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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谈当前格律诗创作的形势。 周：首先要改变思维方式，不要动辄分析形势。我曾开车到北京一个单位办事，传达室的老头子拦住不让进去。他就开始给我讲形势，从国内讲到国际，那水平真不低于我原来那个司长的水平。思维定势很可怕。近听一位干部说，当今文化形势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不知这个结论怎么来的。中国有多少朝代？其实，历史上各时期的文化形势并无可比性。宋徽宗时代文化形势大好呀，可是，很快玩成了半壁江山。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大家却习而不察，习非成是。这叫集体无意识。如果我们的思维方式有错误，就不可能写好诗。古人儿童启蒙就教对仗，这不仅是修辞训练，更是思维和智力训练，因为智力高低就是看能否同时具有反向思维。 问：唐朝诗歌繁荣，是因为写诗人多。 周：也没有我们1958年那会儿几亿人多呀。唐诗繁荣仗书法，与其说唐朝诗歌繁荣是由于写诗的人多，还不如说是由于从事书法的人多。当是时也，诗歌和书法互为伴生物。格律诗的定型，除了诗歌自身发展规律水到渠成外，也与唐朝书法定型，即尚法有关。李世民对书法要设法度，诗歌界岂能不奋起响应？ 唐朝的山水诗和边塞诗繁荣，而咏史诗更是空前。因唐初君臣有积极的历史观。正面接受前朝灭亡教训，才能建成世界强国。不能把唐朝书法和诗歌的兴盛仅看作李世民的个人爱好，这里有着战略的谋划，语言文字是凝聚一个民族的纽带，是一种软实力。 问：当代格律诗存在什么问题？ 周：我认为对传统精神继承不够。有位处长写格律诗十多年了，却说朱熹“问渠那得清如许的“渠”字是沟渠的意思。这就只能写“四化征途快步飞，神州十亿尽舜尧”那样的“老干体”了。 问：那你认为继承什么？ 周：是“天地精神”，即“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用司马迁的话说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体现于格律诗中，我称之为“天地精神”。 杜甫诗：“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为什么“腐儒”前加“乾坤”，“沙鸥”前加“天地”呢？现在的诗极少看到这样写的，丢掉了唐诗那种“天地精神”。 李商隐的《漫成五章·之二》有助于对唐诗本质精神的理解，其诗曰：“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三才”即天、地、人，这真是把天地精神明白地坦诉于我们了。 我们作一项实验，将《唐诗三百首》输入电脑，然后将“日月、江海、沧桑、悠悠”这类字词删去，其结果是《唐诗三百首》不复存在了。这揭示出一个读诗、赏诗、写诗的大奥秘。 谁的诗能体现这种天地精神，谁的诗就高人一筹，反之则流于平庸乃至低劣。刘邦的《大风歌》多么豪迈壮阔。再看黄巢《题菊花》：“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不第后咏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康德说，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想不干什么，就有能力不干什么。艺术中的自由，说到底是一种深刻的自律精神。天才是符合逻辑的无意识，像诗仙李白，或许他的诗是脱口而出的“无意识”，但符合诗的逻辑。他达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并不能否定矩的存在。 有人以毛泽东借用古人的诗句而看低毛泽东诗词，毛泽东一首诗词最多借用一句，而曹操在一首《短歌行》中借用了六句。皮毛之论，不见本质。本质是天人合一，天地精神。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等，因不违之，便好。其气魄、见识在郭沫若、柳亚子之上。 至于纵向比较，别的朝代不说，仅唐诗现知有五万多首，宋词两万多首。不看不比较，怎么知道谁的好？一个人一生只见过捷达车，便认为捷达车是世界上最好的车。像黄巢这样的农民起义领袖，其思想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我花开后百花杀”，唯我独尊。夏荷冬梅，春兰秋菊，这本是大自然的安排，可是，黄巢偏要“报与桃花一处开”，和大自然对着干。人对大自然一点敬畏都没有，那是可怕的。像黄巢这样的人当了皇帝，必然是山河遭殃、文化遭殃、国人遭殃。 我们徒自空叹当代缺乏大师，殊不知大师是既能进入经典，又能走出经典的人物。不真正进入经典，想成为大师，就是不怀孕要生孩子；进入经典却为前人所囿，走不出来，这就像怀了死胎。所以，真正的大师很难炼成，因为进入经典难，走出经典更难！ 我学写格律诗只是使用一种进入经典的手段，并非最终目的。 原载：《文艺报》2010年04月09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4月0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