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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温亚军： 温亚军，1967年10月出生于陕西岐山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5年入伍，在新疆服役16年，2001年调入北京，有中短篇小说一百多万字。代表作有中短篇小说集《苦水塔尔拉》，长篇历史小说《仗剑西天》。 短篇小说《麦香》获第三届全军文艺新作品奖；中篇小说《苦水塔尔拉》获第五届全军文艺新作品奖。《驮水的日子》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曾获第三届、第五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全军文艺新作品一、二等奖。 导语： 从作家的成长环境上来看，温亚军出生在陕西这个先秦儒学影响极深的文化地域，从军去的是关外的大漠军营。温亚军是带着陕西人特有的拗劲、闷劲，带着对于西部乡土的记忆和文学的执著登上文坛的。正如评论家孟繁华所言，他“不是那种暴得大名的作家，他是靠自己的韧性，以坚忍不拔的努力和探索获取对小说的理解和成就的，他从新疆一路走向北京，在红尘滚滚的文坛杀出重围”。温亚军17岁参军到喀什，一呆就是16年。温亚军曾经服役的地方人烟稀少，十分荒凉，这对活泼的生命和富于幻想的青春期是一种严峻考验。近六千个日出日落，没有使他淹没于芸芸众生，他把自己提升起来，学会了如何活着，他对生活的感悟和领会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寂寞抚养了他，让他走近文学。 有人这样精当地分析温亚军的小说创作：中国内地小说界经历了“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另类写作”、各种“新”字号的小说写作，以及近几年的“下半身写作”、“底层写作”、“打工文学”和“反腐败文学”等写作潮流，温亚军的小说创作与之同行，却不为之所动，不为之裹挟，俨然一个文坛独行侠，踽踽独行，又充满自信。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你的文学阅读情况如何？你可能明白我为什么有此一问，我的意思是，对你而言，是阅读对你的小说写作影响大还是生活对你的小说写作影响大？再不，会有第三种因素对你的写作起着作用？ 温亚军(以下简称温):阅读对我来说像每天吃饭一样必不可少，我一直认为阅读比写作重要。但我阅读的大部头作品却不是很多，我喜欢文学杂志，因为能经常读到新鲜的东西,会有不同的阅读感觉。相对而言,我认为阅读对我的影响更大一些，经常从阅读中体味到生活中不可能感受到的东西，这对我写小说帮助很大。当然，生活也很重要，可生活不能给你提供能够成为小说的思想，阅读能从中学到他人将生活转换成小说的高明之处。 姜：还有，家乡宝鸡给你什么样的文学营养？宝鸡，特别是你的出生地岐山，是一个了不得的地方啊！ 温：其实，我对宝鸡比较陌生，不过从新疆回家得从宝鸡转车，只是路过几次，对那里一点都不了解。岐山在我的记忆里也很遥远，因为离我家远，至今只去过三次，最早的一次我还很小，记不清了，后两次是为父亲看病，都匆匆忙忙。对西周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不如有些人领悟得那样透彻，但是，我出生在那里，十七岁才离开，骨子里肯定浸透了地域文化。我也一直认为岐山是个了不起的地方。 姜：你的经历跟红柯有些相似，都是陕西人，都曾在新疆生活过。红柯在新疆十年，你在新疆十六年。红柯似乎准备一辈子都写新疆了。1996年以后，差不多全写新疆了。以新疆为视角的小说也写得磅礴、大气，像《西去的骑手》、《哈纳斯湖》等。你似乎还要写些新疆以外的。不过，我想问的是，十六年的新疆生活，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温：红柯的小说的确写得不错，有些作品我很喜欢。