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经有较长一段时间，从娃娃抓起、灌输儒家经典的儿童“读经”教育，潮起潮落，引来连番论争。随着论争的热度渐退，中国古代蒙初读物《三字经》《弟子规》等，倒是真真切切走到了台前，并持续受到众多小学校、甚至幼儿园的关注。在笔者所知的不少大城市的小学校、幼儿园里，校方都曾经或正在组织孩子们背诵《三字经》《弟子规》。于是，我们时常会见到这样一种场景：舞台上，小孩子被裹上古人的服装，面无表情、姿势僵硬地背诵《三字经》；舞台下，成人看得心满意足，赞不绝口。 这真的是一项经典国学在儿童教育中复苏的“幸事”吗？此举真的是继承经典国学的“良策”吗？这不免让人想起20世纪初的中国，儿童文学走入小学校园的那段艰难历程。 20世纪30年代，吴研因在《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中这样描述：“清朝末叶，学校没有兴办以前，我国的儿童读物，大约分两种：一种是启蒙的，例如《三字经》……一种是预备应科举的考试的，例如《四书》……儿童读这些书，一定要用上了七八年的工夫，读得烂熟了，再由老师开讲，然后才能渐渐地明白一点字义跟章句；至于圣贤的大道理，往往读了一辈子，读到老死，也读不出甚么来。”郑振铎在《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上篇)——从三字经到千字文到历代蒙求》中也痛彻地提到：“在旧式的科举制度不曾改革以前，中国的儿童教育简直是谈不上的。假如说是有‘教育’的话，不过是：注入式的教育、顺民或忠臣孝子的教育而已。” 英国汉学家麦高温自1860年在中国生活了50年，他目睹中国用《三字经》这类东西教育儿童，不平地道：“中国的课本，也许是学生手中最枯燥、最陈腐、最古怪的东西了。书的作者恐怕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学生们的兴趣爱好。书的内容因单调而显得死气沉沉，既缺乏幽默，又少机智，它们最大的‘功劳’，似乎就在于从来不会在孩子们那活泼爱笑的脸上增加一点儿轻松……中国人采取的教学方法是让八九岁的孩子去读一本写有深奥伦理观点的书，由此开始他们的学习生涯。这本书名叫《三字经》。”他还将读着《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之类作品成长的英国孩子与我国孩子对比道：“想想一个10岁的英国孩子吧：在轻松的小故事和展现在面前的美丽图画中度过学校里的一天。而这里的孩子却不得不讨论一些类似上面提到的深奥而抽象的问题。可想而知，中国孩子的早期学校生活是多么的乏味单调。” 直至近现代以后，儿童才从成人的意志中逐渐解放出来，进入学校接受系统的教育。我国的儿童文学自诞生之日，便是借力于现代教育的萌芽，出于小学校里教育孩子的需要，源于对枯燥乏味的《三字经》等不利于儿童教育的教材的抨击，和儿童学习需要真正适合儿童的读物的大声疾呼。 请原谅我的“掉书袋”之举，实在是希望借再现当时历史文化语境，回顾一下儿童教育从受压抑到被解放的艰难。 当下，《三字经》作为国学经典又昂然进入小学校，甚至闯入幼儿园。大人强制孩子背，听着孩子背，满意极了；其实自己并不会背，也不想背。《百家讲坛》要请大学教授花十几讲的时间去讲《三字经》，因为许多成人都不能完全了解里面涉及的历史典故以及所蕴含的儒家思想。 《三字经》里有好多历史知识和做人道理——支持的人会这样说。但是，这点历史知识和做人道理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不是都会学到吗？评论家朱自强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如果说过去的学校是‘保护’童年时代的一个场所，今天实行残酷的应试教育的学校则几乎单纯成了做成人的‘预备’的地方。学校与家长携起手来，为了成人的‘将来’，不惜牺牲儿童的‘现在’。” 美其名曰“继承文化传统”，靠剥夺儿童学习的快乐来继承文化传统，值得吗？这是一种倒退，儿童教育不适当的入侵，必然对儿童形成负面影响。以这样成人化的、哲理化的文字强行“入侵”儿童，会使儿童失去自有的想象力，失去自有的创作欲，甚至失去对文学的兴趣——当有一天，我们的厌学症从小学下移到幼儿园时，不知成人们该作何想，不知那些“五四”时期披荆斩棘呼唤儿童解放、呼唤新教育的大家们又作何想。 有趣的是，当学校师长用《三字经》对儿童进行“国学熏陶”时，当成人认为自己灌输了国学经典而沾沾自喜时，儿童却在以自己的方式宣泄和反抗。孩子们很快就将背了数月的《三字经》忘在脑后，而且还用自己丰富的创造力和孩子无限乐观的本性改版了“三字经”：人是猪，性本善，不写作业是好汉。老师查，怎么办？拿起武器跟她干。干不过，怎么办？ Ak47跟她干。干不过，怎么办？用Ak47交换，迪迦奥特曼！成人的教育观与儿童的天性之间，隔着一堵多么厚重的墙！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21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