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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初，著名作家莫言的新作《蛙》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这本书的创作始于2002年，作者推翻了10万字初稿，采取了独特的结构和写作方式。12月24日，《中国日报》记者刘浚在莫言先生的北京家中采访了这位当代最负盛名的作家。以下是采访实录。 一、直面敏感题材，为乡村妇科医生作传 问：您曾多次说过，这本书的原型就是您的姑姑。您跟她谈过计划生育、代孕生子这些事吗？ 莫言：我的姑姑已经76、77了。(关于代生子等事情)我就没跟她交流过了。小说里后半部分的姑姑基本都是虚构的。她与生活中的姑姑相似的是：俩人都从事了50年的农村妇科的职业。真正的姑姑也是从50年代初开始，最早做计生员、妇科医生，一直到80年代末退休，还反聘回去。她虽然70多岁了，医术还满高超的，周围几个县里还有很多人来找她。她不仅是个妇科医生，也是个很好的儿科医生。乡村医生是万金油嘛，她治疗婴儿的痢疾等小病，她有很多秘方、偏方。去医院可能几千块钱治不好的病，她给你一包小药粉马上治好了。 她们经历相似，但是其他象出身大相径庭。小说里的姑姑是革命烈士，八路军院长的后代；生活中的姑姑是地主的女儿。这样两种出身，在中国上世纪那种社会环境，所受到的待遇那就是天壤之别。小说里姑姑驾着船搞计划生育过程中那些惊心动魄的事迹基本都是虚构的。 另外，很多地理环境也是虚构的。高密东北乡有一条河，在上个世纪60年代还有一点水，到了70年代一年比一年干旱，最近这30年来基本断流，到了夏天都没有水，河里基本都可以做打麦、晒麦、庄稼的那种场塬。我小说里姑姑驾着12马力的柴油机船在波浪滔天的大河上追逐这些逃生的妇女们，这些场景完全都是虚构和想象的。 姑姑肯定参加过计划生育的工作，但是她的个人出身决定了她跟小说里的姑姑想法肯定不一样。作为任何一个妇科医生，我想她内心深处谁愿意去做这种手术啊。我的双手接出一个赤子来，看到产妇的笑容，听到产妇家人欢欣鼓舞的笑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一个新生命诞生的哭声。反过来把一个女人强行推到手术床上，做终止妊娠的撕裂生命的(手术)，别说是一个妇科医生了，任何一个常人，心理上也是倍受刺激。我想真正的姑姑她肯定也做过一些这样的手术，做的时候也是出于无奈，没有办法的。我没跟她聊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伤心的问题，我不愿意去触动她。我就是凭着想象，根据这样一个职业、这样一个人，我就可以想象出这个人的内心深处那种不平静。一般的人反思自我的能力还是比较弱的，不会像小说里塑造的那么夸张，她晚年有那么深刻的忏悔，罪呀、忏悔呀。 问：您为什么选择了计划生育这样一个敏感题材？ 莫言：首先是因为生活中有姑姑这个原型，她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我也是她接生到人间的。我们从小就是在姑姑的欢声笑语中长大的。如果我不从事写小说这个职业的话，那肯定没有这个事儿了。但是从80年代我开始写作，就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生活中的姑姑应该变成我小说里一个重要的人物，或者说由姑姑可以升华出一部长篇小说来。我过去一些中短篇小说里曾经提到过姑姑这个人物，但都是一笔带过。这次长篇里面比较多的，把她作为一个正面的人物来写。我想首先是塑造人物的冲动，就是想为一个乡村的妇科医生立传。 但是你既然要为一个乡村的妇科医生立传，要写横跨近60年的与生育有关的历史，必然就要涉及到计划生育这段历史。作为写小说的人，我深深地知道，应该把人物放置在矛盾冲突的惊涛骇浪里面，把人物放置在最能够让他灵魂深处发生激烈冲突的外部环境里边。也就是说要设置一种“人类灵魂的实验室”，设置一种在生活当中不会经常遇到的特殊环境，或者说叫典型环境，然后我们把人物放进去，然后来考验人的灵魂。 