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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同时和你们两位动物小说作家一起来讨论动物小说。以我个人的印象，很多时候，儿童小说是与成人文学发展思潮形成共鸣的，但是动物小说和大自然文学除外。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两种创作在儿童文学界已经非常重要了，但是在整个文学界并没有被更多地认识到。新世纪以来，生态文学越来越受到关注，动物小说阅读的热潮也兴起了。你们认为这种热潮兴起的原因是什么？ 沈石溪：从大的背景来说，自然是与当代社会的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的提高有关系。但是作为写作者，这不是我写作的出发点，出发点依旧是生命和人性。我们一直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虽然我们写作不是先入为主地要以保护自然为主题，但是阅读的热潮肯定跟这个大背景有关系。 就儿童来说，他们的阅读应该是多元的，不可能老是去读校园小说，读到一定的程度会腻烦的，动物小说给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广阔世界的窗户。再就是孩子还没有被充分地“社会化”，生命的本能更突出，他们和动物更贴近。 黑鹤：大众喜欢传奇。现在流行的动物小说多是传奇色彩很浓厚的，把一些动物神化了。 记者：沈石溪老师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第一代动物小说作家了，我知道您是一位军旅作家，最初的作品是军旅题材的，为什么转向了动物小说？ 沈石溪：我过去在西双版纳生活，大片大片的森林里有很多动物，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也就渐渐对动物感兴趣了。写动物小说必须有相应的生活环境，跟动物有实际的接触，完全靠资料是不行的。我1980年才开始写动物小说，当时觉得西双版纳的题材蛮新鲜的，就写一个吧，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动物小说。第一篇叫做《象群的迁移的时候》，发在《儿童文学》上，结果编辑很感兴趣，说还没有人这样写小说，之后慢慢就偏重于动物小说了。 记者：您最喜欢的动物小说作家是谁？ 沈石溪：西顿。他的动物小说非常纯粹。我写作之前完全没看过，进入这个领域了，才开始阅读国外的动物小说。那时候国内似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动物小说。 记者：您认为我们国家动物小说创作起步较晚的原因是什么？ 沈石溪：动物小说关心的是人类之外的世界。一般来说，如果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一个社会是不大容易注意到人类社会以外的事情。其次，跟我们国家的文化传统、整个社会的环保意识也有关系。我们国家的动物保护落后国外很多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外国租界，已经有了《自然法》，规定不准欺负鸡鸭什么的；目前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颁布了“动物福利法”，我们国家迟迟不能出台。 记者：您在写这些动物的时候，想象占据更多还是实际的观察更多？ 沈石溪：作为小说，主要还是艺术想象，但是所有的想象都要建立在动物实际的本性之上。 记者：您现在已离开云南生活在都市，那您如何构筑您的小说世界呢？ 沈石溪：对于云南，我是一个外来者。我不像黑鹤，他和自己所描写的土地有不可分割的血缘联系。他写动物，更多的是写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我关注的是动物本身，虽然离开云南，但我可以写动物园的动物、马戏团的动物、野生动物救护站的动物，等等。动物有各种生存状态，有自然的也有非自然的，这些特殊境遇的动物身上也有值得挖掘的东西。像我今年出版的《白天鹅》和《黑天鹅》两本小说中，《黑天鹅》就是以澳大利亚为背景的。我对动物行为学非常感兴趣，研究动物可以给人类社会带来很多启示。 