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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小说(或称小小说)发轫于古代的神话传说，历经六朝的志人志怪小说，明清的笔记小说，发展到现当代，千百年来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之作。尤其是本世纪80年代以来，微型小说的创作更呈现了蓬勃发展之势，现在已有近千家报刊为它提供版面，每年发表的微型小说有数万篇。[1]微型小说的读者群更是空前的，几乎各种行业，各种层次的人都有。全国的几家以刊载微型小说为主的刊物，如《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百花园——小小说世界》，每期各自的发行量都有数十万份，这在当今的纯文学刊物中是很罕见的。这些情况表明，微型小说热已经到来。然而，囿于某种成见或者因为资料的缺乏，理论界对于微型小说的研究和批评却相对地显得很薄弱。这种“冷”“热”交织的现象很值得深思。笔者认为，正视文学创作的现实，从审美特征上来给微型小说以恰当的文学定位，很有必要，也很有价值。本文拟从微型小说的形制、内容和技法风格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一、缩龙成寸——顺应快节奏社会的必然产物 老子说：“为大于其细。”[2]做大事要从小处入手。微型小说审美功能的发挥正好体现了这一点。微型小说形制短小，载体有限。小的几十个字，如美国一篇获奖科幻微型小说：“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独自在房间里，这时忽然听到了敲门声……”仅二十多个字。多的如被评为1997年美国最佳小说的一篇微型小说《鲁道夫·戈登的调查表》也不足3000字。我国和东南亚的华文微型小说一般是1500字左右。当然，形制短小并不代表容量单薄，恰恰相反，微型小说追求的正是形制短小与内容丰厚的矛盾统一，因此，微型小说是一种“缩龙成寸”的艺术，这种“缩龙成寸”的艺术正好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存竞争加剧，生活节奏加快，物欲横流，价值多元，几近无所适从。人们在求田问舍之余，觥筹交错之后，恩怨缠绵之际，都想有一方艺术殿堂来放飞自己的思绪，了解世间万象，观照自己的行为，抚慰孤寂的心灵。这一方艺术殿堂不能耗时太多，不能负荷太重。这种双向选择，确认了微型小说的价值座标。当今的一些形制短小的文艺样式，如卡拉OK、MTV，虽然赏心悦目，雅俗共赏，但缺乏作为文本阅读的微型小说所具有的案头文学的包容性、伸延性、参悟性和传播的简便性；微型小诗、杂感短评，虽然轻灵精悍，但它要求一定的认知高度，一般人难以轻松接受，也就难以大面积地快速发展。因此，从横向比较来看，微型小说的发展具有其他短小的文艺样式所不可比拟的优势。 从反应生活贴近生活这一角度来说，微型小说还具有其他文艺样式所难以具备的长处，即新闻性。能够迅速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热点焦点，轻松地转移阵脚，灵活地施展手段，提供世态信息。当中、长篇小说还在酝酿构思时，微型小说便已捷足先登、遍地开花了。比如写最新科技的《病毒发作的日子》、写环保问题的《出售鸟声》、写下岗问题的《别说你是我爸爸》等等。这类作品的题材取向，几乎与社会生活发展同步，因而很受读者欢迎。其原因何在？从深层缘由来讲，其一，中国文学自产生以来，文学的社会性一直很受重视，有时甚至被提到了空前的地位，文学成了社会斗争的“晴雨表”和“风向旗”。[3]这些都在文化积淀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人们在潜意识中有一种要求文学贴近社会生活的情结，而微型小说的新闻性正契合了人们的这种审美期待。其二，当今微型小说的兴旺，既说明了社会对文学的急切要求，也表明了文学对于社会人生的慷慨承诺。[4]但微型小说又不同于新闻，它把即时的生活通过创造性的审美过滤，进行了诗化的表现，具有超功利、超时空的审美关怀，能使不同层次的欣赏者产生一种提升生活，进行审美创造的“高峰经验”，这种高峰经验虽然短暂，但能促进个体去追求高尚的、持久的生命意义，超越平凡的生活。因此，顺应快节奏的生活，人们对微型小说的情有独钟，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二、心有灵犀——内容丰富而又点到为止 这是从内容的角度而言的。