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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瓶中之水》、《一个人的战争》，陈染《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等常被评论家归入“私小说”派作品(下文即称它们为私小说)，是近年女性写作中的一种新情况。这个“新”主要不指它以女性欲望表述为主题，且描写颇为暴露乃至越轨；也不指这一表述可能有的逆反传统性别秩序的意义——文明史中，女性欲望较男性欲望受到更重的压抑，越是典型的父权制社会里，两性欲望的释放越显差异。这个“新”主要指的是它作为女性作者表述女性意义敏感的女性欲望，其“性别”的视角却甚为柔弱且迷误。 嘲讽、仇视男性，是近20年女性写作中不难见到的一种偏激之态，私小说于这方面并不示弱，它里面还出现了一些对男性的暴力场面。北诺(《致命的飞翔》)便杀了秃头男人，卜零(《双鱼星座》)则杀了所有的三个男主角(在梦幻中)，且方式经过精心设计而不重样。应当也属私小说派的某中篇还构想出一个类似帮会组织的很专业化的“俱乐部”，专割阳具，终于完成割100条阳具的业绩……私小说是更偏激了。这些男人的罪状主要是色情或与色情共谋。人类文化中，色情符号一直有着羞辱含义，但这种羞辱一般只针对个人，用于批评传统性别秩序，那效力则是可疑的。在中国，对欲望化、色情化的批评，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不仅儒学，还有舶来的基督教义等，这些性别含义模糊不清的思想资源可能更接近于是男性的，是清廉节俭的男性对骄奢淫逸的男性的批评。叙述在这里还陷入了一层更深的尴尬，由于女当事人其实处于同一的挑逗、应答、放纵中，冲突乃至谋杀的引起，多因床第纠纷与怨恨，一个疑问便产生了：既然都是欲望的、色情的，为何独独男人该受惩罚？“卜零全身心都在享受复仇的快感，在两性战争中，她觉得战胜对方比实际占有还要令人兴奋得多。”个人中心的女主人公的这段感受是一语道破天机，她们所发动的这场“两性战争”原来是一出关于欲望的“游戏”，导源于谁“占有”谁这种所谓“性地位”的纷争。 欲望可以借以表达欲望其后的“政治”。卜零在按丈夫的交待，对“对你有兴趣”的总经理“多聊聊”“多笑笑”时，会“有一种名妓般的感觉”；多米(《一个人的战争》)在与能给她弄到职务与住房的某官员幽会时，很想说“我在想象自己是妓女”。卜零这感觉，多米这诉说的愿望，都已触及对性别等级秩序的揭示，但叙述显得无力也无意深入这种揭示，它对本欲的胶着，与越轨的自然主义式的描绘，一道消解着欲望后面可能有的“政治”。 陈染、林白所写的异性恋多隔代关系。在这些少年、青年女当事人的所见所感中，这些中年男性或“英俊”、“高大健壮”，或“虽年过五十，但仍不失为一个美男子。”显然，叙述意在说明这些隔代异性恋是有性生理年龄依据，女当事人的行为仍是源于女性欲望的。但迄今为止，现实生活中的隔代异性恋仍很难免与她对他的地位、权利、经验、知识、品德等的依傍与崇拜有更多联系。精神分析学所讲的“恋父情结”，所依所据里便有这样的历史文化真象，恋父情结说因而有男权中心结构嫌疑。无独有偶，私小说的隔代异性恋也透露类似的事实，这些中年男性或者是“高干子弟”，或者是“掌有实权的官员”，或者谈吐“深刻，富于哲理”，拥有所谓的“知识权力”……。 “我迷恋父亲般的拥有足够的思想和能力来覆盖我的男人，这几乎是到目前为止我生命中的一个最为致命的残缺。”“我知道我自己，我就是要拥有一个我恋爱的父亲般的男人。”倪拗拗(《私人生活》)的这两段自述，已将这些隔代异性恋解释为就是“恋父”了。从私小说的恋父，很易想起五四女性写作的不恋父。按精神分析学，五四女性写作正最应是恋父的，因为它不仅是女儿的文学(作者多是20岁左右的未婚女大学生，女主人公多为同龄少女与少妇)，而且庐隐、沅君、丁玲皆自幼失父。但偏偏五四女性写作不写恋父并且不可能是恋父的，因为它脱胎于“子反父”的新文化运动，因为封建统治层嫖妓纳妾这种两性关系正经常类似于隔代异性恋。新文化运动反封建，包括反对封建两性等级秩序，这便决定了叛逆的女儿们对“父”的贬斥。从五四女性写作这个例子不难感到，关键既不是什么自幼失父，也不是性生理年龄的依据，而是历史文化方面的态度，是理性批判精神的强弱。