要说新疆对我的影响，那可大了去啦，在那里十六年的生活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我对世界的认知态度。九年前，我曾写过一部反映左宗棠收复新疆失地的长篇小说《西风烈》，这是目前为止我写得最认真的一部长篇，今年再版时，我又校正了一遍，突然觉得现在写不出那种文字了，这说明我一直在求变之中。 姜：你也可以认为，我这是在问你与新疆的缘分。新疆那个地方，是我们文化的别处，你是否想过像红柯那样，专心一致地想着这片土地，并从这土地上挖掘出自己终生的写作资源？ 温：十六年啊，人生能有几个十六年！那个在你们眼里是“文化的别处”的地方给了我最深的生活感受和写作的动力。新疆在我的心目中永远占据着重要位置。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写新疆的，但我心里的新疆，不是那么神乎其神，我喜欢简单、直接地描述一个清晰的、明朗的新疆。我写新疆的小说，没有一篇不是想象出来的，可是，没有脱离那里的生活实际。对新疆，我肯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想了，那是扯心扯肺的一种牵挂。 姜：看到不少写你的文章，也看到很多写新疆的文章，讲得都很神奇、诗意。然而，我始终认为，神奇也好，诗意也好，多半是人们赋予它的质地。而在当地生活了一段时间或者一直生活在那里的人，可能，也一如我们沿海啊或内地啊的一些地方。 温：你说得对，好多事物都是人为的臆想。我所认识的新疆，一点都不诗意，神奇倒是有一点。1984年底，我入伍去新疆的喀什，光坐火车再坐汽车就走了七天，凭这距离，就够神奇了。可是后来在那里生活久了，也就习以为常了，每次回趟老家，路上来回得半个月，也不觉得神奇了。当你习惯了一个地方，感觉会变得平常，就像夫妻，天天守在一起没什么感觉，离开了却会很深刻地想念一样。 姜：长篇小说《无岸之海》是写边疆军旅生涯了。你的叙事方式好像有点特别，整部小说和人物的命运似乎处于迷乱状态，线条多而杂，时间空间跨度大而窄小，你是否会考虑到这将给小说的阅读造成困难。在这里，小说的技术追求痕迹是否过于强烈呢？ 温：是的，我是想在结构上有点变化，试图加入一些新的东西，当时没考虑阅读上的障碍，出版时，遭到不少人的质疑，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为什么小说就不能多重叙述呢？略萨的《酒吧长谈》和《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不是结构上都很繁复吗？我也想做些尝试。现在看来，我追求的技术痕迹是过于强烈，反而削弱了人物的可塑性。 姜：线索多，可能也有关于人物关系的设置。我觉得，这部书在人物设置方面可能也较多了点。现在，我时常觉得，长篇小说，在人物设置方面，可能很难做到像《三国演义》和《水浒》那样了。大多数作家，在长篇小说里，其实也就着力写了一两个人。这一两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大都非常贫弱苍白。 温：以前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后来参与改编电视剧时，才知道人物多不是个好事。所以，我也很少看当下的长篇小说和电视剧，无论宣传得多么厉害，都勾不起我的兴趣。 姜：小说中关于腹泻与流产的细节，我觉得挺有意思。这似乎都是在写脱离一种文化的状态与走进另一种文化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我还是认为，新疆，或者就是你这里的塔尔拉吧，是另一种文化所在，而不是像有些评论家所认为的仅仅是一方小人物的空间。无岸之海嘛，当然就是一种别处，另一种空间。当然，即便是一种别处，可能同样必须面临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这可能是一种相通的文学性。 温：《无岸之海》在我的作品中，只能算应景之作，不完全出于自愿。但是，我还是想写得新颖别致一些，虽然我不想写成“诉苦”式的，但一写起那里的种种感受，难免会有诉苦的嫌疑。