这里所说的内容丰富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选材广泛、主题多样之外，主要是指与微型小说外在的形制短小似乎不太相称的整个作品所体现出来的丰富内涵。微型小说作为小说家族中的一员，我们可以从小说的三个要素——人物、情节、环境来探讨其内容方面的特点。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作者主体的审美情感、审美判断和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因此，作者总是希望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鲜明、突出，成为典型，成为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为达此目的，中长篇小说总是力求将人物形象刻划成个性独特、丰满厚实、富有层次感的典型人物，也即英国评论家爱·福斯特所说的“圆形人物”。而微型小说少有这个能耐，它那小小的篇幅负荷不起，但它也有自己的“杀手锏”，那就是根据立意的需要，截取人物性格的某一点，然后集中笔墨，把某一点写得精光四射，以一当十，在单纯中求丰满，在简洁中求丰富，以充分地体现作者的审美意图。这种人物形象称不上“圆形人物”，但也不是“扁平人物”，我们可以借用海明威的“冰山理论”称之为“冰山型人物”。海明威认为：“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威严雄壮，这是因为它露出水面只有八之分一。”[5]微型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显露的也只是人物丰富的性格体系中的一部分。比如顾文显的《精神》，写矿上的一个刚从农村招来的小合同工，看到一个圆圆的铁家伙在地上噗噜噗噜冒白沫，其他人都愣了，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死死压住那他以为是爆炸物的铁家伙，喊大伙走开。井长来了，发现那是被人不小心打开了的灭火器，小合同工为自己不认识灭火器而脸红了。几天后，井长跟矿长汇报时，要求将小合同工转正。他说：“我一定要留住他，就冲这种精神。”这里没有交代小合同工的成长经历，甚至连姓名也没有，但小合同工在危险关头挺身而出的一“压”一“喊”以及有惊无险之后的脸一“红”，就把一个见义勇为、舍生忘死而又质朴无华的英雄形象刀刻斧削般地凸现了出来。这种精神，这一形象，足以让一切明哲保身而又自以为精通世故的猥琐灵魂无地自容。 与微型小说“冰山型人物”塑造相一致，微型小说的情节往往缺乏系列性，而由一个或几个简单的情节构成。这种情节不注重传统意义上的有头有尾、有始有终，而强调其表现力度，语不在多，够用就行。因此，有的只有一个单一的情节，如司玉笙的《“书法家”》写书法比赛中高局长仅能写好“同意”二字。有的虽有几个情节，但并不构成前后有机相连的情节系列，如许行的《天职》写了三个情节，一是海尔曼博士为受伤的小偷治好伤，然后又将其送往警察局，二是海尔曼不计前嫌，为因车祸受伤的情敌动手术，三是海尔曼用手术刀杀死慕名前来求医的德寇军官。有的干脆只有几个画面组接在一起，如王青伟的《!一？》用了六个画面，写不同的人对愚憨的司机有意在半夜长时间揿喇叭的不同反应。还有的通过书信、日记，甚至帐单、条文等形式来简化情节，如唐训华的《两地书》，阿成的《写手日记一篇》，蒋子龙的《“文革”马路见闻》等。此外，有的作品淡化情节，而采用散文的笔调，来营造诗意的氛围，让读者在这种氛围的熏染下去品味作品的意蕴。如徐星明的《牧鹅老妇人》，着笔点主要是江南水乡的情韵。总之，微型小说各种类型的情节不拘一格，它本身就没有传统的固定模式，正处在发展变化中，其特点是“精”而“活”，其作用就像一块艺术起跳板，一方面把作品的意旨抬起来，一方面启动读者的审美创造，引导读者进行合理的想象，从而拓宽作品的内涵，加大作品的容量，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支撑点，来和长、中、短篇小说竞争。 微型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不以量取胜，而以质见长。往往三言两语，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用心良苦。有的烘托主题，深化立意。