私小说对恋父的表述是有疑虑，这是它有时又添写“弑父”的原因，但它主要是认同恋父的。 女主人公对镜自审自赏性征，留连不已，是私小说中描绘甚为琐细、重复、占篇幅的场景，与卧室、床榻、浴缸比，镜子成了私小说最频繁使用的道具了。这道具的作用不像是为了认证自己是女身，女人曾被“疏漏”过，但女身无论于历史于现实都未被忽视过。“镜子的最大功能就是使女人产生完美的欲望”。也许从北诺这一感觉，可以把对镜自审自赏性征理解为是在表述对自我——同性的欲望，为女同性恋张本。但是，肖蒙(《与往事干杯》)最初“把自己脱得寸丝不挂”，“拿着一面镜子，对照着妇科书认识自己”，是在“我今生拥有的第一个男人”已闯入，“他的凝视，使我变成女人”之时；倪拗拗类似的行为也是在经历了“高干子弟”的班主任猥亵之后。从两位少女的例子，不难感到，镜子在这里更真实的“功能”，已转向应和男欲，对镜自审自赏性征是与男性色情观照叠合的。 观察到自身性征的出现与完善，敏感到也是期待着它们引起异性的倾慕，这便是青春自我欣赏。女性易于滞留于这种自赏中，而这种滞留会阻碍她的社会化进程，因为既然她可以单凭源于自然的性征而得到男性——社会的倾慕，从而得到相当的基本需要与发展需要方面的赋予，这便难免削弱她在学习知识、掌握技能、追求事业成就方面的追求与努力，而更多地封闭于性爱角色中。男性自然也会产生青春自恋，但多很短暂，不易觉察，因为一样能带来异性倾慕的男性性征，一般难于也无需获取来自女性的社会性赋予，青春自恋因此淡化了。两性青春心理与行为，显然主要是由于男性中心社会结构的存在，而在性质上与人生影响上有明显差别，造成男性社会性主体对女性青春客观的观赏与赋予，女性对这种男性中心色情指认的迎合性自赏与依恋。私小说对女主人公对镜自审自赏性征作浓墨重彩、赞赏性的描绘，使它的女性性欲望表述中夹杂了又一层对传统性别秩序的认同。由于近百年中国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及其国家与主导意识形态，是将实现男女平等、解放妇女包容并立法化了，现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的女性主题，无论动态的还是静态的，其主要倾向毫无疑问都关涉“性别”，是持解放妇女或妇女解放的立场的。私小说既然是女性作者动态地表述不乏女性意义的女性欲望，便可以期待其“性别”的视角应当明朗、坚定甚至可能是激烈的，如果不是这样，便反而是一种“情况”了。 私小说“性别”视角的柔弱与迷误并非几道笔误，也不是空穴来风，自有原因。近年社会转型，妇女生活也有所变化。犹如经济上的贫富分化，经历了百年解放的中国妇女也在发生分化，这是角色上的分化。一方面是经济发展这个“硬道理”，为女性社会化进程的深入创造了新的机遇，比如乡村妇女进城打工，收入增长，素质提高。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并没有完全服务于包括女人在内的“人”的发展；而妇女的角度与地位，又是与所有制、她从事什么性质的劳动等密切相关的。恩格斯便曾论及，“卖淫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1]而“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2]近年社会转型，有关的变化正是私有制的重新出现并渐占相当成分，贫富差距产生并可能加剧，城市妇女受惠数10年的“大锅饭”被打破。相应地，便是女工更多地下岗，退回家庭，或转向男人不屑于干的工作以及依赖青春的“行业”；是女性正在成为日益重要的消费群体；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作女强人没人爱，不如作花瓶被人瞧不起”这样的新选择的抬头；是“二奶”、娼妓等种种类似70年前丁玲所说的“女性十足的女人”，“为了活得更好”，伴随色情市场奏凯而归……。私小说的“性别”弱视，应当就是这一变化的一道曲折的回响。百年解放的成就曾是妇女角色整体性的社会生产化，现在女性人群角色分化，部分妇女向家庭的、性爱的、依附的角色逆转，便成了生活中的“新”内容，它必然要反映到文学中，并首先反映到女性写作中。这种反映与回响，可能以写他人的、批判性的面目出现，比如王安忆的《我爱比尔》；也可能以写“自我”的并且是认同性的，即“自我”就是某种逆转的面目出现。私小说里的反映与回响主要是以后者这种面目出现的。 