所以计划生育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妇科医生来讲，肯定是一种非常极端的挑战、考验，所以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当然我也想到了，这肯定是个敏感问题，我也知道，多年以来，西方拿着这个问题大做文章。但是我觉着，既然我要写妇科医生，既然我要写人物，这就不可避免，我觉着一个作家的良心不允许我回避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因为西方批评了中国的某个问题，作家和写作者就对之望而却步，我觉得恰好应该是知难而进，你越是批评这个问题多，我越是应该写这个问题，我应该根据我的了解，用我的艺术方式，来客观地再现这个过程中的一切，这个过程当中有人性的闪光，当然也有人性的悲剧，我觉得文学是没有国界的。 作为一个作家，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倍感沉痛，我相信许多读者也会被这个故事打动。我也相信假如将来翻译成外文的话，西方的读者也不会对这个故事无动于衷。因为这个故事涉及到人的最基本的问题——生的问题和死的问题。当然我希望他们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小说，不要拿这个小说来做一些别的方面的文章。 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对作家来讲没有什么写作的禁区，也没有任何一个法律条文规定说计划生育不能写成一个小说，不能用艺术的方式(来表现)。因为我关键是要写人，小说里的人物是永恒的，小说里的事件是很容易陈旧的——昨天是个敏感问题，今天可能已经变成了很无关紧要的问题。今天的计划生育本身，我觉得已经渐渐变成了一个形存实亡的东西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上下狂风暴雨般地抓这个工作。到了80年代农村改革之后，首先在农村，农民被牢牢地捆绑在劳动集体里面，捆绑在土地上的现象得到了根本的改观，农民获得了自由，农民可以自由地离开土地，到外面去谋生。人民公社这个经济实体不存在了，农民可以流动了，那么关于农民的生育，实际上已经没有限制了。当时的人民公社时期真的可以把一个人牢牢地控制住，你如果超生了我就不让你劳动了，你没饭吃了。那你说我带着我的太太，跑到一个边远的城市去，跑到大城市去，我找不到正式工，我做临时工，我修破鞋，我修雨伞，我只要能挣一口饭吃，租不到好房子，我租个破房子，甚至我自己搭建一个棚子，那我就可以生孩子，可以繁衍后代了。所以我想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在很多领域，在农民的群体里。 当然对于有钱人来讲，对于富人来讲，那更无所谓了，无非就是罚款嘛，对不对？你现在已经不可能像当年那样，用强制的手段把一个孕妇拉到医院去做人流手术。现在唯一的惩罚方式就是罚款，所以现在我们这个独生子女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罚款的依据而已。你罚十万，对老百姓来讲，当然是巨大的数字，但对有钱人来讲，十万块钱不够他们吃顿饭的呢，太容易了。所以对富人来讲，实际上是随便生了，无非就交点钱而已。另外还有很多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想生就可以生了。当年神圣庄严得不得了的国家的基本国策，到了今天已经变得基本是一个罚款的依据而已，只是对极少数的群体还有它的限制作用。 相对于这种现实，像小说里姑姑这样的人，他们当年为了不让一个孩子出生而费尽了那么大的精力，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被人打得头破血流，被人扎得遍体鳞伤，被很多人诅咒，被很多人所嫉恨，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就是为了不让一个孩子出生。那么到了现在，她作为一个当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决的执行者和亲历者，看到身边的生育领域里目前存在的现象，她肯定是感慨万千，说早知现在，我们当初何必费那样的劲呀，大家就生吧，是吧？ 我觉着让我来评价这个问题，计划生育毫无疑问是一个悲剧。