如李本深的《荒村之奠》叙写了十几个日本兵在地瘦人穷的小荒村被悄无声息地消灭之后，城里的日本人赶来没有搜出啥八路，文中最后一句是：“共产党武工队进荒村，是半年以后的事。”这一时代背景的点化就深化了主题：我们党的队伍植根于群众之中，而人民群众正是依靠了党的力量去战胜敌人的。有的反衬主题，引人深思。如姚彩霞的《爱的荒漠》，一开头就勾勒出了我家附近那片幽静的小树林，情人爱侣们的绰绰身影，薄云掩月，宿鸟啁啾，喁喁的私语，淡淡的月色。这幽美的环境，在“我”这个还没有“爱”过的少女眼中，简直是一座笼罩着爱慕的“圣殿”。但是，我无意中发现里面一对男女亵读“圣殿”的言行之后，前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美在哪里？爱是什么？不能不引起读者的思考。有的环境描写则起到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如张林的《夏日的等待》，描写了夏日的炎热，正是因为天热，富有同情心的姑娘才邀请累得满脸淌汗的小伙子上车来坐，两人才有机会相识钟情，又正是因为天热，两人相约来年夏天，虽景物依旧，但人事已非，故事在让人惋惜中结束了。不过，从大量微型小说创作的实际来看，笔者根据近五年来对数千篇作品的粗略阅读分析，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不注重环境描写，尤其是自然环境的描写几乎没有。如沙黾农的《人腿进化成轮子》、陈树勤《爸爸的回信》等。这说明小说三要素的规律对于微型小说来说只能从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有些作品中环境描写虽然在文字上没有出现，或者不够明显，但不影响意旨的表达和形象的塑造，读者在阅读时彼此之间有一种默契，可以“融情于景，无景见景”，形成一种意念上的“环境场”，获得不同层次的审美效果。比如，台湾作家吴文琼的《服妻记》，写夫妻二人加班回家，拌了几句嘴，丈夫说了一句气话，要妻子带走她的东西不要再回来了，妻子一边流泪，一边摊开一条大包袱皮，丈夫不明原因，妻子要丈夫躺在包袱上说要带走属于她的东西。文中没写环境，写了反而显得多余。但对该文的理解，离开了一定的人伦环境就不能到位。只有从夫妻之情的角度去体验，那位做妻子的对丈夫的深爱，那近乎荒唐的举动才让人荡气回肠、唏嘘再三。 因此，无论是人物的刻划、情节的提炼，还是环境的点染，微型小说都不可能穷形尽相地挥洒笔墨，而只能根据立意的需要，寓无限于有限，点到为止，让读者去悟通灵犀，接受作品。 三、笑纳百法——独具特色而又雅俗共赏 孔子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席勒在他的《审美教育书简》中也认为，艺术的普遍规律在于审美意识是两个层次的结构，即透过艺术形式而得到的感性的喜悦和透过思想内容而得到的理性的满足。东西方两位大师都强调了艺术审美效果的实现离不开艺术手法的上乘。微型小说的蓬勃兴旺自然也与其成功而独特的艺术手法分不开。 处在发展、未定型期的微型小说，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来吸纳各种艺术技法的，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不会囿于某种固定的审美期待模式。因此，它不存在偏见，轻装上阵，“不薄今人爱古人”，一切适用的方法都可以拿来为己所用；它才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文学日益式微的今天，“风景这边独好”。 从宏观来说，微型小说大量使用的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手法，如冯骥才的《黄球衣》、白小易的《客厅里的爆炸》、刘举的《十五年后》等。此外，有的采用意识流手法，如侯德云的《冬天的葬礼》，通过“我”的思绪流动来回忆那荒唐岁月里给被人们从鼠洞里挖光了粮食之后而集体在树上吊死的老鼠举行的葬礼。有的采用黑色幽默的手法，如杨树的《拐棍儿》写面临下岗的罗小罗在下班回家途中碰到两个歹徒，他一阵吼拼，将歹徒打退，而他绑在自行车梁上准备自卫的武器拐棍儿根本未配上用场。故事有几分沉重，几分欣慰，也给人以几分启迪。有的采用荒诞派的手法，貌似荒唐变形，实则蕴含深意。如金光中的《魔衣》构思新奇，年老有病的韩主任穿上了一件羽绒登山衣之后，病就没了，走路也昂首挺胸，说话做事判若两人，下班回家，妻子称他“小伙子”。有的采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如新加坡董农政的《水中痴》写一个男子在曾经“热吻过的桥上”发现自己恋爱的已离开他三年的女人。