同是90年代的女性写作，面对并表现同一逆转，态度与视角却不尽相同，涉及的便是观念、方法等方面的问题了。女性写作的独立性本是相对的，私小说的女性欲望或性地位表述，是对85新潮以来文学的性表现潮流的一种性别的反响。在这一点上，它与五四女性写作逆反新父法夫权的爱情主题是对五四文学的反封建爱情主题的性别的呼应近似。85新潮以来的性表现潮在经历了最初的对禁区的冲决后，到90年代，已从建设性转向消费性，从抗俗转向媚俗，性爱的道德的、社会文化解放的意义已消除殆尽，而男权中心色情指认层日渐丰厚，无所顾忌，女性往往成期待勾引的雌物，“被看”的奇观。私小说在这样的书写环境中表述女性欲望颇多“风险”，易掉“陷阱”，亟需理性批判方面的透视、辩识力；否则便会因为性的暧昧性质，因为阅读的为传统性别秩序训导出的期待，而陷于男权中心色情指认中，成为又一种奇观：“让看”的奇观。《一个人的战争》写多米遭强暴又如何在被强暴中发现强暴者“明眸皓齿”、“皮肤白嫩”，与强暴者互通姓名年龄共进午餐，接受其探访，默许其作“朋友”的邀约……，这应当就是掉入“陷阱”的一例。这种书写正与近年某种男性出于男权中心训导出的物化女性，喜作女人渴望强暴的想象与书写叠合，是自我降格为如恩格斯所批评的那种被去掉“身上的一切历史形成的东西”的“雌性类人猿”。[3]这一实例提示，私小说“性别”弱视的较为直接的原因，可能来自于它自身，商业意识、竞争意识都很强的它却淡化了女性主体的社会地位的意识，而局限于对“身体”存在及其地位的焦虑，女性躯体成了第一主人公，场景因此多在狭窄的室内，狭窄到往往只有一间卧室、一张床、一面或几面镜子。 确实，本文一再用来作比较的五四女性写作所倚重的爱情主题是关乎“身体”的，但这个关乎不仅是间接的，并且主要只是一种“在场”，在这一主题里所讲述的爱情女主人公的求学求职问题，她在父亲家或丈夫家中的位置，她被色情文化市场异化与她的反异化等等，都是“社会”的。她活动的客厅与教室也是狭窄的，但这个狭窄是由于那时妇女社会解放的有限，而不是由于私小说中那种对大社会的规避。并且这个狭窄可以预期是暂时的，因为它是一代女性走向广大世界的第一站。对女同性恋的表述是一个更简明的比较。在五四女作家那里，女同性恋主要是出于同性相聚比如女校这种环境中，有异性进入便不攻自破，很明显是解放之初天空尚低矮那种状况，叙述显示的是社会关系方面的原因。而在私小说里，许多女主人公差不多总是形影不离，女同性恋被强调为出于本能，多米、倪拗拗幼年时期便能行同性恋，叙述着意的是生理—心理原因。 从五四到80年代初，关于女性的主导话语，都是关于社会权力地位方面的，50、60年代流行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两性在参与生产，在社会地位方面的平等——则是这一思想最为大众接受的通俗表达。中国妇女就是在讲“都一样”的时代，广泛摆脱家庭的、单纯性爱的、依附的角色的。而从80年代中期起，女性话语渐呈多样，似乎是为了对“都一样”纠偏，也是受西方的某些女权主义理论影响，一种对两性生理—心理差异投以更多关注，更重视女性独特经验性存在，并使其与身体的经验发生更多联系，更强调性爱实现意义的女性叙述渐居前台。这一女性叙述并不严密，并且游移不定，其保守的、“大众”的呈现是夸张女性“特点”，畏惧回避“都一样”，其激进、“精英”的呈现是将恩格斯所说的“两性冲突”解释为类似阶级对抗式的关系。近年的疑难花木兰，褒扬潘金莲这种新批评，以及把卖淫说成是为女人走向市场经济提供了一种特殊渠道，多了一种选择，有利国泰民安，应当都是这一叙述的某种反映，花木兰代父从军上前线杀敌，与李清照写《乌江》诗相似，本未遇到过“性别”的困难，这并非民间传说富于理想色彩而漠视这种困难，而是这位为无论女性男性中国人西方人都喜爱并敬重的英雄所献身的保卫家园的战争、所化妆的男性之躯都没有什么传统性别秩序的含义，认她女扮男装便是抹杀了女性特征，是处于做女人难、化妆为男人亦难的二难境地，正是从两性对立，将男性躯体等同于男权中心，女性躯体等同于女性独特经验性存在，将社会解放与女性解放对立等观念出发的。 将“身体”等同于女性独特经验性存在，便可能将女同性恋、恋父、自慰、自恋等“性别”含义相互矛盾的女性欲望表述，以及作金钱、权力的情人等，一概视为是“女性”的、“性别”的。将男性躯体等同于男权中心，将两性关系对立化，便会以性地位的对抗，性暴力式的“两性战争”，来取代五四以来女性写作中围绕女性参与社会发生的“两性冲突”。 