你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什么样的借口，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控制人的生长、限制人的生育自由应该是一个悲剧。这就是我们问题累积到一个不可解决的程度所采取的一个无奈之举，应该是一个无奈的下策。我想从国家的角度，从国家领导人的角度，他也不愿意看到把已经怀孕的妇女强行做人流，他们也是人嘛，他们也是爹娘生的嘛，他们也有老婆，也有孩子呀，他们内心深处也不愿意这样干。 问：但是如果不这样，今天的中国可能多出好几亿人口。 莫言：但是在中国，如果不这样搞的话，确实像你说的那样，现在没准我们中国多出四亿人。前不久就在哥本哈根大会上，一位中国官员不是说过，中国30年的计划生育，少生了起码4亿5千万人。用这少生了4亿5千万人换来了中国人均GDP的大幅度增长和提高，甚至换来了我们国力的强盛和经济的繁荣。那么这种代价实际上也是相当地沉重的，它将来的后果是什么样的现在也很难预计，现在这个问题我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论不休的。包括我看现在关于是否应该放开这个政策，在网上、媒体上，已经出现了很多激烈的争论和对抗。 所以我说我写这个小说所涉及的问题，影响了千百万人的命运，影响了中国千万个家庭，我想实际上也是一个被千百万人所关注的问题。如果说这个小说再不关心问题，再不贴近社会现实的话，这样说，我就觉得很难接受了。 但这确实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还是要写人，还是要通过这样一个特别敏感的，跟几乎每个人都有关联的事件，让人看到人性，让人最终认识到这个世间一切生命是最宝贵的，让人认识到一个国家决策层的理智和不理智会导致多么样严重的社会后果。假如我们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接受了马寅初的关于那个时候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理论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导致像我们70年代、80年代极端的计划生育政策。 最终我希望读者能从小说里看到人，看到人的灵魂，看到人的灵魂里面的痛苦和矛盾，并由此感悟到一个人应该怎么样宽容对待别人，一个人应该怎么样认识自己，反省自己在每一个历史事件中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最终一点，小说里蝌蚪这个叙事主人公，他也在，因为这个信，不断地写信来述说自己心中的隐痛，也可以看作他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清算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过，一种赎罪的行为。 二、复调结构与大江健三郎 问：书中每一章的开头都是作家蝌蚪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写的一封信，很多人认为杉谷义人的原型是大江健三郎。是这样的吗？ 莫言：这个我想跟大江健三郎先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绝对不能把他跟杉谷义人划等号，认为他就是大江健三郎，更不能说我这部小说就是写给大江健三郎看的。如果有人这样判断的话，那是不实事求是，不能接受的。 2002年，日本NHK电视台去高密拍一个有关我的电视纪录片，叫做《21世纪的文坛人物》吧。大江健三郎先生作为特邀嘉宾被NHK电视台邀来参加这个节目。他跟我做了长时间的对谈，大概对谈了有三次，北京一次，高密两次，每次都四、五个小时，一共做了十几个小时的对谈。谈话当中也涉及到了各自的创作，谈到我将来的创作的时候，我说我下一步很可能要写一部乡村妇科医生的小说，而且是我一个姑姑为原型来写。大江先生听到这个很感兴趣，希望我能引见他，带他去看望我姑姑，然后就在大年初一上午，我们去看望了我姑姑。我姑姑也跟大江健三郎先生做了很长时间的对谈。