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言沉寂近四年后推出新作《蛙》回应老宅成文物保护单位的争议 “这好像不是什么‘生祠’吧？我的家乡建的那个叫‘莫言文学馆’，不是‘纪念馆’。我当然是持反对态度的，但他们非要建，我也没法子。” 自2006年1月出版《生死疲劳》后就一直鲜有新作问世的莫言，终于在时隔近四年后推出了新长篇——《蛙》。据称，这部新作品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通过讲述一位乡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既反映了乡土中国六十年的生育史，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 此前在北京的一次讲座中，莫言表示，小说发表之后可能会引起争论，但他强调，“作为作家就应该注重创新，如果做不到，就不用开始写作。” 谈新书 “大江健三郎见过《蛙》里的人物原型” 广州日报：《蛙》讲述的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题材，您怎么会想到写这样一个题材的？ 莫言：首先，触发我写这样一个故事的动因并非因为其敏感，而是人物，生活中一些人物感动了我，触动了我的心灵，引发了我的创作冲动。我是先被人物感动，然后才去关注事件的。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姑姑”的人物原型，是我大爷爷的女儿。她是一个从业五十多年直到退休后还在接生的妇科医生，在我们高密东北乡有很高的威望。我也是她接到人间的。想以姑姑为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可以说由来已久，以前也在一些中短篇里写到过一些，这次算是“算总账”吧。 写姑姑自然就会涉及计划生育。其实我没太去考虑这个题材有多敏感，我只是觉得，很多事情既然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那么作为作家就有权利和义务去把它写出来。作家就是要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人性。 广州日报：您自己觉得，这个小说可能会引发一些争论。为什么？会引发什么争论？ 莫言：这部小说中着力塑造的“姑姑”这个人物，我觉得是我个人的小说中没有出现过的，就我的阅读范围内，新时期的小说中也没有这样的人物。我觉得这个人物的复杂和浑浊，有可能引发读者的争论。 另外，计划生育问题，也是当下的一个热点问题。我的小说有可能引起读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广州日报：《蛙》在形式上是写给一个叫“杉谷义人”的人的信，有人猜测其原型是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对您颇多赞誉，但他访华时您却自称不具备和他对话的资格，为什么？ 莫言：小说里的“姑姑”是以我的姑姑为原型的，大江健三郎先生去高密时，见过我的姑姑，当时我也的确跟他说过我要写一部以妇科医生为主人公的小说，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猜测吧。但小说中的杉谷义人其实是个虚构的人物。 大江先生的确表扬过我，但我自己心里很清楚自己的分量。大江先生精通法语，英语也很好，读书很多，知识面很广，就我的知识结构，的确不能跟他对话。这是我的真实想法，也是事实。 谈作品 “过五十年再来评价” 广州日报：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议论一直很多，以前有德国汉学家顾彬说“都是垃圾”，最近又有王蒙说“处在最好的时候”，北大教授陈晓明也以您的作品《丰乳肥臀》为证说“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学者林贤治则称“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低度”，您怎么看？ 莫言：顾彬先生好像多次纠正过，他只说部分作品是垃圾，没有说所有的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至于陈晓明教授的说法，我觉得他可以那样说，别人也可以不同意，这很正常。 我的看法是，不要着急下结论，过五十年再来评价这段时期的文学吧，那时候，我们这些人大概都死光了，后代儿孙，也许能够客观一些。 广州日报：您好像一直挺看好80后乃至90后作家的前途，为什么？您觉得年轻作家会喜欢您的作品么？您又怎么看待年轻作家的作品？ 莫言：年轻人的前途摆在那里，不是我看好不看好的问题。很多人对80后、90后的创作颇多质疑，但我觉得这不对，他们的创作固然跟我们这一代在观念、方法上差异很大，但那从根本上说是生活造成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当年我们这一代出道时，也曾遭遇过老一代作家的质疑乃至抵制，但后来呢？当年我自己年轻时，把老一代作家当做自己超越的对象，所以我现在也希望年轻一代写出跟我们不一样的东西来。他们的代表作我读过，只是很难说喜欢还是不喜欢。 至于年轻人怎么看待我的作品，我想也许就跟我读《盗墓笔记》之类作品时的感觉差不多吧。