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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作家艾伟的长篇新作《风和日丽》在《收获》2009年度四、五两期发表后，因其直面历史和现实，不回避敏感问题，具有穿透黑暗的叙述力量而引起广泛关注，小说入围《南方周末》年度原创文化榜，并获刚刚公布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提名。小说已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风和日丽》以建国以来的历史作背景，一位神秘将军的风流韵事，一个私生女隐秘的身世，从杨小翼的悲剧一生中娓娓道来。杨小翼渴望父爱，但在妈妈那里却始终得不到满意的答案，终于鼓起勇气北上寻找父亲。她的出现在将军家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并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在经历诸多伤痛与打击后，杨小翼最终在放弃中走向平静与释然，放弃对血缘的执著，放弃对父亲的逼视。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艾伟表示:建国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没有一部具有全面反思、反映国家历史的小说，我希望阅读这部小说的读者能够重温我们的曲折痛苦的历史。 《风和日丽》的难度是把五十年的历史不着痕迹地结构起来 傅小平(下称傅):小说写了建国后五十年的历史，香港中文大学许子东教授认为这是《收获》对国家六十周年负责任的纪念。你有过用这本书对国家的另类纪念吗？ 艾伟(下称艾):这部小说构思于四年前，我不可能想到建国六十周年这件事，在2009年完成纯粹是巧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对反思我们的历史有兴趣，你从《爱人同志》等作品看得出来，我想，建国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没有一部具有全面反思、反映国家历史的小说，我希望阅读这部小说的读者能够重温我们的曲折痛苦的历史。我工作室的画板上一直写着这么一句话:从一个很小的角度写出波澜壮阔的诗史。 傅:这确是一部有野心的作品。你试图用小说的形式，对建国以后到21世纪前这段时期做一个全景式的关照。你所说的很小的角度是“私生女”的角度吗？你笔下的杨小翼是一个知识女性，并且还有点儿小资及教会背景。我想了解你写这部小说的契机，还有构思、写作转变的过程。 艾:是的，革命历史是经过历史修辞术修饰过的，这种修辞方式，曾把革命塑造得无比神圣，一尘不染，革命者都成了没有七情六欲的“钢铁战士”。刚开始准备这个题材的时候，我的重心其实是在杨小翼的母亲杨泸身上。我想写杨泸作为将军曾经的情人，在建国后的生命遭际。但后来，我把重心转到杨小翼身上，我觉得“私生女”这个角度虽然很小，但却像一把匕首，可以刺破被革命修辞术叙述出来的华美的历史图景。杨小翼作为革命的私生子，她在革命之外，但她可进入革命的腹地，那儿有真实的图景，那儿有钢铁战士盔甲下的血肉和人性，还有杂草丛生的景象。而要窥见这一切，就得是一个有反思能力的知识女性。 傅:《风和日丽》堪称是艾版“一个女人的史诗”。小说主人公杨小翼的成长见证或直接参与了时代发展进程，其经历堪称传奇，而你的描述却是日常的，针脚非常细密，丝丝入扣、密不透风。在我看来，把传奇与日常做这样一种糅合和对接，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你在写作过程中是怎样处理的？ 艾:这部小说的难度倒不是在语言和细节上，真正难度是背后的大历史。我们过往的作品，要讲历史的时候，总是会交待时代背景之类，但这小说涉及到的历史描述是非常少的，加起来恐怕不足千字，但你却可以从小说的每个时间段，每一个窗口，都眺望到历史独特的风景。简单地说，要把1949年到新千年的五十年历史用小说的形式结构起来，又要自然，流畅，不是生拉硬扯，这不是件容易的工作，这是很考验一个作家的结构能力的，而这一点，恐怕只有我这个写作的人才知道其中的不容易和甘苦，读者可能会浑然不觉。 