她也很健谈，我姑姑给大江健三郎先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大江健三郎先生好几次在中国的演讲当中，也提到了莫言的“姨妈”。那么我想事情就是这样来的。 我在小说第一稿的时候没有出现日本作家，当时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2002年写出的十万字初稿废掉了。然后一直到2006年我又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决定另起炉灶，反复考虑后决定用这种书信体。书信体就要虚构一个接受信件的人，我把这个信写给谁呢？所以我想写给一个日本朋友比较好。 问：为什么要写给日本朋友？ 莫言：因为我想日本作家，他可以里边有这么一个关系，小说里面的姑姑，当年曾经被驻平度的日军司令抓到平度城里去过。那我就把日军驻平度城的杉谷司令设计成了与我通信的这个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父亲，这样通信者就跟姑姑、跟高密东北乡，也跟写信的蝌蚪有了一种联系，尽管这种联系看起来是很勉强的，但它毕竟是一种联系。 更重要的是，当杉谷义人听说了他的父亲当年把姑姑抓到平度城里去的这么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他替他父亲主动地承担了历史罪责，他要代表他父亲向姑姑的家庭，向高密东北乡人民谢罪。那我觉得也是跟日本的两种人有关系，日本的一种人是拒绝承认侵华战争，另外一种日本人勇敢地承担历史责任，反省、反思日本的这种历史。我想日本的杉谷义人这种反思应该为我们中国人也树立了一种榜样。 我们中国人一讲到历史上某些苦难的时候，总是把所有的原因归结于外部，归结于执行了错误路线的领导人，归结于外部压迫他的人，从来没有人从自己的内心深处，从自身来寻找这种悲剧事件的原因。实际上在一些大的运动当中，在文革这样的运动当中，有时候坏人和好人实际上是很难区分的。文革期间很多受迫害的人恰好也就是曾经迫害过他人的人，曾经是铁面无私地制造过各种冤案的人。他们在反右斗争当中，把许多人划成右派，但是到了文革期间，他们也被打倒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才促使他们反思，然后才有了像周杨这些老革命家，到了80年代初期对历史的反思，和对自己在历史当中应该承担的罪责的认识，这种忏悔。 我觉得有了杉谷义人作为通信对象，有了杉谷义人这种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这种勇气，就为这部小说产生了一种复调式的结构，所以这个通信部分就不会仅仅是一种形式，内容上也有关联。所以我想绝对不可以把杉谷义人跟大江健三郎先生划等号，如果非要划等号，那我觉得这种做法是别有用心的，是对我个人的一种攻击，那意思就是说，我要吧这个话讲给大江健三郎先生听，然后又胡扯到其它的一些方面去，我觉得这种批评是没有道理的。 问：书中提到，姑姑说知道杉谷司令的一个大秘密。可是书里最终也没说是什么秘密。这是怎么回事？ 莫言：这是姑姑卖了个关子，可以理解成姑姑随口所的一句话，也可以理解成姑姑真的知道一件什么事情，这个我也没有想明白，没有必要去深究它。姑姑可能就是为了让杉谷义人来到高密乡。 三、“残酷是所有的人类都具有的一种隐藏的本性” 问：我的一位印度籍同事最近看了您的《丰乳肥臀》英译本，她觉得里面有太多血腥和暴力。您对此怎么看？ 莫言：这个我想跟我们的历史经验和我们个人的经历也有关系。我们一旦进入到历史叙述的领域里去，历史当中所充满的事件必然要诉诸笔端。但我觉得她(采访者的印度同事)说的也未必就是那么那个，难道西方的文学里面就没有这样的场面了吗？也有很多战争场面的描写，他们印度拉什迪的小说里不是也有很多恐怖和暴力场面的描写吗？所以我觉得很多西方的读者，很多西方的所谓的批评家总是把中国小说里面的暴力描写来批评，我觉得有时候是一种人云亦云，有的人他根本就没看过你的小说，只是凭印象说，哦，有的人说，莫言是一个专写暴力和血腥的作家，他然后也就是接着说我。但实际上你问他，从哪一本书里读到了我哪一个血腥的镜头啊？章节啊？他未必就能说得出来。我觉得一大半对我进行这种批评的人，是根本就没有读过我的书的人。假如他读过我的书的话，我想他就会对我的小说里这一部分的暴力的描写有一种新的阐释。 