但我相信，不管是哪一代人，在对人类的一些基本看法上还是会有一致性的，我写得热泪盈眶的地方，80后读了也不会无动于衷吧。 谈个性 “年轻时狂点 没什么不好” 广州日报：您有过“作家重复自己比抄袭他人更可耻”的说法，那么这次的新作中有多少新的、没有重复的东西？ 莫言：“重复自己比抄袭别人更可耻”，这是我在劳动关系学院讲课时随口说的一句话，我的意思是：抄袭别人，可能被诉诸法律，但重复自己，除了被明眼读者鄙视外，别无危险。当然，无论多么大的天才，都是有局限的，对一个写了三十年小说的人来说，不抄袭别人，不难做到；但要做到完完全全地不重复自己，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但有这种拒绝重复的意识，总是一件好事吧。 我个人觉得，《蛙》这部作品创作理念有了很大的变化，注重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人性，关注下层百姓的生活，语言运用平实，不会像过去的作品那样剑拔弩张，更加注重内涵，更加含蓄，对小说中的人物更加理解和宽容。 广州日报：出版社在《蛙》的试读本封面上，印了一段很傲气的话：“伟大的长篇小说，没有必要像宠物一样遍地打滚赢得那些准贵族的欢心，也没有必要像鬃狗一样欢群吠叫。它应该是鲸鱼，孤独地遨游着，响亮而沉重地呼吸。”听说您觉得这段话并不适合《蛙》，因为那是您在写完《生死疲劳》后写的，那时您还很骄傲，但现在您已经很谦卑了，能否说说何以会有这样的心态变化？在您看来，《蛙》可以算是“伟大的长篇小说”么？ 莫言：我觉得只有差不多五十万字的小说，体积上才配得上“鲸鱼”的比喻。当然，别的方面也要写得好才行。《蛙》只有二十几万字，单从体积上来说就不够。 说到骄傲和谦卑，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我很狂，全北京的作家里就数我最狂，那也没什么，年轻的时候狂一点没什么不好。但我自认其实一直都很谦卑，现在比过去更谦卑而已，越写越觉得不会写了。 谈“莫言文学馆” “我反对，但他们非要建” 广州日报：前不久，您出生时的房子被家乡建了纪念馆，挂上了“莫言旧居”的牌子，之前贾平凹文化艺术馆与陈忠实文学馆也已开张多年，余秋雨的老宅子也成了当地政府的文物保护单位，有一种尖锐的批评说这是立“生祠”，您自己怎么看？ 莫言：这好像不是什么“生祠”吧？我的家乡建的那个叫“莫言文学馆”，不是“纪念馆”。我当然是持反对态度的，但他们非要建，我也没法子。难道为了这事还能把他们告上法庭？如果真告了，那是不是又会被批评为炒作或是作秀？ 我觉得关键是自己头脑要清楚。我说过，那个馆里的“莫言”与我不是一个人。我知道自己吃几碗米的干饭。至于那个“旧居”，本来我父亲早要拆掉的，但有一个孤单老人住在里边，就没拆。现在，县里想保留，我们再去拆，似乎也不太妥当，如此而已。 郭敬明助阵莫言新书首发式称： “《蛙》对80后充满吸引力” 12月9日下午，上海文艺出版社为莫言的新作《蛙》举行了新书首发式，出人意料的是，郭敬明作为嘉宾出现在了现场。 对于何以会请郭敬明“助阵”自己的新书首发式，莫言表示是出版社方面的安排，另一方面自己也很喜欢跟年轻人交流。莫言还开玩笑说，请郭敬明“助阵”不用给“出场费”，“现在他年年都是‘作家富豪榜’前几名，当然用不着我来付出场费了，与其付他几百块出场费，还不如骂他几句有轰动效应。不过，我会考虑请他吃顿汉堡包。” 郭敬明则相当称职地扮演了“捧场”的角色，一再表示莫言是其心目中分量很重的作家，“我从初中就开始读莫言的书，他一直都是我的偶像，我很喜欢他鲜明的个人风格和语言”，“尽管我们这些年轻作家的创作还有很多青涩、不成熟的地方，但莫言老师对我们却一直持鼓励和期许的态度，我非常尊重他”。谈及对莫言新作《蛙》的看法时，郭敬明表示自己刚拿到新书不久，“才看了三分之一，所以还没办法进行准确的评价”，但同时声称，“对于‘80后’来说，莫言这次所写的恰好是自己出生时候的故事，是自己的生命没有记忆的盲区，所以充满了神秘的吸引力。”（刘放） 莫言：山东高密人，1955年生。著有《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长篇小说11部，《透明的红萝卜》、《司令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说一百余部，并有剧作、散文多部。其中许多作品已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西、俄、韩、荷兰、瑞典、挪威、波兰、阿拉伯、越南等多种语言，在国内外文坛上具有广泛影响。曾获得过“联合文学奖(台湾)”、“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法国“Laure Bataillin外国文学奖”、“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意大利“NONINO国际文学奖”、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香港浸会大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及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等国内外奖项。 原载：《广州日报》2009-12-12 原载：《广州日报》2009-12-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