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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以学者化的批评来看待畀愚的小说，也因此，我首先选择的不是《碎日》，也不是《罗曼史》中的几个中篇，而是2008年发表在《收获》第3期上的短篇《钥匙》。主人公肖以立下岗，偏偏老婆比他强，出外做生意还真赚了钱，回来不是改善家庭窘迫的经济，而是提出离婚并带走了孩子，给肖以立的命运添上了更惨白的一笔。就在这个时候，肖以立非但不闹，不厌世，也不榨取点什么，反而以“大丈夫就拿得起、放得下，一个老婆不算什么，一个儿子同样也不算什么”的心态，更孤单也更坚强地默默承受日子对他的刑罚。说白了，这种典型现象其实是一种文化折射，即在新的社会变革中，组成社会的家庭细胞的一次迎合形势发展的一种重新分裂与重新组合。作者在这里未用大段心理的刻画或场景的描绘，只是以关键词“大丈夫”这样一根大门栓，撑住了劈面打来的九级巨浪。“拿得起、放得下”“不算什么”，以这样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用语，叙说辛酸的肖以立的大丈夫气概。令我们欣慰的是，这种深蕴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状态，往往会在一个人落难的时候，似民间故事中的仙人飘然而至，并瞬间起到意外的作用。更令我们惊讶的是，即使这个落难人文化水平很低，但他似乎比有知识的人更懂，并立即会用。同样，后来肖以立喜剧性地进入城管队伍并执法如山，还当上副队长，后又升迁开发区副主任，只不过是个衬垫，作者叙事的更深层含义，在于一个整天沉溺于麻将的女人和一个混混男人，在他们那种低俗得不能再低俗的生活里，却不时升腾着高雅的真情，它似在让我们用掸帚式的方法拂去罩在他们身上厚厚的俗尘，去认识普通平庸之中隐藏着的、让日子真正含金的那些细节。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叹服作者灵性之笔的思想所在，即在牡丹花开花的盛艳时，田间沟边荠菜花也同样在开花，虽然它们没有牡丹富贵照人，但它们宠辱不惊地坚守情爱阵地之星星点点，同样构成了整个自然界的美景。这里的整个自然，就小说文本而言，就是文字贴近现实生活的一整个世界。作品结局的那一笔，公安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无法让人辨认肖立凡这具高度腐烂的尸体，而肖心中的真爱薛佳丽，最后在麻将桌上看到系着中国结的钥匙，一把抓了过去，拿着它“像梦游”般地走到自家的对门，拿着这把钥匙“对着锁孔插进去，一拧，门开了”，让人不得不为底层生活的那种粗俗、甚至半根筋的普通人依然在这个惟钱为大的社会里，保持和坚守心中的一份真爱而潸然泪下。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相通的，研究者与作家，他们共同关注的正是有别于金钱价值之上的东西。而小说不会在生活中消亡，也许这也正是它的关节点。 我们再来看畀愚的《罗曼史》。《煲汤》这篇故事，与煲出的汤一样，有着浓浓的生活汁液。它不仅仅记述着一个坐台小姐被一个男人包养的曲折故事，更是通过这个故事里，一个在男权世界里生存的女人，特别是一个底层的贱女人，在零敲碎打地出卖她们的器官的时候，试图告诉我们，她们的内心在更深层次地期待着什么，这份期待对于一个普通的白领女子来说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但对于陷入风尘中的女子却实在是一个天大的奢望。就好像她们前世犯下了滔天大罪，上帝让她们来世上赎罪那样。而同样在这个世界上，同样具有神圣女权的社会，相对她们而言，却分明只能是个沉重的肉身。原因何在？这便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当然也是哲学人类学与政治学的问题，在这个公共性问题上，不是简单地图示化与符号化就能说明的。这个问题的症结，既有历史的深度缘由，也有人类社会集体意识中怎样去认识女人的高度与价值观问题。也许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无意识，但正是这样，让我们看到了《煲汤》的社会意义与人学价值。当然我说的文化无意识，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还是有所区别的。相同的就是后天性。它有别先天、本能的，就是后天社会日趋积累与日渐造成的这个意识，而从哲学层面上讲，最终的溯因，正是文化。所以我说《煲汤》的社会意义与社会价值，正在于又一次敦促有识之士的文明理念，如何看待《煲汤》中的小桥及其她一心从良，只想过个半正常家庭生活的正当要求，为什么在这个号称现代文明的社会里，是如此之难且又备受煎熬，从她身上是否可折射出某种社会悲剧，我们各阶层的同胞甚至女同胞自身，在这其中又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角色？我想我这样的议论与发问，也许正是作者书写小说中的双重想像，通过对弱势群体或社会底层卑微者“冷暴力”的透视与自省，《煲汤》这部小说的文学阳光，就会更加灿烂。 《罗曼史》中的邢美玉虽然离我们远了点，但影响她一生命运的决不仅是六十年代的社会体制，其中更是男权社会附加物的再现，即使二十年后的的邹副主席善意的吃药（壮阳）也是如此，作者在这里表露邹副主席“逞能与尽用”的心理是有代表性的。这也正是《罗曼史》这部中篇集子留给我们的一份恩赐。如果说《潜伏》重新提出了一个“信仰”的问题，那么《煲汤》就重新提出了“维权”的问题。且这个维权是直直地指向社会各阶层、单位到个人的“维权”的思想文明的自我实质。 原载：《文艺报》2009-07-11 原载：《文艺报》2009-07-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