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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史上一段佳话”——《清平山堂话本》的发现与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肖伊绯 参加讨论
马廉藏本影印《雨窗欹枕集》,1934年印行
《清平山堂话本》影印本,1929年“古今小品书籍刊行会”印行
中华书局2012年3月版《清平山堂话本校注》

    生于宁波的浙江鄞县人马廉(1893—1935年)是近现代著名的藏书家,小说戏曲家。曾任北平孔德学校总务长,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他自小住在天一阁旁的马衙街,喜欢看点小说,他可能压根也没想到过最终会走上当时还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研究领域。1926年8月,他继鲁迅之后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受王国维和鲁迅影响,他一直致力于收集、整理、研究古典小说、戏曲、弹词、鼓词、宝卷、俚曲等古旧书籍与文献。
    他曾有三个书斋名号:曰“不登大雅堂”、“平妖堂”、“雨窗欹枕室”,均与其藏书中重要的戏曲小说版本相关,由此亦可见其藏书与治学的俗文学特色。  
    “不登大雅”可谓开宗明义,认定了俗文学研究的道路,宁可成为当时学界的“非主流”。古代小说历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物,其文献毁损严重,以致当小说史研究在二十世纪初期成为专门学术之时,学者们不得不面临一个难题,即作为研究对象的古代小说文本及相关史料,均呈“无米之炊”之势;文献资料十分匮乏,研究者都有“等米下锅”之慨。
    马廉曾说:“中国对于小说,向视为琐屑小道,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故无人注意。即或注意,亦无加以研究者。所以现在我们研究这类的东西,实在太难。既没有目录供我们检查,又没有专书供我们参考。” 郑振铎亦曾无奈地指出:“小说戏曲,更是国内图书馆不注意的东西,所以,要靠几个国内图书馆来研究中国的小说戏曲,结果只有失望。”——“不登大雅”就意味着甘于坐学术冷板凳,乐于做荒山开路人。马廉后来的俗文学成就,可以说就是把“无米之炊”做成了美食珍馐,把冷门学问做成了热门知识。
    “平妖堂”的名号则直接来源于马廉的一部重要藏书,因其意外收得海内孤本明万历年间王慎修刻四卷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喜不自胜,便自号“平妖堂主人”,并将书斋改名“平妖堂”。后来,他又偶然购得天一阁散出的明嘉靖刻本《六十家小说》中的《雨窗集》、《欹枕集》,喜不自禁,更室名为“雨窗欹枕室”。马廉逝世后,周作人的挽联“月夜看灯才一梦;雨窗欹枕更何人”,更点明了《雨窗集》、《欹枕集》这两部藏书对马氏的重要性。那么,马廉生前最后一部最重要的藏书《雨窗集》、《欹枕集》有什么特别之处?
    原来,两本集子只是一部古代话本小说的残本。就当时马氏所知这部古本的另一半,还只在日本收藏,命名为《清平山堂话本》。他发现的这部残本不但填补了国内文献空白,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和日本藏本缀合成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本子,对研究明代话本小说的演变有着极高学术价值。
    经马廉考证,他发现的《雨窗集》、《欹枕集》与日本收藏的《清平山堂话本》合为一书的总名应为《六十家小说》。《六十家小说》原书为六十篇,据清代《汇刻书目初编》记载,分《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闲》、《醒梦》六集,每集十篇,共六十篇。
    首先出现在日本的该书残本,起初并没有人考证过《六十家小说》的名目,而是按照日本学者的命名称之为《清平山堂话本》。这些明代嘉靖年间的15篇话本小说刻本,首先由日本学者发现于内阁文库,他们发现书板中心刻有“清平山堂”字样,于是将其定名为《清平山堂话本》。实际上,这种命名方式是不正确的,“清平山堂”只是刻书者明代嘉靖间人洪子美的堂号,除此《六十家小说》之外,还刻有《唐诗纪事》、《夷坚志》等。这种命名方式,好比“出版社+书籍种类”的方法,是相当不准确的。但因其书首现于日本,且日本学者对此已有一定研究,“清平山堂话本”成为一个通用称谓,取代了中国原有称谓。
    1928年春,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来华,向马廉出示了该书的照片。马廉随即与友人发起“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托北平京华印书局于1929年将15篇作品影印出版,仍旧题为《清平山堂话本》。与此同时,经周作人等相助,马廉还翻译了长泽规矩也的论文《京本通俗小说与清平山堂》,连载于孔德学校《AC月刊》1930年第1—3期。在该文“译后记”中,马廉对清平山堂主人——洪子美的生平事迹及其所刊书籍,作了初步考证。据所见文本的具体情况,马廉在为影印本所撰序文《清平山堂话本序目》(1929年6月30日)中大胆预测:“此本原书若干,今不可考,盖洪氏当时,搜罗所及,便为梓行,别类定卷,初未之计也。度绎体例,类似丛刻,故多收话本而亦复杂文言小说。”
    显然,马氏对此书的残本性质以及真实名称都有了初步揣测,只是苦于国内并未有此书的任何发现,只能停留于假设。为证实自己的假设,此后数年之中,马廉留心寻访、苦心搜求。
    1933年秋,刚向修缮一新的天一阁捐献了晋代古砖,准备返回北平的马廉,在旧书肆偶然购得一包残书。其中意外的发现了12篇话本小说,版式与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清平山堂话本”完全一致,而篇目竟无一重复;他复据书根题字“雨窗集”、“欹枕集”笔迹,考定其为天一阁旧藏。数年夙愿,得偿一旦,这令素来十分谦让低调的马廉,难抑兴奋之情,他得意地声称:“真是小说史上一段佳话,而为我平生的一桩快事。”
