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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言宏：新世纪中国的诗歌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以你们为代表的一些“诗人企业家”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后，通过多种途径为新世纪中国诗歌繁荣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在诗歌界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但是据我了解，在整个文学界，很多人对此可能并不太清楚，或者是知道得并不太全面，所以，还是想请诸位先谈谈你们这方面的工作。 潘洗尘：如果有人把我当成“诗歌事业”的赞助商，这一定会让我很反感。在我看来，诗歌也从来就不是什么事业，它只能是“热爱”。如果说我曾为自己热爱的诗歌做了一点点事情，那也应该是类似国难当头时我们每个人都尽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匹夫之责。至于“诗人企业家”这个称谓，我想其原意应该是指职业为企业家的诗人，就如同职业为大学教授或警察的诗人一样，但在我心里，诗人就是诗人，与职业身份无关。好在每当我想到自己的职业身份时都会暗自庆幸，当年自己尚在二十出头一贫如洗时就已经获得了一份哪怕是微小的诗名。更何况，自从5年前我把自己20年辛苦创下的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去打理完全跳出商海后，我的职业身份就已经不再是什么企业家而是一个“最职业”的“非职业”诗歌编辑了。之所以说“最职业”，是因为我一个人干着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职业诗歌编辑的活儿——独自承担着多本诗歌刊物的编辑工作，每年光经我手发表的诗歌和诗歌批评文章就超过4000余首(篇)以上，就更不用说阅读量了。说“非职业”，则是因为自己所有的主编头衔都是“买”来的，编刊物的所有乐与苦也都是自找的，且只能自作自受。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承办诗歌刊物。从2007年开始，出资承办诗歌界惟一的一本诗歌理论月刊——《星星》诗歌理论月刊，一人承担全部选题和编校工作，至今已出版50余期，计发表诗歌批评文章近2000篇；二是从2009年开始，出资创办诗歌界惟一一本诗歌周刊——《诗歌EMS》周刊，并且一人承担全部选题和编校工作，至今已出版120余期，计发表中外诗人的诗歌新作3000余首；从2011年初开始，创办诗歌刊物《读诗》季刊和《译诗》丛刊(均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与诗人树才、宋琳、莫非共同主编，现已编辑出版4期；三是编辑出版其他诗歌出版物。2007年，主编11卷本的《诗探索丛书》(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2009年至2010年，先后主编2缉17卷本的《诗歌EMS·60首诗丛》；2009年，还邀请国内16位诗人、诗歌批评家共同编选了《读诗——中国当代诗100首》(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四是主办诗歌活动，创立诗歌奖。从2007年初举办“天问新年新诗峰会”并设立“天问诗人奖”至今，该活动已举办了6届。国内有百余名诗人、诗歌批评家出席过这一活动并形成了一系列如“天问诗歌公约”等对当下诗歌发展具有建设性的成果；五是资助其他诗歌刊物或诗歌活动，如《诗探索》和《中国诗人》等多种诗歌刊物的出版和《诗探索》《诗林》等刊物设立“诗探索奖”和“天问诗歌奖”，还曾先后资助多种国内诗歌活动和国际诗歌交流活动。 阎 志：其实我做得并不很多。但我对文学活动的时间、精力付出是最多的。目前对诗歌的投入主要是办一份刊物——《中国诗歌》，办一个奖——闻一多诗歌奖，办一个班——“新发现”夏令营，以及出一套书。 张 尔：何言宏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让我很想借此厘清自己的身份，以免外界不必要的误会。因为，我更想在此突出那些与我一起参与到诗歌刊物的出版活动中的其他成员。我与我的合作伙伴们一直处在一个艰难运营的处境。基于此，我的回答在某种意义上只能算一个局外人。《诗林》双月号已经出版近3年，离不开两位处于写作现场的诗人余怒和蒋浩的倾力相助，他们在刊物的定位、栏目的规划、稿件的组编以及设计的风格上都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和支持。另外，我与艺术批评家、独立策展人鲍栋合作开设的当代艺术专栏，将当代艺术与诗歌进行有益嫁接，也因此为诗人和艺术家开拓了另一层视野，使之成为刊物的特色之一。活跃在当代艺术领域的很多艺术家，能够通过这种结合阅读到现场的新诗，同样，诗人亦然。当然，除了以上诸位，还有很多朋友也一直在默默肩负着对刊物的宣传和推广工作。而承办刊物的经费，则依赖于我与另几位同人共同经营的一间工作室的收入来维持。