欲自尽血溅诗扇的故事。李香君与侯方域，一个是秦淮名妓，一个是复社文人，他们之间的爱情除了色艺才情外，更是有公共的理想作为支撑，李香君自觉地把命运、爱情、政治相联系，把婚姻爱情上升到志同道合的政治追求上。 从“却奁”开始，李香君便被卷入了南明政治斗争的漩涡，她对爱情坚贞执著：奸党得势，逼李香君再嫁，李香君不从，坚决辞却阮大铖为她置办的妆奁，更显示出其坚贞的人格，以至最后血溅扇面，更表明她“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与传统女子不一样的形象，她拥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自主的个人意志，而且她在是非善恶上有自己坚定的立场，能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当李香君被抓去充当歌伎时，她在筵席上痛骂马阮奸党“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李香君对侯方域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理想基础上的，这让他们之间的爱情超越了肉体上的欢愉，而上升到新的高度。李香君追求的不仅仅是个人幸福，更开始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捍卫与关注，这样的女性更富有时代感，女性觉醒的层次更高。 梁启超在其《小说丛话》中说：“《桃花扇》于种族之戚，不敢十分明言， 生于专制政体下，不得不尔也。然书中固往往不能自制之使人生故国之感……读此而不油然生民族主义之思想者，必其无人心者也。”而在坚持这种民族大义的众多人中，李香君的身影显得很渺小，成为了当时世俗眼中的一粒沙，但同时却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坚持信仰并为之奋斗的巾帼英雄。 侯方域的朋友杨龙友利用血点在扇中画出一树桃花，桃花扇就此出现了，而那扇面下的伊人就是在这斑斑血迹下诉说着自己的所想，而这面扇子也成为了她美丽的象征，永远流传。 五 结语 从女性主体自由意识的产生，到她们对主体自由意识的积极探索，再到主体自由意识具体的、辩证的肯定，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我的主体价值，这三个阶段相互关联、递进发展，体现了明清文学中女性觉醒的主要脉络，也成功表现了明清文学女性思想越位的现象，这种越位使我们看到了文学领域之中对女性意识觉醒的层面在逐步扩大，程度在不断加深，影响在不断加强。明清文学开始的对女性的特别关注是她们实现个体越位的一面镜子，也是她们在文学之外，真正的社会生活中，拓展女性个人社会空间、争取经济独立乃至思想独立的一个有效助推器，她们的“越位”为“五四”及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而文学作品中的这些女性形象，也必将成为一个新的旗帜，代替贞节牌坊而屹立在中国文学史上。 参考文献： [1] 李奉戬：《明清小说的妓女与爱情贞节》，《明清小说研究》，2005 年第 6 期。 [2] 王娟：《从百宝箱的多重意象解读杜十娘悲剧的社会根源》，《滨州学院学报》，2008 年第 1 期。 [3] 陈其泰、李廷勇：《中国学术通史》（清代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4] 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年版。 作者简介：张晓，女，1982—，湖北荆门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9 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美学。 原载：《作家杂志》2011年第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