傅:说到将军，这个人物给人印象十分深刻，有论者认为这可能是目前我国写高级干部写得最丰富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他的无情和有情，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物。 艾:这部小说里，我最喜欢的人物就是将军。它是这部小说的主宰者，他出现不多，却无处不在。当然我写到他埋葬天安，把早年的情诗“愿汝永远天真，如屋顶之明月”献给了天安作为墓志铭时，我感到自己真正了解了他，他真是一个孤独的人。他可能是历史悲剧的创造者，但也是历史悲剧中的一分子。 傅:在这部小说里，我觉得杨小翼对父亲的态度很有意思，那种对父性的寻找、追问和审判，那种自己可以弑父，但容不得别人批判的态度，某种意义上就像我们对待自己的国家。 艾:在这部小说里，父亲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它可以有很多的名字，我们可以叫革命，也可叫信仰。后来父亲死了，革命也“告别”了，信仰也失落了，我们开始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开始清算我们的历史，到头来我们发现我们根本不能重新出生一次，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我们只不过是革命的私生子，是革命的遗孤，我们都是失去父亲的人。所以，我写到尹泽桂将军死后，杨小翼以为她早已和“父亲”告别了，其实这一形象一直作用在她的精神深处。这就是我们的处境，精神上没有依靠，现实一片荒芜。 傅:如果把你的几部长篇做一个纵向对比，会发现你的笔调从冷酷愈来愈趋向温暖。在这部小说里，杨小翼纵然吃了那么多苦，对生活的姿态却是出奇的平和、达观——少有偏激或愤世嫉俗的看法。是不是随着年月增长，生活境遇的变化，你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渐缓和，对很多问题有了更加趋向包容的理解？ 艾:我喜欢你这个问题。我看到有人评论这部小说，说艾伟是带着含泪的倔强的微笑，面对沉重的历史。我们的苦难是那么的深远和长久，但我想即使在苦难中，依旧是有温暖的存在，所以，我想写苦难中的温情时光，叙写爱、友谊、家庭的持久力量，写出绝望中的希望。 当下文学的价值评判中存在一种“先锋霸权” 傅:应该说，你在《爱人同志》等小说中有强烈的批判热情，在这部叫《风和日丽》的小说中，你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艾:关于小说的批判性，我是这样想的，批判不是比力气，小说是润物细无声，要先让读者爱上小说世界，然后，读者会慢慢感受人生世道。我不喜欢不经过正常人的逻辑，通过变形，迅速抵达的那种批判性。 在先锋文学中，你可发现，有很多血腥的东西，都来自概念，来自批判这样一种姿态，大家都在比力气，类似像“阉割”、“白痴”、“残疾”，反正都是非正常的，变态的——我以前的一部分小说也是这样的。我把这种方式叫“嗜血”，我曾批评过一个朋友，他喜欢的作品都是嗜血的。大家的口味都很重。如果这叫批判，我宁愿不要。我要的是正常的情感，一切可以在日常生活和日常逻辑中鉴别与检测的行为。那些“嗜血”在我看来是简单的想象，对恶的想象其实一直是简单的，小孩子就非常擅长。 说到《风和日丽》，我想只要读的人都会为我们曾经的沉重的历史、我们被扭曲的生活而心痛，要说批判，这就是批判。 傅:你好像对先锋小说的传统颇有微词？ 艾:是。我曾做过编辑，我发现新一代的写作者几乎都是从先锋小说那儿得到写作的热情。这个起点是有问题的。这同现在文坛的价值评判中存在一种“先锋霸权”有关。好像小说一定要在形式上创新，一定要魔幻、寓言才算得上是纯文学，好像那才是文学的正典。别的都不算文学。 我的感觉是，国内文学界都在盼望一部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小说，仿佛求新是文学的一切。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可以在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左右着我们的判断价值，好像新的就是有价值的，就是进步的。其实小说能变到哪里去呢？难道变得不像小说？ 我认为，文学的正典应该是那种脚踏人类大地的小说，具有小说最基本的价值，即人物、情感、命运等。