还有，最须说明的一点是，《诗林》双月号自办刊以来，从未曾向它的作者支付过稿酬，这一直令我感到不安，如果将来我能获得经济成功而晋身为“诗人企业家”，我将第一时间改善这个局面。 何言宏：了解了你们为诗歌所做的大量工作，特别是你们为此所投入的时间与精力，真的是非常钦佩，也非常感动。实际上，除了诸位外，就我所知道的，还有像黄怒波、老巢和麦城等都曾经以自己的不同方式支持着诗歌，比如黄怒波“中坤集团”的“帕米尔诗歌研究院”所主办的一系列国际性的诗歌交流、诗歌研讨活动，还有像老巢曾经主办的《诗歌月刊》下半月版，在诗歌界的影响都非常大。为什么会投入那么多的资金与精力来参与和资助诗歌？ 潘洗尘：在当下社会，如果仅仅是作为一个企业家而投入大量的资金与精力参与和资助诗歌，尤其像我这样还为此彻底丢下自己的企业不闻不问，那一定是因为这个企业家疯了。但如果作为一个诗人这样做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因为热爱无价！ 阎 志：首先，是基于对诗歌的热爱，才促使我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创办刊物和举办活动。其次，是我一直希望有一份诗歌刊物能够包容、大气，为诗歌而诗歌，有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和80年代的纯正气质，可惜一直没有看到，于是我就努力团结一批人创办《中国诗歌》，希望能做到自己所期望的一部分。 张 尔：无论是企业家还是诗人，将金钱与精力投入于诗歌事业，他必然能获得比金钱与精力所能为他带来的其他所得更加珍贵的东西，他也必然在内心中拥有一种美好的诗歌精神。他愿意为他所理解的诗歌和写作付出，也大概是因为，他早已经依赖于诗歌。布罗茨基说：“写诗的人写诗，首先是因为，诗的写作是意识、思维和对世界的感受的巨大加速器。一个人若有一次体验到这种加速，他就不再会拒绝重复这种体验，他就会落入对这一过程的依赖，就像落进对麻醉剂或烈酒的依赖一样。一个处在对语言的这种依赖状态的人，我认为，就称之为诗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难理解诗歌所能助力于解决的人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你会写作，会参与诗歌运动。 何言宏：作为一位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与批评家，我一直在思考社会民间力量特别是像诸位这样的“诗人企业家”资助诗歌的重要意义。我以为在一方面，由于诗歌编辑、诗歌出版和诸如诗歌评奖等很多类型的诗歌活动都需要一定的经济投入，民间资金的支持对于诗歌的生存、发展与繁荣肯定是很有贡献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以为你们的实践，意义决不仅仅是在“资金”方面，而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文化”内涵。像你们所主办的诗歌活动、诗歌评奖和你们所主编的诗歌刊物，在文化精神和诗学追求上都非常独特，这对我们诗歌文化空间的开拓和我们诗歌文化生态的改善无疑都很有意义，我想你们一定也都有这方面的考虑。 潘洗尘：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恐怕再也找不出任何一个国家能比中国对诗歌投入更多的了——不用说在各级各类官方的作协、学术机构、大专院校里有那么大批的专业诗人和诗歌学者，仅现存的官办诗歌刊物，就让许多远比我们经济更发达国家的同行们羡慕不已。然而，在我看来，诗歌的繁荣有时与投入并没有绝对的关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民间资本对诗歌发展的介入，重要的也不是增加了经济投入，而是为诗歌的繁荣与发展带来了某种新的可能。我们因热爱而投身于此，消耗巨大的精力和财力去做一件完全无利可图的事情。这就有可能消除形成各种利益团体或是小圈子的土壤，从而让诗歌回到诗歌本身去发生和发展。 阎 志：我从不认为我资助了文学、诗歌，而是文学、诗歌滋养了我。我最近在看《乔布斯传》，乔布斯的人生证明了一点，一个伟大的产品绝对离不开艺术的养分，乔布斯正因为有了艺术的滋养和自觉，才成就了他伟大而充满创意的一生，成就了苹果一系列直击消费者心灵的产品。所以我一直在感谢文学与诗。 张 尔：中国的新诗发展，民间至少贡献了半壁江山，这是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谈到文化精神与诗学追求，我想，这应当基于一个自身对写作的认识和态度问题，同时也会与个人的经历、阅读的视野和经验有关。我高中时代开始接触诗歌，读大学时参加诗社、办诗报，步入社会后与朋友创办民刊，从写作，到停止写作，再到写作，参与活动，这种经历使得我个人的经验不断发生着变化。对于写作和诗歌的认识也处于一个由远及近、由窄至宽的过程。正是各种积累，使我逐渐认识到一个个体与社会、文化、政治、生活以及世界的错综复杂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写诗能否予以适度地解决，并且努力去介入，这是我执意为之的主要原因。然而在另一方面，个人经验和个人的写作方向其实与办刊又不能完全等同。因为，《诗林》双月号并非一份同人刊物。三年来，我们的刊物基本呈现了这样一个脉络，那就是，梳理新诗以来仍然坚持在写作现场、保有探索精神的重要诗人，关注成长一代诗人中的佼佼者，推介年轻写作者，鼓励“归来诗人”。