比如看守犯人、放羊，以及那种孤独时的无奈，都是我的亲身感受，这大概就是文学的本能，总带有作家个人的情绪。 姜：你在写新疆的过程中显然没有近距离关照的方式。甚至生活的细节对你来说也似不重要，将它们过滤掉了，这使你的小说具有了相当突出的哲理化色彩。譬如对人和女人的关系、人和大地的关系、人和他人的关系、人和自己的关系有着一种追问。这种对本质的追问，会不会使你的小说呈现一种寓言化面貌？或者寓言化面貌就是你想获取的文学效果？ 温：我从来没想这么多，只是想写出我对那片土地的一些感受。随着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入，我对小说的理解却越来越单纯，想象那种环境中的人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人生，至于文学效果，我从来没想过。 姜：同样我注意到，你的小说中，人物没有姓名的情况也很多，如骑手、中士、女人、父亲、儿子……为主人公取一个具体感性的名字，这在你的小说中并不多见。红柯的小说中也大多是这样的。红柯告诉我：“我的短篇里面真的很多没有人名。新疆那地方地广人稀，每一个人似乎都不需要叫名字，一声喂就知道是在叫谁。”“在新疆那个背景下，人就像一块石头或者一棵树。人的很强的自主性与社会性在新疆那个背景下可能比较淡了，人的自然属性强了。”我当时这样与他对话的：“这样一说，在这里人没名字倒有可能有了更丰富的意义。名字这个问题能说明你对生活逼近的程度。”在你这里，人物没有名姓，是否也是想达到这样的效果呢？或者，你是想获取另一种文学效果？譬如形而上的品质，使小说具有认识论的功能？ 温：我可能叫你失望了，你对小说人物名字所赋予的各种内涵在我这里一点都没有，所谓“效果”，那只能是其他人小说里的风景。事实是给小说中的人物起名字，对我来说是件十分头疼的事，常为起不上一个琅琅上口，又恰如其分的名字而苦恼，并会为一个人物的名字耽搁好长时间。我经常赞叹鲁迅给小说人物起的名字：孔乙己、祥林嫂…… 姜：《苦水塔尔拉》给我们讲述着一件又一件离奇而又现实的故事。但语言却没有使用这样的面貌。你是如何处理小说与语言的关系的呢？你这里的语言是不是轻了点慢了点？ 温：语言是小说人物的命脉。你看毕飞宇的小说，语言出神入化，再平淡的人物或者故事，他都能写得妙不可言。还有阿成、石舒清等好多我喜欢的作家，语言都很讲究。如果小说能够把语言运用到有了妙处，那么小说就有趣味了。《苦水塔尔拉》显得干巴了一些，只图讲故事，语言不光轻慢，而且还很拙，一点都不精妙，让你见笑了。 姜：《驮水的日子》的语言，又似乎是温和得近乎女性气质。当然，有意思的是，这两篇小说都与水相关了。这是否是表现了一种地域的渴求？ 温：写《驮水的日子》时，我已经33岁，心态趋于平和，没以前那么激愤，也似乎找到了自己述写新疆的方式，后来写的小说都比以前平静了许多。你也知道，新疆严重缺水，这种地域上的渴求是根深蒂固的，却也是不经意的流露。所以很奇怪，每当我写到与水有关的文字时，情绪都会变得柔和。 姜：嗯！我后来想，一个小说家与一种语言的关系一定有着某种内在的必然性。即便是你的新疆题材与你的语言之间，也有着某种神契的东西在。就像你说新疆与水的关系，我觉得就有着一种神契。我很想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寂寞与荒凉才有了某种执着？ 温：小说家与语言是密不可分的，肯定有它内在血脉。我在新疆生活时间比较长，没有觉得那里有多荒凉，但寂寞是肯定的，而且那种寂寞深入骨髓，正因为这样，才使我产生了对写作的偏狂和执拗。如果不是当时的环境造就，我现在的生活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当然，写到现在，我已经不是想改变什么了，而是觉得不能白白浪费人生。人生还很漫长呢！ 姜：这种语言，我觉得可能会给你带来些负面性的评价，因为你的小说初看让人感觉到寡淡无味，你只是在小说的结束才会有一个漂亮的转身，突然发现，有一种感人至深的力量已经把人钩住了，让你难忘。我对这样的小说的评价就是混沌。浑沌可能也是你给出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对生活负责任的还原。小说的质地应该与生活的质地相当。