    这12篇话本小说,后来经考证,与后世改编的多种话本小说均有关联,诸如著名的冯梦龙、凌蒙初“三言二拍”系列、《金瓶梅词话》、《古今小说》、《续金瓶梅》等。换句话说,在马氏的新发现中,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又找了许多年代更久远、更接近于原本的原始文献。这一发现,无异于一次中国小说史研究上的哥伦布式发现。
    1934年8月,马廉将新发现的12篇话本小说整理影印出版,命名为《雨窗欹枕集》;并撰写了《影印天一阁旧藏雨窗欹枕集序》。除了简介发现经过及与日本版本的比较研究之外,结合自身藏书及所见闻者,马氏首次将15篇“清平山堂话本”与12篇《雨窗欹枕集》合并一体,与《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古今小说》、《京本通俗小说》、《熊龙峰刊四种小说》进行比较研究。这份研究成果,不但是对“三言二拍”系列研究的可贵贡献,而且在至今未能发现更多新文献的情况下,代表了一种研究高度。在这一高度背后,也间接表达着,那个时代幸运发现者的喜悦与普通研究者的无奈。
    诚如同为俗文学研究者及藏书家的郑振铎在《幻影》一文中,深有感触地写道:“研究中国小说史和戏剧史的人,真要觉得如今是一个大时代。假如你写了关于这方面的一部书,每过了一二年,准保你要将你的著作修改一下。因为新的材料一天天的出现,逼得你不能不时时刻刻的在搜集、在研究。你有时因了新材料的发见而大感刺激与兴趣,有时却也要有些懊丧,因为这些新材料也许要将你的著作中的定论完全推翻了,或至少要修正一部分,或添加一部分。”“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勤于搜集而已。”马廉所代表着的那个大时代,让先是兴奋着的日本学者也多少有了一些懊丧,也让懊丧着去日本访书的中国学者们多了一份自信与坚定。
    天一阁外雨窗前,马廉在一页半纸的古籍故旧中,一砖一瓦地垒砌着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巴别塔。塔外的观者叹之弥坚、仰之弥高,塔里的继承者则还在累积与探索,期待着更上层楼。就在马氏逝世后不久,阿英在一堆用作裱衬书籍的破纸片中发现了《六十家小说》中的一种“梅杏争春”(尚有“翡翠轩”一种,但据阿英本人考证非《六十家小说》中内容,实为另有所本),可惜只有区区五张残页;但也算是不小的发现,就此为《六十家小说》又增一种。阿英之后,竟至今再也没有相关文献发现,28篇的文本规模沿用至今。当然,主体仍然是原藏日本与马廉所藏的27篇文本。
    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将“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影印的《清平山堂话本》与《雨窗欹枕集》合编为一册,并作了初步整理,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与读者使用这部旷世珍本。但遗憾的是,这一册合编本,对影印原本中存有的漶漫不清处、墨钉、空白部分加以修补订正,其中当然有修订正确的,但有许多修订据后来考证是有讹误与偏差的。紧接着,1957年谭正璧仍以“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影印原本为底本,重新做了全书校注。应该说,谭氏校本是继马廉影印刊行《雨窗欹枕集》之后,对这部古本小说展开全面整理研究的继往开来之作。之后30年间,“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的影印原本与谭氏校本成为中国研究《六十家小说》的经典底本。1990年,石昌渝正是以这两部经典底本为参照,辅之以明万历刊本《绣谷春容》等稀见古本小说集,加以重新校点,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以“中国话本大系”丛书之一种出版发行。至此,《六十家小说》研究体系的基础,即以日本所藏《清平山堂话本》15篇与马廉所藏《雨窗欹枕集》12篇,共计27篇为主体的所能参照的底本体系基本构筑完成。
    眨眼忽忽又过去了20年,《六十家小说》仍然没有新的原刊本文献被发现。但对目前尚存的27篇底本主体的研究与探讨仍在继续。2011年7月黄山书社就推出了曾昭聪、刘玉红校注的《清平山堂话本校注》,针对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的《清平山堂话本》对漫漶、墨丁、空白等处的大量修补,著者认为其中有不少违背了影印古籍的初衷,并以此为契机,展开了新一轮的对马廉逝世后70余年间《六十家小说》相关研究的梳理与反思。应该说,这部“新校注”为《六十家小说》的主体文献研究重新注入了新的思路,旧底本做出了新视野。
    今年3月,适值中华书局百年华诞之际,程毅中的《清平山堂话本校注》又悄然面世。此书仍以“古今小品书籍刊行会”影印的《清平山堂话本》和马廉藏本《雨窗欹枕集》为底本加以点校,坚持了以明代原刊本为原始工作底本的严谨学术立场。而此书的注释部分则别具一格,每篇均详述该篇故事的著录和流传情况,侧重于具有时代特征的词汇和名物制度的解释。可以看到,这部“新校注”的特点是,一方面提供了一个基本保持原貌又比较可读的版本;另一方面又寓研究于注释,不仅疏通了文意,更为重要的是结合历史文献和语言文字的例证,为话本找出比较确定的时代特征。
    这部“新校注”,不但将为《六十家小说》的主体文献研究贡献力量,更展示了所谓“名物学”学术传统在中国源发地的应有之力度。在二战后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开创的“名物学”学术体系中,中国学者某种程度上的缺席与无语,这一次将由这部“新校注”举重若轻地予以回应。将“名物学”与“话本小说”进行整合研究,其中梳理出来的新线索与新发现,蕴藉其中的新意与创见究竟若何,还静待众多“话本小说迷”们耐心咀嚼与用心体会。相信马廉80年前的发现不会寂寥无续,更不会束之高阁,《清平山堂话本》体系以及《六十家小说》总体研究的新篇章还将续写,新的发现与欣悦还将继之而来,绵绵不绝。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04月18日14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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