除此以外，诗歌与当代艺术以及其他艺术门类的跨界结合，也是我关注的重要方向之一，这一点，可能与我的个人趣味有关。 何言宏：这几年来，我本人也在民间资本的支持下从事过一些诗歌活动，很多方面也都有着很深的体会。有一点我的感触很深，就是民间力量对于诗歌的支持往往都有着很大的随意性与自发性，像你们这样能够长期坚持的并不很多，所以，要反思一下目前的问题，或者是展望一下民间力量资助诗歌的未来前景，我以为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要建立某种制度，要在目前我们的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发展的契机与背景下，在民间资本资助和支持诗歌文化方面建立某种切实可行的制度，比如基金会等，不知诸位是否有同感？ 潘洗尘：如何杜绝随意性和游击主义，这也是我近些年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说前些年兴起的“下半月刊热”吧，现在还剩下了什么？再看看我们在对体制内的各种利益集团保持警惕的同时，在我们的民间又形成了多少大大小小的圈子？但因此就要在民间资本资助和支持诗歌文化方面建立某种制度比如基金之类，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至少目前不是。因为不论是什么样的制度，在解决了旧有的问题之后，往往都会产生更多更大的新的问题。依我看，就像做企业，需要一点情怀与愿景，更需要规模效应(而非规模效益)；同时，也需要我们有一个清晰的立足诗歌本身和彻底民间化的立场，并最大限度地消除同时作为一个写作者的个人趣味——而这，也许正是同志仍需努力之处。 阎 志：当然我的投入只能算民间投入，我和一批人的努力不仅在丰富中国的诗歌版图与内涵，其实也应该是在改变一些早应该改变的东西。我想每个投入诗歌刊物和活动的人都不愿意浅尝辄止，或者随意而为，很多问题，我认为更多的是因为条件所限。所以，我总对自己或爱诗的年轻人说，先过好自己的生活，做好自己的本分。诗，是用于热爱的，不是用来过日子的。我正在考虑创办基金会，试图在制度和机制上解决这个问题。 张 尔：坦率地说，自办刊以来，我一直都在尝试寻求获得外部资金的帮助，尽管偶或有之，也都是杯水车薪。您谈到的建立某种制度，这大约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浮躁的时代强压了过多的负重给每一个人，因而，我们也无法对他人要求更多。在诗歌界，很多人为推动诗歌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们理应为诗歌史所铭记。我当然也期望更多具备经济实力的诗人、诗歌爱好者或有关机构能聚合力量，早日实现基金制度，这将是诗歌与诗人之福。在当代艺术领域，基金会的模式存在要早一些，在国外乃至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则更不必说，方法和问题总是需要由时间去实践和解决。我相信，尽管诗歌这条路遥远而漫长，但希望永远都在，依赖于诗歌精神的人，也绝不仅止于有限的“我们”！ ■主持人的话 这些年来，民间资本对于中国诗歌的支持一直很大，这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种非常重要与独特的现象，理应引起人们的关注，也是学术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但是在实际上，我们对其中的很多具体情况并不很清楚，更谈不上对此进行学术研究的层面，所以我们以对话的方式邀请潘洗尘、阎志和张尔等人现身说法，来谈谈他们不仅投入许多资金，更是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支持诗歌，在诗歌编辑与诗歌出版、诗歌研究与诗歌交流以及整个社会诗歌文化的营造与改善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这些工作和他们的很多感想与未来展望，都让我们在无比钦佩的同时，也非常感动。不过我们更主要的目的，则是想利用这样的场合，并以这种与之前所发表的多篇专论不同的方式，一方面希望诗歌界和整个的文学界能对民间力量的文学贡献有所了解或进一步关注，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士来支持诗歌、支持文学；另一方面，也是想以此为契机呼吁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学批评特别是我们的文学研究界能够对此有所研究，在不止是对他们表示敬意的基础上，共同寻找和创造出某种更加科学、更加合理和更加具有普遍的社会参与和制度性保证的支持模式，惟此，我以为这将不仅有利于我们的诗歌和我们的文学，更是大有利于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与文化生态，确实应该说是利莫大焉。 ——特约主持人 何言宏 原载：《文艺报》2011年11月16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11月1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