我想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我的《檀香刑》这部小说，因为这是写刑法的，写刽子手的。国内的有些批评家也曾经对这个问题发表了很多严酷的批评。但是我想这个问题有我自己的理解，我也曾经为自己辩护过，但是我想更有力的辩护还是来自西方读者。 我今年(2009年)十月份在慕尼黑的奥格斯堡碰到了一个德国教授，他在我的一次演讲活动中专门对《檀香刑》里边的血腥和暴力发表了其见解。他说第一个就是说，并不是中国人就是最血腥、最暴力的，这种批评是不成立的。他引用了当年德国皇帝发给他的驻扎在八国联军的将士们的一封信件命令，德皇说，“你们要毫不留情地杀中国人，直到让中国人见到你们都颤抖都跪到地上为止。”然后另外一本在德国公开出版的书，当时八国联军驻中国的一个德国士兵写给他的父母亲的一封信，在信中详细地描述了他在一次战斗当中杀了多少带辫子的中国人，包括妇女、儿童。这次在山东半岛唯一一次杀戮就是在离我的故乡十几里地的一个村庄，“沙窝惨案”，我想这个德国士兵很可能就是在离我的故乡十几里地的“沙窝惨案”的参加者。他当作一项了不起的战绩，那么详细地描述了他怎么样杀中国人的过程。所以这个德国教授就说，“你看看，这就是一百多年前发生的事情，这是我们德国人在山东，在莫言先生的故乡犯下的滔天罪行。” 所以由此可见，这种残酷并不是中国人独具的。残酷是所有的人类都具有的一种隐藏的本性，只要它以光明正大的名义，用皇帝的命令或者用革命的名义来下达或者执行，它就会变成一种公开的暴行的借口，每个暴行的制造者都会变成英雄一样，受到欢迎，得到鲜花和勋章。 然后他又说，莫言这个《檀香刑》里边关于酷刑的描写应该有很多中的解读。他认为这个被钉到木桩上的农民起义领袖就是一个中国版的耶稣。“我们西方人一进教堂就会看到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所以钉到木桩上的农民起义领袖不也像耶稣吗？他本来有好几次逃生的机会，但是他不想逃。本来是他们买通了一个叫花子，叫花子也愿意替他死，但他自己不愿意，自己愿意以自己的死来唤醒老百姓的觉悟，这难道不是一个像基督一样的人物吗？” 我想他这种解读真是让我感到无比的欣慰。文学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解读，但是这种解读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我觉得一个西方的读者能够这样解读，而且能够这样毫不避讳地，以他们本国人犯下的历史罪行来为一个中国作家来辩护，我觉得这种精神真是值得我钦佩的。 我觉得我们的某些批评家没有这样的公正之心，他们是人云亦云，他们根本就没看过我的书，或者根本就没看明白我的书要说什么。因为我的经历跟他们不一样，我都怀疑那些从幼儿园进了小学、中学、大学，然后一直在大学或者高级的学术研究机关里工作的这样的一些书生能够理解我的小说。他们饿过肚子吗？他们见过血吗？他们经受过什么样的苦难吗？没有苦难的经历，所以他对我描写的苦难，他是受不了的。 但是对于我们这种经受过苦难的人，见过苦难的场面的人来讲，我觉得是有责任把它写出来，不这样的话，不足以惊醒世人。就像甲流的时候给打疫苗一样，我的小说有一种疫苗的作用，我给你注射上一针恶的疫苗，一针暴力的疫苗，然后让你将来对这种暴力有一种抵抗力。否则的话，你到了社会上，碰到这样的事件你会感觉到不可收拾，非常失望，甚至绝望。只有你认识到我们人如果到了一个不正常的环境里会变的非常可怕，非常坏，你有这样的精神准备，才可以更加宽容地对别人，理解别人，才可以逐渐地适应这个社会。 为什么我们这种学校的教育，孩子们一走出校门，走入社会就会感觉到茫然无措，感觉到过去在学校里面他们想象的社会跟真实的社会相比是不一样的，真实的社会更加可怕和邪恶？我觉得就在于我们一直在美化教育、欺骗教育，不敢面对现实。 问：书的后半部分描写了荒谬的现实社会，道德沦丧。这样的社会希望何在？ 莫言：书的后半部分就是一种现实。如果说前边的部分还有很多我的虚构的话，到了小说的第四部分，我觉得很多都是现实生活中有的，而我还是用了非常节制的办法来写，像代孕，生育方面不公平的现象，形形色色的奇闻逸事，欲望的极度膨胀，人的邪恶天性的极度表现，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触目可见的。 