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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一鸣《不二》，《人民文学》2010年第4期 就一部文学作品来说，拿道德来说事，不仅会失之简单和草率，而且充满了误读的危险，甚至，还有可能使自己的判断显得乖谬至极。但是，读完余一鸣的中篇《不二》，我还是打算从道德角度来说些自己的感受。因为《不二》就是一部让“道德”频频缺席的小说。它想传达的是，当道德从人的灵魂里走失之后，人们将如何面对生活，又将如何选择生活，什么将成为人生的“不二”准则？ 《不二》的故事并不复杂：从“大师兄”东牛到“八师弟”红卫，一帮从固城走出来的建筑工，经过多年在省城里的打拼，终于一个个爬上了包工头或开发商的显赫之位，腰缠万贯之余，开始寻欢求乐。他们相互照顾，彼此提携，师兄师弟，一派和睦，但那是出于各自的利益，与道德并无多少关联。他们明目张胆地带着“二嫂”(情妇)东奔西走，本身就表明了他们对道德早已不屑一顾。 于是，我们看到，当道德缺席之后，这群暴发户便开始了行尸走肉式的生活。他们惟一的手段，就是用金钱来确认自我的存在价值。他们在省城最豪华的宾馆里，为情妇们过生日——而所谓的“生日”，也只不过是她们随意编造的一个寻乐理由，为的是买派头。他们购物，动辄就叫嚣要价钱最贵的，而且以清仓手段全部买下，像红卫一次就将380元一双的袜子买了69双，为的是买心情。他们在夜总会里向三陪小姐大把大把地发钱，为的是买刺激。他们主动给自己妻子的初恋对象提供资本，让对方照顾自己的发妻，为的是买安慰。 金钱给了他们底气，让他们放纵感官，挥霍欲望。他们频繁更换“二嫂”，让“二嫂”与大嫂(妻子)和睦相处，让“二嫂”在商场上冲锋陷阵，甚至让“二嫂”“连升七级，从老八的二嫂上升到老大的二嫂”……“二嫂”是他们的身份标志，也是他们对成功人生的理解。从固城走出来的他们，毕竟还带着农民特有的传统观念，所以他们还没有跟上“换妻”的步伐。他们需要的，只是欲望的锐舞派对，只是野心实现之后的自我陶醉。 或许，这正是他们理解人生的“不二”法则。他们不愿让道德钳制自己的生活，但是又不想让生命成为裸奔的动物，于是，他们开始用文化修饰自己。“二嫂”和“研究生”，就是他们对自身欲望的一种绝妙修辞。他们以优雅作为光环，用知识作为礼帽，让欲望体面地穿行于这个社会，让自我活在假面具里。 他们之所以如此面对生活，是因为他们置身的社会没有为他们提供尊严的土壤。这是《不二》所要追寻的深义，也是作家不断质询的目标。“一帮师兄弟进城闯荡二三十年了，看起来人五人六，喊起来这总那总，其实还得仰人鼻息，只一点风浪就可能樯橹灰飞烟灭。”东牛的这番人生体会，就是他们真实的心境，也是他们人生的隐痛。他们渴望体面地融入这座城市，真切地活在尊严的目光里，活在温暖的爱里，但坚硬而又冷漠的现实却让他们找不到自己的归宿。 在小说中，余一鸣让颇有自省意识的东牛，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别有意味的回顾和总结：“二十岁进城时，我是一只蚂蚁，城里人鞋跟一踩，我就变成粉末”；“二十五岁在城里时，我是一只公鸡，一只被阉了的公鸡。他们一根一根拔光我的羽毛，做成毽子踢来踢去”；“三十岁在城里时，我是一头羊，他们捋下我身上的羊毛，做成羊毛衫羊毛被全家温暖”；“四十岁在城里时，我觉得我是一头大象，我亮着我的象牙迈着象步无人敢阻挡”；“可我现在为什么在这所城市还是一头猪，一头只配在泥浊里粪堆上打滚的猪？”这番人生感慨，与其说是他们这一群人的人生写照，还不如说是他们对这个欲望化现实的无声控拆。所以，对他们来说，“感情是奢侈品，是桌上的菜肴，床上那事儿才是饭”，他们只能在疯狂的欲望满足中，换取自我心灵的慰藉。 这是《不二》的疼痛之处。它以道德缺席后的人生快意，书写了一群找不到自我尊严的灵魂。在这个群体中，令人尤为伤痛的，是孙霞这个形象。她几乎是作家倾力塑造的一个智性人物。大专毕业的她，放弃了小城的工作，开始到省城里寻找淘金之梦。身体是她惟一的资本，她只能抛弃一个女性应有的情感和尊严，游走在一个个欲望的陷阱里，在满足别人的同时，实现自己的目标。她“钻地磅”，以次充好，想以自己的智慧，雄心勃勃地征服这个冷漠的世界，最终却被自己的情感所俘虏。因为爱，她要洗去身体上的所有肮脏；因为爱，她又不得不将自己作为祭品。最后，她选择了永远地消失，以表达自己对这种现实的绝望和果断的放弃。 但《不二》并不是一部沉重悲怆的小说，而是洋溢着某种“亢奋”的情绪，狂欢化的语调几乎贯穿始终。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写法。作者试图借助米兰·昆德拉式的艺术思维，通过生命中难以承担的失重，通过欲望狂舞之后的空虚，给这个利欲熏心的现实以致命的一击——就像那个遥远的“桃花村”，虽不能彻底击倒那位银行行长，但至少也可以让他“惊出一身冷汗，一夜恶梦”。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21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