正当旧情萌发、感情难以自制的时候，桥的两头响起双方子女的喊声，于是男子投身水中去寻找失落在桥下的倩影。而有的借鉴了相邻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如唐世华的《山路弯弯》，写妻子竹带着一肚子牢骚去找在山区任教十多年而不愿调往城里的丈夫岩，在问路寻路的过程中被山民的热情真诚所感动，她理解了丈夫的事业。这篇小说从文字到意境更像一篇优美的写人散文。而周晓枫的《燕子·鸡·鸽子》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寓言。甚至还有不是虚构类文学作品的，如李南的《张老师背我们过河》(见《小小说选刊》1999年第8期)具备了新闻的六要素，完全是写真的，是一篇典型的新闻，有人说此类小说叫“新闻小说”或“纪实小说”。诸如此类，艺术手法繁多，而且还在不断地创新发展。 从微观来说，从具体的技法来看，举凡文学作品中的工笔、白描、定线、伏应、悬念、巧合、穿插、补叙、比兴、映衬、象征、通感，以及辩证手法中的虚与实、疏与密、曲与直、动与静、张与弛、详与略、抑与扬、庄与谐等等，在微型小说的创作实践中运用得相当普遍，不胜枚举。 微型小说虽然笑纳百法，但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它也有其他文学样式所不可替代，或较之于其他文学样式更明显的艺术手法。从中外大量的微型小说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其醒目的艺术手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以小见大。这是由微型小说的文体特征所决定的。微型小说既然是一种“缩龙成寸”的艺术，那么它要实现“尺幅千里”、“寸铁杀人”的艺术效果，就必须讲究技巧，四两拨千斤，才能以一点尽传精神，以瞬间反映永恒。成功的微型小说作者深知这一奥妙，因此，无论在人物塑造，情节提炼，还是环境描写上都很注意以小见大，以少胜多。比如韩贺彬的《父亲》，为了塑造一个对儿子有着深沉的爱的父亲形象，作者主要选取了三件小事来写：一是我归队前那天，天不亮父亲就起来扫雪，硬是在“足足有半公里”长的路面上扫出一条小道来好让我走；二是年迈的父亲在结满薄冰的河上吃力地划船送“我”过河；三是回忆我考军校前，父亲为了给“我”送复习资料，走了50里的土路，又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赶到部队时吃了两袋方便面就走了，说是怕影响“我”的工作。这些小事胜过千言万语表达父亲对儿子的爱，儿子也就是在对这些小事的解读中体验到了父爱的博大。而荒原的《孝道》只用了一个动作式的细节单元就支撑起了全篇：从前瓦镇公厕蹲位有限，人们清早起来要排队上厕所，大孝子世坤每天天刚亮站在女厕所门口的队伍里，快到入口时，他“红头涨脸地朝侧旁试出一步，欲去不去间跨出一个大大的弓步，正在这时，世坤眼睛一亮，发一声喊：‘妈——轮到你啦!’”在读者忍俊不禁时，大孝子的形象也活了。这种以小见大的方法经济、简洁、信息量足，几乎成了微型小说立起来的要招之一。 其二，激发式结构。这是从作品结构安排的角度来分析的。系统论有一个观点：结构决定功能。读者对文势的要求，正像清代李渔所说的“文似看山不喜平”，为文应力避平淡而求波澜。微型小说要想“螺蛳壳里做道场”，发挥自己的功用，赢得读者的青睐，就必须在结构上做文章。激发式结构就是从许多优秀的微型小说中总结出来的一种模式。其特点是在符合审美规律的前提下，先积蓄文势，后抖出“包袱”，产生艺术冲击力，以激发读者的艺术想象，使作品的容量远远大于它的文本范围，从而实现作品的审美效应。这种结构的关键是激发，蓄积只是手段，激发才是目的。为达此目的，文中的蓄积力求劲足势满，文末的“包袱”总是出人意料。比如《母亲的伙伴》(〈澳〉享利·劳森)，先叙写一位善良的绅士，进剧院时没买报童向他兜售的报纸，而买了边上一个妇人的报，正为此感到踌躇。写到这里，文势已蓄积到会引起读者的疑问了，读者也许会问：怎么办呢？作者笔锋一转，让报童微笑着说出一句辛酸得使人掉泪的话来：“没关系，先生!都一样的——她是我母亲!”三百来字的篇幅，由于采用了激发式结构，就渲染出了一种令人揪心的悲剧美，那令人哭笑不得的结局，会激发读者多少感叹!再如韩冬的《贞女》，邢可的《岳工程师的遗言》等都是典型的激发式结构。但是，有些微型小说并没有采用意外结尾的形式，文末并没有抖包袱，情节发展一如读者所料，行文节奏自然舒缓。