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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说道：“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1]，其中“一间屋子”象征写作环境。五四运动既是一场社会政治运动，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思想领域的启蒙运动为女性创作提供了“一间屋子”。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第一代女作家应运而生，如陈衡哲、谢冰心、庐隐、石评梅、冯沅君、凌叔华和苏雪林等。 这些女作家对女性自身的问题表现出了高度关注，正如杨义所说：“妇女题材是她们心灵世界的聚光点。陈衡哲的小说集《小雨点》（她只有一个小说集） 共十篇小说，有六篇是写妇女的。冰心的小说接触面较广，但她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还是妇女题材的小说……庐隐的小说写女性的占了她作品的百分之八十。凌叔华的《花之寺》和《女人》集的十八篇小说几乎全写妇女。石评梅的作品，现在看到十几篇，有九篇是写女性的。冯沅君的三个小说集，除《劫灰》中有一两篇不是纯粹写妇女的，其余作品都以描写新旧女性的生活和命运为主”。[2]本文将深入五四女性文学文本中，对其中的女性意识进行分析。 一.对旧家庭制度压抑女性的抗议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通过对旧家庭观的的猛烈攻击，旧家庭制度在理论层面上虽已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但在实践层面上却仍然岿然不动，依旧延续着对女性的箝制功能，特别是对于中下层女性，尤其如此。在苏雪林的自传体小说《棘心》中，主人公杜醒秋的母亲便是旧家庭制度的受害者。她写道：“惟有那做婆婆的，终日与媳妇厮守在一起，旧式妇女，多不读书，不明大义，气量又比男性天然来得仄狭、自私、琐碎、喜于猜忌，她对于一个媳妇，若感觉不满意，磨折起来，那简直是附骨之疽，疗之不愈，剜之不可，一直要挨到那做婆的两脚一蹬，那做媳妇的才有出头之日……醒秋的母亲，便是这种不良家庭制度下牺牲者之一。但她自十六岁嫁到杜家起，一直到现在‘大衍之庆’的年龄止，始终是她婆婆跟前一个没有写过卖身契的奴隶，没有半点享受，没有半点自由。”[3]由上可见，醒秋的母亲便是大家庭结构和家长专制的牺牲品。醒秋对母亲的深情里饱醮着同情，这种感情贯穿着她人生的重大选择。作为引领时代潮流的新青年，醒秋艰难的求学既是为理想的圆满，又是为改善母亲的生活状态，“那时我的愿望并不大；只望学成之后，在教育界服务，每月有一二百元的进款……便将母亲从乡下接出来，住在上海，雇个细心女仆伺候她。”作者将小说命名为“棘心”，是取《诗经·凯风》中“棘心夭夭，母氏劬劳”之义。她以旧家庭的反叛者的姿态欲废去包办婚姻，但预料到这一举动将使母亲代受其“过”的结局，“不过祖母的咕哝，叫母亲怎受得下？这一位家庭里的‘慈禧太后’对于这个饱受新思潮影响、满脑子充塞革命观念的醒秋，固毫无办法，对于那多年绝对服从她的媳妇，则仍可控制自如。她是要透过她的关系压迫孙女的”。为了母亲，醒秋放弃了毁婚的念头，她感到：“我终不能为了一己的幸福，而害了母亲！”[3]由此可推断，若不是对母亲的同情与爱怜，醒秋可能会选择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醒秋之母的遭遇不是特例，而是那个时代的家庭女性共同的命运。作者在这里所要表达的，不仅是醒秋对母亲的敬爱之情，也是对那些在旧家庭里忍辱负重的所有女性的关怀与同情，以及对旧家庭制度的强烈不满。 石评梅在《董二嫂》一文中讲述了“我”回家省亲的一段见闻。“我”沉浸在“穆静慈爱的环境”中，突然隔壁传来一阵女人“惨呼哀泣”的声音，打听得知是董二在母亲的怂恿下笞打董二嫂。董二嫂“是给咱挑水的董二的媳妇，她婆婆是著名的狠毒人，谁都惹不起她；耍牌输了回来，就要找媳妇的气生。董二又是一个胡涂人；听上他娘的话就拼命的打媳妇”。[4]“我”热衷于女性解放运动，欲劝说董二娘，因家人曾经尝试此法，反遭诬陷，故叫“我”放弃了努力。过几天得知了董二嫂死的消息。这事使“我”震惊：“‘十年媳妇熬成婆’，大概他们觉的女人本来不值钱，女人而给人做媳妇，更是命该倒霉受苦的！因之他们毫不干涉，看着这残忍野狠的人们猖狂，看着这可怜微小的人们呻吟！是环境造成了这个习惯，这习惯又养了这个狠心。”家长专制和夫权统治仍像绳索一样牢牢地套在广大女性的颈脖上，一个女性生命在家庭暴力中消逝，政府和周围人“视若罔睹”、“听若罔闻”，“董二嫂死了！不过像人们无意中践踏了的蚂蚁，董二仍然要娶媳妇，董二娘依尽要当婆婆，一切形式似乎都照旧。”[4]在既存的性别制度和家庭制度下，董二嫂的遭遇也是中国女性的普遍遭遇。 二.对新旧交替时期女性困境的揭露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人们是带着旧的社会关系去迎接新的观念。