记者：读您和黑鹤的作品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动物小说有的是关心人与动物的关系，有的则完全是动物世界，更关心动物世界的规则和生存状态。 沈石溪：黑鹤是从草原上生长起来的，他的生命感觉和草原是一致的，这非常难得。如果说我们国家现在什么地方能生长动物小说，那肯定是黑鹤所生长的地方。西双版纳动物也多，但是没有北方的那种野性、荒凉、辽阔和深远，在西双版纳，动物生存更容易。 另一方面，黑鹤注重把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和文化融在动物小说里，会写得很深，很有内涵，有乡土气息和地域气息，但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会冲淡动物小说本身的艺术特质。黑鹤的小说有阅读难度，有些不一定是孩子们能喜欢的，但一定要按照自己的风格写，不要因为迎合出版社的要求就往简单里写。好好写下去，能成大器。 记者：对于沈石溪老师所提出的优势和应当警惕的问题，黑鹤你怎么看？ 黑鹤：的确是这样。大兴安岭、蒙古草原这一带的生活提供给我足够的资源，童年生活足够我写一辈子了。沈老师说的我自己也意识到了，像今年在《儿童文学》上连载的《狼谷的孩子》，就急于展示文化生活中的东西，这方面写得太多。 记者：你的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和沈石溪老师的那种动感、激烈是不一样的，悠长而宁静。你所写的生活和文化正在消失，这是无法阻挡的，你书写他们的艰难和诗意、尊严，却要面对它们的消失，什么感觉？ 黑鹤：很悲凉。我记录的是北方正在消失的文化，这是“最后的古代”。游牧文化沿袭千年，我笔下是它越走越远的背影。所以我小说里有很多老人的形象，因为也只有他们还在坚守原来的生活方式。现在到草原深处，还能见到穿蒙古袍的人，我想这代人之后怕是很难见到了。我也能理解，羽绒服比蒙古袍要舒适，定居生活比起游牧生活不那么艰辛，人们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但文化通过什么来负载？日常生活。等到这种生活方式不存在了，这种文化也就消失了。不只是蒙古族、鄂温克族，全世界都存在这个问题，原住民的医疗、卫生和教育问题要解决，必然要接受现代文明的影响，那原来的文化怎么保留？ 记者：那你是不是感到很矛盾，他们有权利选择便捷的生活，但又看到一种珍贵的东西在消失。 黑鹤：我只能书写这种矛盾，但并不试图去改变，也无法改变。 记者：因为你的生活和我们大多数人是不一样的，这种陌生和新奇本身直接写出来就是一种很稀缺、新鲜的经验，但是我注意到你还是非常认真地打磨自己的作品，作品的调子慢，写得也慢。在现在的氛围中，你如何让自己慢下来？ 黑鹤：我不强求自己，写得也不快，没有想写写不出来的感觉。我随性一些，不硬写，让细节在生活中和心里慢慢酝酿。我不能浪费生活的馈赠。有时候一个题材一写出来，我就觉得遗憾，如果细致打磨还能更好。从生活中获得一个细节，然后不断扩充。比如新作《科尔伦之狐》，灵感就是去科尔伦公社的路上，一只狐狸从我们眼前忽的一下蹿过去了，然后很多想象和细节就逐渐丰富起来了。出版社也会催，但是没办法，我不能写得太快。我觉得只要有一部分读者能喜欢我的作品就行了，不求太多，“小众”就行。 记者：你的长篇有一些似乎没有短篇精致，比如《鬼狗》，有影视剧的色彩，趋于类型化。 黑鹤：因为写诗的缘故，我希望把小说的语言也打磨得每一句都闪闪发亮。可能《鬼狗》是通俗一些，过于强调故事情节。 记者：现在的动物小说写作要注意什么问题？ 沈石溪：不要追风，也不要有成规。视野要开阔，很多动物都可以写，不要把目光盯在狗和狼身上。比如，史前动物也是可以写的，我们不是要从科学的意义上探寻它是怎么毁灭的，而是展现它在生存期间的生命形态，像猛犸象和剑齿虎，它们消亡的时间相对较晚，从它们的生命历程、它们的消亡能挖掘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黑鹤：我们国家的自然教育是非常不够的，希望动物小说不要加重大众的猎奇心理，组织一些类似“寻找狼”的活动。要尊重动物自身的本性。藏獒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害，这个狗种基本上被毁了。动物小说要避免不恰当的表达对动物本身造成损害。 原载：《文艺报》2010年06月28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6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