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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园先生的“明清之际”研究持续了将近20年，她爬梳了太多的材料，对明清之际的士大夫或者明遗民体验体会得异常细腻微妙，写得苦心孤诣而精彩纷呈。也正因此，上述种种对于一个专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批评的人来说，甚至难免艰深。所有这些，都令我颇有“畏难情绪”。现在不揣浅陋动笔，终究是缘于文学的鼓舞。或许还有一个最简单的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赵园在1991年写下了著名的评论《张承志的自由长旅》。在我看来，这篇迄今仍不失慧眼和精神高度的张承志叙说，未尝不带有写作者赵园学术自觉及精神自况的诸多意味。 1978那一年进入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研究生们，号称“黄埔一期”，是星光璀璨的一群人。这批被十年“文革”耽搁的才杰俊彦，遭逢“科学的春天”，奋飞之势，真如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中那个名句所形容的：“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风靡云蒸，阵容齐整”。而赵园在这其中，显然并不是风头最健的。相反，在1980年代思想冲决罗网的大潮中，在各种“主义”和“形式”的鼓噪中，赵园的身影有些特别。 我之所以不用“孤独”、“独异”这类词汇来形容赵园，是因为我知道这类词很有些俗套和煽情。因此，我愿意说，“本分”，这可能会来得更恰切一些。在我的阅读经验以及生命理解中，赵园带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是一个严守“本分”、尊重生命的学者。 这“本分”，首先体现在赵园的文学研究上。从《艰难的选择》和《论小说十家》开始，直至《北京：城与人》《地之子》，赵园走的是传统的“作家论”或小说人物论这样一条扎扎实实的学术道路。其时，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说及其美学范畴的“悲剧感”等整体性概括，已经大有席卷统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势。不能说这一切对于赵园毫无影响，但是更为根本和鲜明的，却是赵园始终把研究的目光锁定在“人”——无论这个“人”是小说人物形象还是作家自身。当然，这条路并不为赵园独有，譬如还有王富仁的鲁迅研究和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等。但赵园由此再进一步，尝试着通过介入、感受和解读“人”的心理现实而深入剖析社会肌理结构，并最终返回人物内心。这个路向，与当时上海王晓明的研究相映成趣。王氏的《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以及《潜流与漩涡》等著述，也在这个意义上独树一帜。相类似的心理解读能力和感性深挚的语言倾向，令他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哲学观念、先锋实验铺天盖地时，始终葆有着文学的传统尊严。 从“人”的文学关切到“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赵园这一“自由长旅”的跨度之大不仅超乎人们想象，而且一走就是二十年。《想象与叙述》这部书“由明清之际说起”，仍然是赵园的明清思想史研究心得。相对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和《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而言，它可能会容易阅读一些。但此处需要指出的是，它并非前两部著作的简单缩写本，而是某种阅读者能从中窥见赵园学术生命“本分”之道的见证。 关于由文学转向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动机，赵园曾对此做出过不同层面的解释。譬如，她提到了陈平原、夏晓红夫妇“试试明清怎么样”的建议，其时，由当代进现代、由现代进近代诸如此类的上溯性研究，很可能提示着以往那种画地为牢式的学科研究自身的致命缺陷，更何况其间还充斥着难以避免的说废话炒冷饭倾向。而这类倾向，不独在文学研究领域，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此外，赵园使用了“厌倦”这个充满生命质感的词汇，来传达她对于“学术就是一切”的怀疑以及对于生活乃至生命的尊敬与热爱。