许多男性此前因袭传统习惯，在家已娶妻生子；而在外求学或工作期间，感受新思潮的影响，又不满于既有的婚姻，渴慕与新女性自由恋爱，于是就酿出了一幕幕为另寻新欢而休妻弃子的悲惨故事。女性小说在讴歌自由恋爱、反对没有爱情的婚姻时，也对那些被抛弃的女性寄予了关怀与同情。 石评梅在《弃妇》中，讲述了表嫂被弃的故事。表哥家是一个专制的旧家庭，表哥结婚后到上海读大学，爱上一个女学生，于是要求与表嫂离婚，并写信向“我”解释此事。“我”的嫂子得知此消息后，责备表哥，“表哥也太不对，他不会为这可怜旧式环境里的女子思想；他只觉着自己的妻不如外边的时髦女学生，又会跳舞，又会弹琴，又会应酬，又有名誉，又有学问的好。”[4] 在石评梅的另一篇小说《林楠的日记》里，“我”——林楠在家养老抚幼，丈夫琳在外工作，夫妻俩恩爱情深，“我”日夜盼望着琳的归来。他终于归来了，可是这次态度冷漠，举止反常：“我情似水，怎奈君心如铁，从前那样温柔深爱的琳，近在咫尺远若天涯。”原来他爱上了女大学生 钱颐 青，“我”十分痛苦：“上帝呵！我没有伟大的力量，灭熄我心底的悲愤之火。但是琳有个力量逼迫他，离开我，遗弃我，令我的生命沉落。这种局面一布置，我自然是一个最痛苦最可怜的妇人。”[4]“我”成为弃妇，“维系我幸福的链子断了，我将向黑暗的深洞沉落下去。” 在这两篇小说中，集中表达了对弃妇的同情。弃妇作为新旧交替时期的特殊群体，承受着新旧两种文化的箝制。一方面，她们受到传统性别角色的限制，甘居家庭，通过为媳、为妻、为母来实现价值，充当了旧时代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她们又被新女性所排挤，成为新时代的弃妇。时代的前进已不容她们躲进传统观念和生活中寻求庇护，而现代观念和生活方式又将她们抛离，新旧文化的双重压迫造就了她们可悲的命运，在被弃后找不到生命的支点。但她们在现实中的被弃并没有导致在女性作品中的被弃，女作家们以敏锐的眼光和自觉的女性意识关注这一社会现象，同情之余为她们立言，为她们呐喊，为她们寻求出路。林楠的好友黛——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女性，劝林楠道：“时代已经变了，而且你也是师范毕业的学生，受过相当的中等教育，犯不上真个屈伏在如此家庭中过这样的痛苦的日子。”[4]顺应时代，迎赶时代，才是弃妇的自救之路。 三.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 此时期的女性作品中还表现出了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在庐隐的小说《秦教授的失败》中，秦教授的母亲，一个饱受丈夫多妻苦楚的女性，诘问丈夫：“哼，世界上就是你们男人是王，我们作女人的应当永沉地狱，对不对？”“莫非凡是女人，都要让她受这种龌龊气吗？”[5]以全体女性的名义大胆地向传统性别观念、多妻制度宣战。凌叔华在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 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感慨，“中国女人太容易叫人糟蹋了”，“女子没有法律实地保护，女子已经叫男人当作玩物看待几千年了”。[6]这些女性都是旧制度和观念的牺牲品，都有着悲苦的命运，但她们并不哀叹自己的不幸，也不谴责某一个给她们带来不幸的男人，而是着眼于女性全体，质疑性别观念和制度本身，表明她们已具备了女性群体意识。更重要的是，她们还萌发了以女性群体的抱团合力来改变女性处境的愿望。在庐隐的小说《蓝田的忏悔录》中，蓝田说：“我如果能与世界全女性握手，使妇女们开个新纪元，那么我忏悔以前的，同时我将要奋斗未来的。”[5]这说明女性已从沉梦中醒来，去追逐解放的光芒。 女性的女性意识是女性解放的前提条件。五四女性小说中凸显出的女性意识，既反映了少数精英女性具有了女性意识，也激发和唤醒了女性群体的女性意识的复苏，在中国女性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间自己的屋子[M].上海：三联书店，1989：2. [2] 杨义.杨义文存[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 998：1 05. [3]苏雪林.棘心[M].北京：燕山出版社，1 998：3- 4，1 59. [4] 石评梅. 石评梅散文小说选[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247，248- 250，436- 437，528- 533. [5] 庐隐.庐隐散文小说选[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392，393，378. [6] 凌叔华.爱山庐梦影[M].北京：燕山出版社，1 998：9. 原载：《文学教育》2010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