然而，现在很少有作家愿意做这样的还原工作了。 温：生活其实就是寡淡无味没有多少色彩的，小说何必要写得那么惊天动地？我很赞成你说的浑沌，对小说来说，这是个好词。说到对生活的还原，我很担心有人会把“还原”说成“真实的生活”，这很可怕。如果小说全是真实生活的记录，就失去它应有的价值了。我很高兴，你用了“还原”，而不是“真实”，它们完全是两码事。 姜：但你的小说是在考验着读者是否有足够的耐心。这其实是小说写作中的险招。 温：我一直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我写新疆的小说读者不多。 姜：因而，这样写小说也是需要很大的胆量的。 温：我是个胆小的人，从来不惹事生非，写小说的胆子也不大，从不涉及“重大题材”，也可能是我认为我无法把握大人物、大事件吧。我承认我很多小说读起来味道比较淡，就像南北不同的菜系，而大多数读者的口味是交叉的，不是说他喜欢辣的，就不爱酸的了。所以，无论急煮还是慢熬，都有不同爱好者的。 姜：有人对你的小说作过研究后，很有感慨，认为有些作家“花在人物塑造上的精力多了，……故事和情节还有何意义？意义在哪儿？他到底是因为这个人物才构思出这部小说还是出于一种表达的内在激情才完成了这部小说？”在你看来，人物、故事和情节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才能摆好呢？一个作家，更应该关注人物还是更应该关注故事或情节？或者，还是其他？当然在我看来，可能其他的东西更需要一个作家关注，譬如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故事的背景与底色等。 温：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很多了。我个人觉得还是要以人物为主，故事和情节都是为人物服务的。当然，这三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不然，就不叫小说了。不过，我一直不同意“小说就是讲好一个故事”的说法，小说就是小说，不是故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故事背景，都是塑造人物需要的底色，作家当然应该关注，不然，小说就缺乏色彩了。 姜：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很茫然，作家究竟应该关注什么才是真正的作家呢？但一窝蜂地去关注一些东西，可能也不行。总不能大家都一起来关注生存状态，或者大家都一起来关注底层或其他什么的。 温：这个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在复制生活，还是在表现生活，是在生活之中，还是在生活之上。我觉得，关注社会热点，可能不是小说家迫切要做的事情。 姜：《火墙》这个短篇，应该是关注存在的了，特别是最后，两个残缺的男人与一个女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家里，最让男人感到耻辱以致极少人有勇气或有能力形于笔端的生活细节，就这样摆放在了读者的面前，而要让读者一起与人物去面对。 温：我的小说其实都是关注存在的，只是我没有写得那么“原生态”。我喜欢用细节渲染人物心理，更喜欢给读者一些思考的空间。能读小说的读者肯定都很聪明。 姜：看来，你是一个更重于事件和人物生存的作家，你关心这些远甚于关心小说中的人物塑造。 温：我更注重将人物关系的发展处理得平平淡淡，有时候可能仓促了些，这对小说作者来说，是个有待注意的问题。 姜：当然，情节与故事，其实与人物三者不可须臾分离。《驮水的日子》肯定就是从主人公“上等兵”与“犟驴”的关系来写人的，《成人礼》中的“男人”也是事情本身让他立体化的。 温：是的，这两篇小说都是将三者运用得比较合理，能体现我的创作心态趋于平稳的作品。 姜：《驮水的日子》好像听说发表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周折。