当然我想即便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边，善和美的东西依然存在。即便是像蝌蚪这样忍受了不白之冤，被一个明明是抢钱的小孩疯狂地追杀，他到最后得到了一个觉醒、觉悟，那就是恶是不可消灭掉的，恶是社会上应该存在的东西，就像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毒蛇猛兽，就像森林里面存在着狼和老虎一样，不可能把恶消灭干净，恶它们的存在是有理由的。因为没有恶的存在，善和美也就无处生存。只有跟恶和平共处，善和美才可以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这就是蝌蚪的一种觉悟吧，也是我对当下社会上各种黑暗现象、丑陋现象的认识。 这也是上个星期我在北大跟马丁·瓦而泽先生谈话的时候，马丁·瓦而泽先生说，作家应该在他的作品里面甚至同情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我想真正的悲悯，真正的同情心因该是对恶棍的同情，因为恶棍实际上也是一个受害者。 就像前几年在美国的福吉尼亚大学，一个韩国籍的学生开枪射杀了他30多个同学，无辜的同学和老师。当举行追悼死者的晚会的时候，这些死难者的家属们没有忘记给这个开枪的韩国学生也点亮了一支蜡烛，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孩子也是痛苦和不幸的，他毁灭自己也是对一个生命的毁灭。他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也经过了长期的痛苦的思想斗争，所以他本身也是个病人、患者、不幸者。所以我想这支蜡烛倍感珍贵，就比一般的那种为善良的好人点燃的蜡烛更让人感悟，感悟到真正的宽容和理解的力量。 四、宽容与和解 问：听说您的父亲对你们很严厉，你们与他和解了吗？ 莫言：我跟我父亲基本上是一种父子关系，我们跟他也没有矛盾，就是一种恐惧、怕的关系，我父亲太威严了。(为什么？)这个我想有教育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教育的原因就是山东是孔孟之乡，山东的礼教决定了父亲是这种尊严、威严，严父慈母。父亲在儿女面前就是应该不苟言笑，这是这种传统的大家庭的父亲一直扮演的形象。你看到《红楼梦》里面的贾政，就可以看到很多山东许多越是有点文化教养的家庭里面的父亲形象。 第二个是社会原因。当时我们家是富裕中农，富裕中农的地位非常之尴尬，如果好的话只是个团结对象，不好的话就推到敌人那边去了。所以你要做出比贫下中农出身好的人加倍的努力才可以获得作为一个人的生存的机会，否则就是一个坏人，地主富农那要劳动改造，敌人。所以迫于这样的压力，第一是要干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把所有的荣誉、好处都推给别人、让给别人，把所有吃苦的事都揽到自己这来，然后要忍气吞声，看着别人的脸色行事。我想他在外边受到了很多的压力和屈辱。 回家之后又是家徒四壁，一群孩子衣衫褴褛，嗷嗷待哺，上边有老人，下边有这么多的孩子，破房子四处漏风，随时都会坍塌。在这种情况下你让他对我们有好脸，让他像现在北京的独生子女的父亲对孩子那样娇纵、娇生惯养，那是不可能的。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理解我父亲只能是那样的。后来我们年纪大了，我父亲也意识到当年对我们过于严厉，但是更多的是我们作为子女，更多地理解我父亲之所以是这样。如果换一个位置，如果我是我父亲， 在那个时候，我的表现甚至还不如我父亲呢。所以这个矛盾是早就不存在了。 五、文学意义上的故乡 问：您现在还经常回故乡吗？ 莫言：现在每年都回高密，坐火车5个多小时就到了。到那儿也是一个客人了，当然我自己心里觉得回故乡很亲切，但是你感觉到一切都变化了。首先所有人都对你那样客气，所有人跟你有距离的感觉，不像当年我们在一块儿都是农民，认识的问题很多都是一致的，现在肯定不一样了。老人见到你恭恭敬敬地，这个孩子总算混出个人样子来了，混好了；年轻一点的，我作为他们的叔叔辈的，他们也没什么话要跟我们交流的，见了面说几句话就跑掉了。这种隔膜肯定还是存在的。 