比如马贵明的《压岁钱》：我十岁那年冬天随父亲到县城卖了一车火柴，爹拿着所得的二十七块八毛钱采购了一点年货，买了二根五分钱的油条，给我一根，给娘留了一根，他自己一天没吃东西。过年时，爹给我五分压岁钱。文中没有起伏跌宕的情节，叙述的笔就调像贫寒而温馨的农家生活一样质朴，但它的激发点在文本之外，它没有大惊大喜，却能激发读者对于绵绵长长的种种人生况味的咀嚼。这种置激发点于文外以及淡化结构意识(如汪曾祺的一些作品)的微型小说，我们可以根据接受美学的理论，从读者的再创造这一角度去宽泛地理解其激发式的涵义。 其三，含蓄蕴藉。也就是含隐蓄秀，含而不露，隐而不发，让读者在阅读中去领悟、补充、丰富。这种以尽量少的文字表现尽量多的内容的方法是和以小见大的方法相辅相成的。不过，以小见大更侧重于题材的角度艺术，含蓄蕴藉则强调表达的技巧和风格。它所体现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给读者留下了艺术想象的空间，是对读者再创造力的尊重，因而具有强盛的艺术生命力。比如韩冬的《贞女》就深得含蓄蕴藉之道：寡妇洁贞很爱刘大民，但又很顾及名声，当刘大民向她表示亲热而被人发现时，她却打了刘大民一耳光，骂他是“流氓”，为此，刘大民受了记大过处分，洁贞的名声更好了，但却病倒了，出院后变成了一把干柴。洁贞为什么爱刘大民又不敢表白？为什么要违心地打刘大民？刘大民既不触犯法律也不悖于道德为什么挨处分？洁贞病愈出院后为什么瘦成一把干柴？……这一系列的问题不得不使读者由觉得好笑而陷入深思，由深思而感到沉重：洁贞的双重人格是谁造成的？洁贞的内心煎熬有几人能够读懂？读懂了又怎么样？你能帮助身边的洁贞走上健康的合人道的生活吗？封建体制已被推翻近一个世纪，但封建观念却无时无刻地不在吃人，我们该怎么办？文章笔底藏锋，旨微语婉，其象外之意，弦外之音远大于其七百六十字的文本篇幅。因此，“东坡云：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至”。[6]能谙此道的作品也就成了微型小说一道美丽的风景。 近十几年来，微型小说由发展而兴旺而成燎原之势，除了以上的特征和优势之外，还与其雅俗共赏的风格及文学界的观状是分不开的。《百花园》和《小小说选刊》的主编杨晓敏先生说，微型小说是一种“平民艺术”。[7]可谓一语中的。《小小说选刊》上有一副广告词：“千家妙笔抒生活感悟，万千读者品人生真谛。”正是对杨先生观点的最好注解，也从一个方面概括了微型小说的审美特征。现在的文学不像以前那样被政治牵着鼻子走，自由度很高，但主见不够，茫然太多。要么躲进自我圈子中，自吟自赏；要么在追逐世俗中失去了自律而云里雾里。结果是，当文学走向自我消解时，读者也消解了文学，即使文学由暗送秋波到硬扯生拉，许多文学爱好者也“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微型小说却柳暗花明，它化整为零而又实实在在，保留本色而又搞微笑服务，人见人爱，无处不在。一个刊角，一条报缝，它就可以在那里生根开花；一句笑话，一个眼色，它就可以调制成一个隽永的故事，让你启颜，让你顿悟。只要你愿意，并具备一定的写作基本功，就可以一试身手，尝尝写小说当作家的滋味，以前看来很高深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所从事的事业，现在的小民百姓也可以磨拳擦掌了，它怎能不兴旺起来呢？ 这样看来，微型小说的兴盛既符合生活的规律，也合符艺术的规律，它的审美特征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只要按照美的规律去创作、去规范、去扶持，微型小说将会获得更加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朱侠《小小说的大天地》，1999年5月21日《新闻出版报》。 [2]《道德经》。 [3][4]参见谢冕《文学的纪念(1949-1999)》，《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 [5]《外国名作家谈写作》，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页。 [6](元)陈秀明《东坡文谈录》。 [7]《小小说的诱惑》，《小小说选刊》1999年第5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6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