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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红色经典”，对于目前的电视剧创作而言，是一件难度非常大的事情。一部成功的新编红色故事，必须对原有的经典有所创新，又不能完全丢弃经典的核心意义，既要符合观众对“红色经典”的审美期待，又要有新的元素注入。前几年，有一种肆意改写历史的不好风气，历史的戏说和大话，越过了历史和文艺的边界，成为了一种恶搞式的狂欢症候。其实，这正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文艺中的一种反映。那种小市民意识形态下对价值观念的肆意破坏，值得我们警惕并反思。那么，对于那些“红色经典”，我们是否还有改写的必要与可行性呢？ 比如说，《红灯记》作为当年的样板戏，红极一时，而现在，当我们处在“后革命”时期，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要如何去看待《红灯记》这样一个“阶级革命”的镜像呢？又如何对之进行成功改写？很显然，《红灯记》的接受史，是一个我们可以考察的切入点。我们曾把它作为革命意识的样板戏，也曾口诛笔伐，将之称为一个苍白的、公式化的艺术断裂之作，我们甚至在消费主义的旗帜下，将之作为怀旧经典，进行重新包装，那么，在一个更为宽容的时代，我们要如何重新看待并塑造这些英雄形象呢？我们如何在电视的消费功能与历史、意识形态的责任感之间找到很好的融合点呢？按照柯林伍德的观点，历史不存在断裂。所谓的断裂，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意识形态的策略。对《红灯记》的重新改写，即意味着我们重新认识那段红色革命历史，进而重新对那些曾经在历史上出现的价值观念的重估。比如说，“阶级叙事”的问题，在我们认识到它造成概念化，遮蔽了人性的复杂性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在当时国破家亡之时，它所起到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和道德上的正义性。 电视剧《红灯记》，我认为，在历史观、故事结构、人物形象、叙事方式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它巧妙地处理原作中国家民族叙事、市民亲情伦理叙事、阶级叙事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并很好地解决了电视剧的消费功能和历史意识的社会效益问题，是我们改编“红色经典”成功的范例。在京剧《红灯记》中，“亲情”是一个被替代的“象征物”，在铁梅、李玉和、李奶奶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组成的家庭中，那种相濡以沫的亲情，被所谓的“阶级情”替换，在相似律的原则上，凸现了阶级情感，超越亲情的价值力量，将亲情原则推到了感性的、软弱的、危险的、低级的、容易被利用的，甚至是应该被批判的价值取向，例如鸠山就试图通过亲情牌，威胁李玉和投降。不能不说，相对于中国社会原有的家族与血缘叙事，这是一种别样的“现代意识”。同时，我们看到，作为中日战争之中的国家民族叙事主体，也被迫服从于阶级叙事的主题，并成为验证其辉煌的一个部分，将现代性的“国家民族叙事”主体，置换为“阶级民族国家叙事”主体。而对于《红灯记》而言，它凸出了原作中的国家民族叙事与亲情伦理叙事，充分探索了人性的复杂性，同时，它又肯定了“红色经典”中原有的阶级叙事的道德正义性，并在以上两种叙事的支持下，达到很好的融合。 首先，对正面英雄形象，该剧在塑造上是有所创新的，最为典型的，就是李玉和，他继承了京剧剧本中机智勇敢、沉着冷静的特点，对穷人充满了同情与关怀，而对日本侵略者却是满腔仇恨。在此基础上，李玉和的形象，还多了“亲情”与“民族情”，将血缘情上升为伦理性的道德情操，将民族精神放在了斗争的首位，从而在英雄的铁骨铮铮之下，将那份相濡以沫的亲情与民族大义，昭示得感天动地。例如，在生活中，李玉和百般关爱铁梅，孝顺李奶奶，而面对死亡的威胁，他除了想到密电码的安全，更为铁梅和奶奶的安危着急。他和鸠山之间的冲突，除了阶级冲突外，更多的是民族之间为了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除了主要的英雄人物以外，次要英雄人物的刻画也十分传神，铁梅活泼可爱，机灵泼辣，但也有着天真幼稚的一面，而虎头等外围抗日分子，在李玉和的带领下，最终成长为坚强的战士。该剧细致地写出了这些英雄人物的性格缺陷、教训，以及真实可信的成长经过。无疑，该剧对正面人物的塑造是成功的，一是让英雄人物摆脱“高大全”的纯粹阶级论的腔调，展示出了英雄有血有肉的内心情感世界，在人性化的角度上让英雄人物的塑造更加丰满、真实、可信。二是在细节上增加了该剧的观赏性，通过日常化场景的描绘，渲染了氛围，突出了人性美与人情美，并与悬念迭出的斗智活动，相辅相成，形成一紧一松两条线索。 其次，对于反面人物的塑造，更见编剧和导演的功力。在原有的京剧版本中，反面人物例如鸠山、王连举都被赋予了一种脸谱化的功能，目的是在一种强烈的二元对立的美学中彰显阶级斗争的文化逻辑。比如说，鸠山，作为一个外族侵略者，在原京剧剧本中，是民族仇恨的代名词，将国家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合为一体，而在这部电视剧中，鸠山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却不是一个单一而扁平的人物形象，而是一个复杂的性格集合体。他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心思缜密，头脑冷静，并对中国文化抱有一定好感，平时显得温文尔雅。同时，他又是一个冷酷贪婪、残忍狠毒的侵略者，对占领中国有着强烈的野心。鸠山这个人物的新形象，无疑是对抗战题材的影视剧的一种突破。同时，对于叛徒王连举的塑造也非常成功。该角色由擅长演正面人物的青年演员何政军扮演。该剧不仅再现了王连举无耻的背叛行动，也善于挖掘叛徒背后的故事，以一种人性的眼光看待这个人物，他的民族正义感，对妻子真挚的情感，高雅的文化品味，都由于自身的懦弱，而成为在“家”与“国”之间艰难徘徊的悲剧牺牲品。王连举最终死在日本人的枪下，而他在临终的怒骂中，也找回了原有的血性。 另外，日军医院的亲日分子白院长的转变，也是该剧的一个看点。作为一个铁杆的中日亲善论的知识分子，他娶了一个日本妻子，真心希望中国在日本的领导下走向繁荣。然而，他最后得到的，却是深深的伤害与歧视。对于鸠山与小矶等日本人来说，白院长只是一个利用的工具，而白院长虽然崇拜日本文化和生活方式，但日本对他而言，却永远是一个无法进入的“他者”。白院长最后走入山里，成为抗日武装的一名军医，无疑是对中国国家民族共同体想象的一次有力的回应。 该电视剧高超的编剧艺术，也值得称道。原来的剧本适合京剧演出，情节紧凑，故事发展速度快，冲突激烈，而在该电视剧中，导演吸收了侦破类型片的套路与方法，将鸠山与李玉和斗智斗勇的故事，进一步填充，容易在更长的片段内，吸引观众的注意，将观众的期待视野，调整为一环扣一环的绵密的故事节奏，前十五集以鸠山调查地下党为核心，而后面则以密电码的反复争夺为重点，故事高潮迭起，扣人心弦，有效地增强了电视剧的观赏性。应该说，《红灯记》是一部成功的“红色经典”改编剧，它的成功，值得影视界和学术界进行更好的深入研究。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二卷)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二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