说出这一点是需要境界和胆识的——在人文知识分子习惯于自我悲情化和本质化地理解“学术”的潮流中，学术的“本分”连同它的生命感日益枯萎。或许，这才是赵园所不甘心的。 由上可知，赵园从现代文学“出走”势成必然，但其“归宿”并不必然保证是“明清之际”。但继续纠缠这一点没有意义，且多少有点强作解人的尴尬。真正让我感兴趣的，乃是“明清之际”的方法论意义。赵园不止一次谈到，她的“思想史研究”与史学家纯正的思想史研究并不重叠。换言之，赵园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在传统历史学(思想史)的问题框架内用力，尽管她首先需要面对传统思想史的所有材料。她念兹在兹、身心投入的，还是对于人的体验与研究。有别于传统史学的“人物列传”框架和研究类型，赵园为“明清士大夫”所吸引的，乃是某些关涉“精神现象学”的事物。在《寻找入口》一文中，赵园以“戾气”为例，细致地阐说了她阅读王夫之的感受： 王夫之的论述触动了我的，固然是他关于明代政治的批判，却更是包含其中的士大夫的自我省察及其深度。他的关于“坎坷”、“疢疾”造成人性缺损、暴戾之于人的隐蔽的损伤的那些话，非特具反思能力、且深于人生体验不可能说出，由我读来，极其沉痛，属于那一时期最深刻的“命运感”的表达。那里确有一种宿命的悲哀。缘王夫之的思路，戾气不止于暴力暴行，也根于人性的某种阴暗面，即如他所强调的士人心性的残与畸。我至今也没有找到相应的白话，译述王夫之的有关言说；但那一种经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当不陌生的吧。(《想象与叙述》，第302页) 这种具有“指导意义”的阅读方法，鲜明地标识出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某种“文学性格”。事实上，赵园的研究创获绝不限于此，在尽可能占有、研读传统思想史需要面对的材料外，她的贡献更在于竭力钩沉和体会那些散乱的、非“正统”的文人集子。经由这些此前未能充分进入历史叙事的言论、见识或者事件记述，经由在此处的不同凡响的阅读揭橥，以往广为流传如铁板一块的定见般的历史叙述，往往会悄然出现令人怦然心动的裂痕或缝隙。也正由此，赵园以自己孤身前往的努力为历史叙事提供了“解放”与活力。凡此诸种贡献，略过不能赘言，因既不在笔者能力范围内，亦非本文讨论的目的。 赵园的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也许还在于“之际”。赵园在《想象与叙述》的首篇便详尽讨论了明清易代“那一个历史瞬间”——甲申年三月十九日，这个惊天动地的“之际”，以往论者基本上是在传统史学的问题框架内展开讨论。即便是名动一时的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也没有超出“总结历史经验”的范畴。但在赵园这里，却能别出机杼、细腻委婉地钩沉史料，使不同视角、时间、立场的事件与观点并置文中，展开着一个生动多面、彼此诘难的历史画卷。但她所关心的，仍然是此间“士大夫”复杂深邃的精神层面。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天崩地坼的惊骇创痛之后，立刻要面临更为现实的政治、国家、文化和伦理的全面考验与抉择，甚至是折磨。诸种可能的纠结，由外及内，无不刻骨铭心。初看起来似乎有些偶然，何以这样的观察视阈与微妙角度，会被赵园一一发现并呈现。这其间，固然有着年鉴学派和《万历十五年》不可低估的影响，但考虑到“想象与叙述”之于赵园的文学命运，考虑到“厌倦”感之于学术活动的致命损毁，考虑到这是一位写过《张承志的自由长旅》的学者，我有理由相信，这一切对于赵园来说，其实是必然的。 今天来看，她从现代文学“出走”而开启明清士大夫研究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何尝不是一个“之际”。当社会历史的巨大转型把一切人，尤其包括知识分子都抛入到一个猝不及防的境地之时刻，对此具有清醒自觉意识的人未必很多。或者说，很少有人能完全理解这种转型对每个人以及自己意味着什么。我不能说赵园一定属于自觉清醒的那一类，但她以自己热爱生活、执著于生命真实的学术研究，跟我们一起，共同经历了时代的惊涛骇浪。并且，更紧要的，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历史、理解历史和我们自身的方式。 (《想象与叙述》，赵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23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