这篇不到六千字的短篇小说，确实很有意味，写出了人与动物那种非常温暖的关系，非常理想、非常和谐，也很有灵动之气，夹带着一丝淡淡的哀伤…… 温：作品与刊物有时擦肩而过很正常，关键是得好好写。 姜：《成人礼》也写得很温情。只是令人称奇的可能就是割礼这样的行为方式。 温：小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时刻意去写，不一定就能写得称心如意。《成人礼》就是偶然写成的。 姜：当然，这些小说都体现了你的主题：爱和善。这两样东西的质地可能也决定了你小说的面貌，也就是我上面说的浑沌。然后，让读者细细地从浑沌中梳理出或体悟出那种震撼人心灵的冲击力。 温：是这样的，虽然初衷没有这么深刻，但愿望就是美和善。我不喜欢写丑恶的东西，我不想把自己弄得很绝望。其实，生活对每个人是公平的，包括对我，所以，我没必要去仇恨，但过于直露的悲天悯人也是我所不喜欢的。我还是愿意平平淡淡地表现那些普普通通人群的酸甜苦辣、爱恨情仇。 姜：就这一点，我觉得，可能还要求作家写出没有味道的味道，没有意义的意义。我最近也在考虑作家们的无意义叙事。这无意义叙事，应该是作家们追求的某种境界。 温：可是，有多少作家在做无意义的叙事？ 姜：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先放一放。还是回到你的作品上。你写了这么多年，文字风格似乎一直保持着貌似老实的品相。面对语言时，你的写作激情与面对故事时是否是一样的？ 温：这么说吧，我想写小说时，一般不是想好要写什么才动笔，我没有计划，也没有提纲，有时就一个念头，或一句话，能激起我的欲望，我就写，当时也不管写出来行不行，先写下再说。有时候，写着写着很悲观，但还是会写完。所以，我的写作经常充满着矛盾。 姜：这样我们可以来谈谈长篇小说了。《伪生活》讲述了一个都市“好男人”的情感故事，但这样的好男人却只能面对一次次的尴尬。最初你是不是只想写一个男人的承受力而并非想写生活本身的“伪”？ 温：是这样，其实我们都生活在“伪生活”之中，只是不愿说透罢了。当然，我写这部小说不是为干这个的。 姜：这一来，我就觉得这篇小说的叙事硬扎固执，作家与主人公一样，似乎都在刀尖上跳舞。我觉得东西的《后悔录》也多少有这么点味道。 温：小说本身就是要主人公在生活之上行走，也就是你说的刀尖上跳舞，不然，我们还写他干什么！东西的《后悔录》我在《收获》上看过，是写得不错。 姜：但你这篇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这样的在刀尖上跳舞不是将主人公推到一种极端状态中然后开始叙事，是慢慢地将主人公推到了极端。我觉得这是一种贴近生活的写法。也许，这样的写法，其实更具有挑战性。《红楼梦》就是这样慢慢来的。 温：《红楼梦》太伟大了，与她相比，我的小说连个皮毛都不是。只能说，我给主人公设置了那么多无助的绝境，我也一直在努力解决他的无奈。小说就是这样，在一个巨大的迷宫里，寻找一个又一个答案。不然，小说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 姜：《伪生活》里，其实也有一种身份的焦虑与认同。主人公沈小武作为一个外来者，一开始是想用找一个城里媳妇的方式来证明自己融入都市的。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所谓都市生活，其实仍然是一种世俗的生活。甚至在很大层面上，都市人的内生活是无法都市化的。沈小武从乡村走进都市，他可能没有意识到都市的生活与乡村生活可能并无本质的不同，某种程度上可能还更糟糕。我想，这可能也是你想表达的。 温：是的，这种融入感不是无意识的。以前我在新疆时好像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2001年调入北京后，这种意识越来越强烈，可能是北京更能体现这两个层面的心理界限吧。 姜：所以，当很多人说温亚军的《伪生活》是他第一部反映都市生活的小说的时候，我很少附和这样的议论。本质上讲，每一个优秀的作家，都不是那种简单的题材作家。 温：我以前写过不少反映都市的中篇小说，《伪生活》更多的是出版社的宣传手段而已。怎么办呢，我经常被说成军旅作家，就因为我在部队工作吗？我不喜欢这种说法。 