文学的正典应该是有人的温度的小说，而不是在冷冰冰的概念指导下的所谓深刻的小说。 傅:你提出“先锋霸权”的概念很有意思。我们现在确实有些划地为牢，把文学的边界框得很小。文学需要拓展自己的疆域。 艾:我完全同意。这同批评界的趣味是有关系的，我曾经问过一位批评家朋友，问他是怎么阅读的？他说，那当然是一边读，一边寻找可以解读的意义。我说，你能不能把一切放下，先做一个好读者？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一个批评家首先要做一个质朴的读者，先要被这个作品感染，你再谈其它深意。 我觉得小说是用来感受的，不是用来分析的。情感是小说最重要也最深刻的元素。 一个作家若没有一部书长销不衰，根本就不算成立 傅:谈到文学边界问题，我注意到《风和日丽》中的人物和场景，很能引起读者索引的兴趣。依我看，这一方面凸显了作者介入时代、政治表达的强烈诉求，一方面是对时代、政治的妥协，或许还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迎合读者阅读趣味的意图。你在写作过程中做何考虑？艾:我在网上看到一部分读者做这样的猜度，也感到很意外。北原和舒畅完全是虚构的产物，再说了，他们在书中的比例非常小，不到百分之一吧？写这两个人物，是涉及到70年代思想涌动期及80年代思想解放期，涉及到一个时代的转变，从叙述上讲是让后来杨小翼的反思有来源，有信服力。 对这部涉及到如此高层级的小说，几乎想叙述一个国家的人心及思想演变的小说，要讲到思想解放运动，总得有几个思想文艺界代表人物，有些读者于是对号入座了。当年托尔斯泰写出《安娜·卡列妮娜》时，因为涉及到彼得堡及莫斯科的贵族，也有类似的考据者。一部小说，你写到高层，而高层就那么几个人，所以容易给有考据兴趣的读者以想象。《红楼梦》也是如此啊，总以为谁是谁谁谁之类——当然，我这里也不拿《风和日丽》攀比这些伟大作品。如果完全写底层百姓，就不会产生这种情况。我是说，这是题材决定的。当你想象一个国家时，这种情况是一定会出现的。你想讲一个时代，并且如此直面它，这恐怕不可避免。 不过，某些章节的写作真的像在走钢丝一样，得小心翼翼，但我必须通过去。规约就是艺术，禁忌或规约有时候反而会使艺术作品更动人。艺术某种程度上是规约的产物。 傅:随着文学的边缘化，写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成为近年文坛关注的焦点。就我个人的观感看，这两者之间并不是什么泾渭分明的界限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保持一种平衡。你的这部小说，做了这种尝试和努力，非常好读，不仅故事情节生动精彩、人物命运一波三折，而且还集合了很多通常被我们认为是流行写作所具有的元素——悬疑、影射、政治、爱情、性等，开头也很抓人。 艾:写的时候到也没有像你概括的那样有那么多元素。如前所述，我想更多的是在这部小说里呈现历史洪流下人的血泪和欢欣，写出历史意志作用下的人性波澜，这是我的着眼点。 傅:但你还是重视读者的接受的，这看得出来，你怎么看作家和读者的关系？ 艾:关于小说和读者的关系，我觉得当下国内小说界存在误区，认为纯文学不需要读者，并且认为好的小说都是没有读者的。对此，我的认知是，一部小说的生命力不是评论界给的，而是读者给的。一部小说只有参与到一代一代人的精神人格建设之中，这部小说才是有生命力的。我看到当代很多小说，包括那些著名作家，书印了一次就完了，当然，我也同样如此，很少有人像余华的《活着》那样，被无数次的印刷。我甚至觉得，一个作家没有一部作品总是在书店里长销不衰，这个作家基本上就不成立。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一个不成立的作家。 好的小说总是要参与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小到温暖中国人，大到对中国人起到人格的建设作用。中国的四大名著，无疑对塑造中国人起到很大的作用，鲁迅的作品算得上。其他有谁？据我观察余华大概是幸运地参与其中了。 艾伟:本名竹雄伟。1966年生。主要作品有:长篇《爱人同志》、《越野赛跑》、《爱人有罪》，小说集《乡村电影》、《水中花》等 原载：《文学报》2010年3月11日 原载：《文学报》2010年3月1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