所以我的故乡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学的理念，文学的想象，只能说是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故乡，是在记忆中的真实故乡的基础上，加上许许多多的外来素材虚构起来的一个故乡。故乡在不断地扩展、丰富，从山川树木河流，到人物到事件，许多都是从外面拿过来，移植过来的。 比如说我的小说《生死疲劳》里面一个元旦之夜，在县城广场上，万众欢庆，大雪纷飞中辞旧迎新的这么一个场面，在高密根本没有这么一个大广场，也更没有这么一个倒计时的铁塔，也更没有这么多人在舞台上载歌载舞，欢庆新旧交替的零点时刻。这恰好是2004年底我在日本北海道的札幌市和一些记者亲历的情景。那我就把那个移到高密东北乡来了，读者谁能知道呢？在将来小说中，这种移植和借用会越来越多，这也是保证创作能够继续的重要的一个原因。 六、关注现实，跟随鲁迅的脚步 问：您下一部作品将会更深一步关注现实吧？ 莫言：当然，我没有一部作品不关注现实，包括我写历史的《檀香刑》，看起来写的是清朝末年，中华民国初年的故事，但是一样关注的是当下、当下的人性，看起来是写了刽子手，实际上是写了每一个人。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小刽子手，只要有合适的机会，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变得像刽子手一样。 当然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一个看客，我们每个人也都作过看客。我们虽然没有像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去看杀人，但你看人打架也是津津有味吗，是吧？看客心理，是每个中国人、全世界的人心中共有的东西。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够发现人的灵魂当中一些共同性，这看客心理就是鲁迅的一个伟大发现。我们每个人实际上也都是一个受刑者。 所以我这个小说值得我自豪的就是我写了刽子手、受刑的人、看客，我完整地表现了一台变态的喜剧。我觉得我是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往前走了一步，因此我觉得我是一个一直关注现实的作家。 像我80年代写的《天堂蒜台之歌》，那完全是因为生活当中真的发生了一个类似的事件，然后在那个事件的基础上写成的。我没有把它写成报道式的东西，就是因为我有雄厚的生活积累。我把这个故事移植到我的乡村，我把我许多亲人的遭遇都变成了小说里人物的遭遇，或者说把我很多生活当中的亲人变成了小说里人物的原型。所以这样一个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也没有变得像新闻报道一样，因为它还是写的人，还是塑造出了人物形象。那些批评我不关心现实的评论家肯定没有好好读我的作品。 七、为什么写作 问：大江健三郎先生曾说，如果要他推荐诺贝尔奖候选人，他就推荐您。 莫言：千万别提这个问题！一提这个问题，某些批评家就疯了(笑)。千万别提这个问题，我想任何一个作家都是为了自己的良心而写作，为了自己的部分真正的读者而写作，为了自己的灵魂写作，没有一个人是为了奖项写作的。而为了奖项写作难道就能得奖吗？这不也很荒诞吗？你别说诺贝尔这样的奖，就是中国的一个奖项，噢，我要写一个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我研究了茅盾文学奖所有的得奖作品的小说，我从中总结出一条规律来，我下一部就按照这个配方配制，但你写出来能获奖吗？我看也获不了，是吧？这种为了得奖而写作的说法，本身就是根本不懂文学创作规律的一种人的猜测的说法，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我老说这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不是以小人之心啊，是以君子之心，他们太君子了，根本不了解我们这种在写作当中爬格子的小人的艰辛和真正的想法。 原载：《中国日报》2010年2月4日 原载：《中国日报》2010年2月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