姜：是这样的。作家其实是不要给他贴什么标签的。当代批评家却一直喜欢做这事儿。这篇小说中，你对女性似乎持有过当的批判意识，叶莎莎、蒋芙蓉、孙薇薇这些都市女性都成了他批判的对象，一个个都很虚伪、自私、贪婪，不可理喻，甚至需要沈小武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 温：不算批判吧，生活永远是对的，错的只是每个人的生活态度。 姜：还有，突然想到中篇《手心手背》中有很多情节，《伪生活》大概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衍发出来的吧？你个人认为，这在作家的创作中是不是一种重复？ 温：是的，这当然是一种重复，也是一种无奈，最真实的生活的无奈。一个作家，应该警惕这样的重复。 姜：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如何利用过去的一些写作资源，我觉得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毕竟，在写作中，我还是坚持认为，作家不宜重复别人，也同样不宜重复自己。所以，在当代文坛，有很多明显带着前辈作家痕迹的作品，我是不太赞同的。 温：更可怕的，不是重复别人，而是重复自己，不一定是内容重复，还有感情的重复。 姜：关于都市题材，最近的《花弄影》好像比《伪生活》《手心手背》走得更远了。庄晓然这个出生在外省小城镇的女子，是压抑的、浅薄的、同时又是欲望勃兴的，为达目的而不顾手段的一类小城女子。这里的批判意识是有的，但我想，庄晓然似乎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吧。或者说，她有她不得不这样选择的理由。 温：如果不是庄晓然，换成别人，都会有这种生活方式的，这是社会的发展赋予了人的这种欲望。经济时代，哪一样不是带着金钱的烙印？所以很多在生活的底层挣扎过的人，一旦有了机会，都会想要竭力抹杀过去的痕迹，而当无法抹杀时，就会寻找其他的说不上是磊落的方式，这大概就是你说的有不得不这样选择的理由。当然我要不是在北京，可能不会这样写庄晓然。在北京这样的人太多了。 姜：所以，我经常想，作家与笔下人物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更好呢：批判的？同情的？理解的？完全接受的？或者，还有其他方式？ 温：这种关系很复杂，这与个人情绪、出身和环境有很大关系。我之所以对庄晓然持这种态度，是因为我那时候的心态有些偏差，但我不是刻意要批判她的。 姜：你的几部描写都市生活的小说中，“外省”的概念非常鲜明。就是在沈小武身上，也开始有了。似乎你让“外省”人承担过多了。 温：前面已经说过，这都是到北京后才有这种心态的。我个人倒没受过这种概念的伤害，但我接触的一大批人，都是受害者。 姜：流落、漂泊、孤独这些字眼虽然不曾刻意体现，但那种落寞情怀是有了。沈小武是无根的，庄晓然再“花弄影”，也实际上是“无根”般的游荡飘摇，女儿在学校因为外地户口问题遭受区别对待，便能引起她火冒三丈，她的几次恋爱，无不是为有个落脚之地，尤其是跟体育教师的忘年恋，似乎也可以归结到这一点上。 温：是的，在北京可以接触到许多这样的朋友，我的心里就会为这些朋友抱屈，可落实到庄晓然身上，我不是站在同情理解的角度，而是有点批判的意思，前面已经说过，这与我当时的情绪有关，要是放在现在，就不会那么写了。其实我能理解庄晓然，真的。 姜：这也是一种欲望了。只不过很多人看到的是类似于庄晓然那点男女之欲便是欲望。 温：是啊，每种追求其实都是欲望。 姜：可能是这一层面上的欲望，消解了生活的全部诗意。 温：生活有时叫人没法说清楚，欲望就不一样了，为了什么，目标很明确的。 姜：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中国作家对长篇小说的体认可能还有很多欠缺。你写了多部长篇小说了。你是如何看待长篇小说这种体裁的？或者说，你有着什么样的长篇小说观？ 温：长篇小说包容量大，但不是说什么也不顾，语言、结构都能随心所欲了。有些长篇太单薄，没什么内容，非要把短篇的量写成长篇，就没多大意思了。