私小说给自己的女主人公多安排了结局，这结局多是不善的。黛二(《无处告别》)终于看到的是自己“把自己安详地吊挂在树枝上”；倪拗拗爱作“残缺”、世界“肮肮”之叹，一直患“幽闭症”的她后来便把自己从卧室搬进更狭小的浴缸里，在那里自慰、咀嚼自己。林白的女主人公更多自杀或失踪(《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回廊之椅》等)。百年中国女性写作动态的女性主题，易于带上类似“好人遭不幸”的悲剧倾向，在私小说里，这一悲剧倾向更接近于是“美人遭不幸”或曰“红颜薄命”。黛二、多米们何以爱作如是的厌世之叹、悲惨之想，何以总是“无处可逃，也无处告别”，成薄命的红颜呢？或者她们只是在无病呻吟？被认为是妇女解放运动“第二部重要著作”的《女性的奥秘》恰好回答了这个问题。写于30年前的这本书谈的是二战后美国妇女的下述“奥秘”：她们抛弃了上一代“事业型妇女”的传统，对于前辈之奋斗终生才赢得的社会权力不屑一顾，关心的只是私生活、“小世界”的幸福，热衷于性爱实现及刺激寻求。它反复强调的一条思想是，无论男人女人，其地位都是“通过在社会中的工作获取的东西”，如果女人将社会成就、身份追求”归入性地位的寻求之中，她就会轻而易举地成为一种牺牲品，成为任何可能许诺她拥有这种地位的产品的牺牲品。”[4]私小说的女主人公们显然是因病而呻吟，她们那种因沉溺于“身体的”、性地位的寻求而终于“无处可逃”的“独特经验性存在”，与贝蒂·弗里丹的所针所砭，何其相似。 “天子之妃曰后，后，后也，言在后不敢以副言也；诸侯之妃曰夫人，夫，扶也，扶助其君也……士庶人曰妻，妻，齐也，夫贱不足以尊称，故齐等言也。”[5]祖先2000年前这段关于夫妇称谓的文字也许已经透露，最为朴素也最为可靠的“齐”(平等)，是根源于政治经济方面的平等。女人的身体自应属于女人，但前提是她的社会地位与权力，否则这个身体的权力——欲望实现、性地位、生育权等——就很难由女人自己掌握，而很大程度地从属于男人、家庭、市场。潘金莲不可能是“性解放”的，一个封建性别秩序中的荡妇(这是她的原型)自然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可言，因此也难有什么性爱自我、主体实现的可能。卖淫(商业化、合法化)确能“维持国泰民安”，但它维持的必然是父权制结构的“国泰”，男性中心的“民安”。这些事实应当都能说明“身体”地位与社会地位的孰主孰从、孰本孰末。将“身体”地位及其寻求当作女性“性别”本体，终难免“红颜薄命”。 私小说是90年代接受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实体之一，它的“性别”弱视与迷误，还与后现代主义思维取向上的消解性，价值取向上的平面性、迎合世俗性不无关系。百年妇女解放突现了女性的变体性质，并且是不进则退的变体性质。这要求女性写作的女性主题应当是批判性与建构性的，批判传统性别秩序、男权中心等，建构女性独立自主、两性平等共存对应互补的价值与意义。后现代主义消解一切道德、价值与意义，“拥抱世俗”，显然于这必须有的思想倾向是不利的。我们看到，不仅私小说，其他接受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实体中的女性写作，一般都缺乏“女性的”、“性别的”视角。 附注：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24页，第四卷第15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12页。 [4](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第358页，程锡麟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5]汉代刘熙《释名·释亲属》。 作者简介： 乐 铄 1943年生，江苏盐城人。郑州大学副教授。著有《迟到的潮流——新时期妇女创作研究》、《市场经济与文艺定位》(合著)等。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秋之卷(总第2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