我觉得，长篇就应该像《红楼梦》那样具有百科全书的功能，并且样样精通。当然喽，这只是我的想法，毕竟《红楼梦》只有一部，如果每篇小说都成了《红楼梦》，长篇小说的观念可就无比厚重了。 姜：现在，我们可以为你的小说创作作一个简单的归纳了，你写了新疆，也写了我们都熟悉的都市。那么这两部分在你的创作中各占什么样的地位呢？ 温：我更偏爱写新疆的作品，因为那些小说心态都比较平和，不像有些都市小说，阅历了很多人，很多人的经历和心态，写的时候难免会有些偏颇。 姜：在众多中外作家中，哪些作家对你的影响较大？哪些作家对你的写作有决定性的影响？ 温：艾特玛托夫和索尔仁尼琴对我影响比较大。要说决定性，这个不好说，因为我一直在变，不是太固定。 姜：他们都是那种在良心与善良方面体现出一种伟大精神的作家，他们那种对这一品质的坚定与力量，是可圈可点的。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是某种精神的践行者。这可能也正是我们当代中国文学的缺失。在当代作家之中，客观上说，你对你有着什么样的评价？ 温：我只是一个还算年轻的写作者而已。 姜：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你同意否。我总觉得北方作家与南方作家相比，可能更多的牺牲了语言的灵性而直接切入情节。有很多作家，可能也放弃了在语言上的努力。不知你是否注意到这样的问题。 温：这个不用说，由于出身地与环境的影响，还有文化传承的不同，肯定有这方面的差异。当然，也不是绝对的。 姜：最近你有什么动静？想写些什么呢？对自己写作的预期都有哪些？ 温：前阵子写了三个中篇，都是写新疆的，《十月》已发了一个，另两个有待修改后再发。我这个人没有计划，逮着就写，没有想过要写什么，写出啥算啥吧。 资料链接： 温亚军：重临小说的起点 （孟繁华：《文艺报》2006-07-27） 温亚军的小说创作已有十几年的历史，但他声名鹊起或为文坛所关注，却是他《驮水的日子》获鲁迅文学奖之后的事情。文坛太广阔，即便是一线作家的作品我们都没有可能全部阅读。我知道温亚军大概是两年前的事情。那时，我在组织筹划“短篇王”丛书。一天，温亚军带来了他的短篇集子，他简单地谈了他对文学和短篇小说的看法。阳光照在他诚恳质朴的脸上，他虽然不事张扬相当低调，但他目光坚定神采飞扬。在文学已经不那么神圣的今天，温亚军对文学的谈吐让我深怀感动。他离开之后，我随手翻开了他的《火墙》，只看这一篇小说，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难得一见的作品。于是，我没有任何犹豫地将他选入“短篇王”第三辑里。 最近，又看了温亚军三个短篇：《成人礼》《不合常规的飞翔》和《金色》。看过这几个短篇之后，我确实生发了一些想法：温亚军的小说都是对日常生活的提炼或摹写，他的小说确实是“小说”。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慨，是因为自1902年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之后，四部不列的“小说”一夜之间起“八代之衰”。小说陡然间变成了“大说”，这个问题实在复杂，这里难以讨论清楚。在梁启超的时代他自有他的道理，此后百年来小说处理表达的问题几乎都是大问题，也几乎都是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在一个后发的现代国家中，小说超负荷地生产和发展着。当然，小说既是“想象中国”的一个办法，同时也参与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这是中国特有的经验。它的作用和意义已经并还将被阐释着。但是，小说之所以为“小说”，或者说在它诞生的时候，是用以表达家长里短、爱恨情仇的。明清之际的白话小说其实都是“俗文学”，都渗透了那个时代的“性与情”和“文人气”。现代小说兴起之后， 我们是把小说当作“诗”来认识的。在古代社会“不学诗无以言”，只有诗才是雅文学，于是小说也就有了一个“诗骚传统”。再俗的小说也必须写上“有诗为证”，雅俗就有了等级之分。小说也一直向“雅文学”方向努力，当然这与西方小说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 温亚军的小说重临了小说的起点。《成人礼》是一篇可遇不可求的小说。一个７岁的男孩将要行“成人礼”，男孩虽然７岁了，但衣服还要母亲来打理。男人管教孩子的方式就是粗暴地呵斥。“成人礼”行过之后，母亲心疼孩子，试图还让孩子和自己睡在一起。但男人决不允许，并坚持不许女人去看睡在小床上的儿子。但当她被噩梦惊醒时，发现身边空荡荡的，原来男人的半个身子搭在儿子的小床上。小说的人物都没有命名，只是男人、女人和儿子。男人是小说的主角，一方面，他对儿子的粗暴和床上对女人的兴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方面，他表面对儿子的粗暴和内心对儿子的关爱形成了另一个鲜明的对比。西北男人处理情感的方式在这两个对比中被无声却强烈地凸显出来。 《不合常规的飞翔》大概是温亚军为数不多的以城市现代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小说只有两个人物：男的叫罗城，女的叫多多。他们相识于时尚的网恋，男人罗城终于到心仪已久的Ｂ城来了。他是以怎样憧憬、激动的心情来到这个城市的可想而知。欲擒故纵的方法是多多常用的方法，也是温亚军小说的常见方法。在多多游刃有余的“延宕”和节奏的控制中，罗城总像是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他希望得到的东西最后也没有得到，多多却得到了想要的一切：罗城买的皮鞋还有他的旅行包。罗城把游戏当成了初恋，不大懂“网恋”或婚外情意味着什么，所以上演了一出“不合常规的飞翔”。 《金色》是一篇极端化的小说，无论环境还是人物，无论过程还是结局。女人来看淘金的丈夫天良，新婚别后的重聚本来该是男人的节日，可女人千辛万苦、激动无比地来到男人身边的时候，男人不仅无动于衷而且还不断重复女人不该来。女人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这是为什么。在月光如水的夜晚，男人带着女人离开淘金地，同时也意味着他放弃了一年来应该分到的那份金子。原来，淘金人已经商量好，无论谁的女人来了，都要陪每个淘金的男人睡一晚上，天良已经睡了别人的女人，但他决不能让别人睡自己的女人，他宁可放弃金子也不能放弃自己的女人，女人就是自己的金子。 读温亚军的小说就像走在洞穴中，在将要走出洞口的刹那间，迎面一缕阳光照亮了整个洞穴，那平淡无奇的过程突起波澜并惊心动魄，这就是绵里藏针不动声色。在敞开小说的瞬间，既出人意料又不可思议。我所说的温亚军小说的“意味”，正是这个意思。这一点与明清白话小说的发生和现代白话小说的“西化”都不相同，故事是明清时代小说发生时最基本的层面，甚至是一切，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都是交代故事的来龙去脉，看官只要了解了故事和结局便皆大欢喜；现代白话小说说的都是大事，都与国家民族有关。但温亚军的小说里几乎没有故事，那些“漫不经心”的叙事，都是为最后的“意味”“蓄势”，只等时机一到便和盘托出。这几篇小说，都是在一种平淡无奇的日子中写出了一种极端和绝对化的东西：爱儿子的男人、爱女人的男人和被女人欺骗的男人。这些男人被写出的极端化的经历和感受，是通过短篇的“形式”铸造出来的。在这方面，温亚军学习借鉴的不是罗伯•格里耶、博尔赫斯或卡尔维诺，而是他们的前辈——欧•亨利、皮兰•德娄以及契诃夫等。在这三篇小说中，我们似乎也能感到《最后一片叶子》《麦琪的礼物》等小说的某种意味。最后的结果都是出人意料的，这显示了温亚军非凡的文学想象力、表现力以及对短篇小说独特的理解。 温亚军不是那种暴得大名的作家，他是靠自己的韧性，以坚忍不拔的努力和探索获取对小说的理解和成就的，他从新疆一路走向北京，在红尘滚滚的文坛杀出重围，艰难可想而知，雄心叹为观止。他不是那种讨巧或哗众取宠的作家，所谓文如其人，只要你看到他诚恳的目光，一切都会了然于心。 原载：《西湖》2010年第08期 原载：《西湖》2010年第0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