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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给20世纪末叶的中国带来了空前的挑战与机遇。面对滚滚红尘，张承志“以笔为旗”，要寻找“清洁的精神”，明知难以回复“大坂”圣地，他仍然讴歌着正义、良心、信念和忠诚，以作最后的风车之斗；贾平凹“浮躁”之后是《废都》，这部写作时抽的烟加起来“足有两条铁轨那么长”的“安妥破碎了的灵魂”的“当代心灵史”，无疑是贾平凹对世纪末世道人心的一次哀叹。而邱华栋这位新生代作家代表，在《手上的星光》明显带有自传意味的小说中，借杨哭之口对“充满发光的玻璃幕墙”的京城发出了拉斯蒂涅式的欢呼：“让我们来搏一搏吧!”进而成为这个转型时代的既得利益者。陈染、林白等女性作家更是执著于性别意识的渲染，而忘情于“女性的战争”，从而在“私人化”、“个性化”的怪圈中愈演愈烈，自恋不已! 与河北“三驾马车”一起领新现实主义创作之衔的刘醒龙，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情感倾向显然有别于邱华栋、陈染等作家作品，也迥异于其前的新写实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情感的零度状态”。刘醒龙关注芸芸众生，倾情于社会，秉承了现实主义遗风；他不惜牺牲艺术品的整体性，坚执理念，甚至不惜为人物代言，完全超越了新写实主义作品的“一地鸡毛”式的零碎拾遗。 A、偏执和坚守于乡村文化 探究起来，这其实是在沿续“五四”以降的文学母题———城市文明与乡村文化的冲突。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们往往身居闹市，却对天人合一、发情止礼的乡村文化心向往之。刘醒龙再一次延伸了这种“乡村情结”。 中篇小说《白菜萝卜》叙写农村青年小河进入城市以后，便被城市这口染缸污染，对强者(菜霸虎儿)奴颜卑膝，对弱者(周玲)“雪上加霜”，可谓坏事干尽。其兄大河来到城里转了一圈之后，终于决定回归乡村，因为他发现“现在这社会，哪个也搞不清哪是好，哪是坏”，“他很奇怪，城里土地看起来很肥，可就是长不起苗”。如果说刘醒龙此时借大河之口对城市文明表示了某种困惑与迷茫的话，那么，其思想集大成者《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则异常鲜明地借主人公陈东风之言行表现了对乡村文化的偏执与坚守之情。城里有什么呢？懒惰的工人，没有廉耻的女人，到处是尔虞我诈、恃强凌弱之恶行……而乡村有圣女翠(这就是他所要寻找的“燕子红”)，有他勤劳的父亲形象，有他的魂。所以，陈东风最终像大河回到段店一样，放弃了已经开辟了一段新天地的城市而回到了故乡。在小说的结尾，作者有意让陈东风作一长篇独白，兹录一段： 默默独处，默默独处。一条街一条街地被走过，不知就这么地走了多久，脚下却找不到一块可供驻留的土地……我不断地大声喝问，你们(这些城里人)要干什么，这样的挤压，这样的吞食，这样的蛮不讲理……城市太大、太残忍，一个人在他的面前是哪样的微不足道。每天都有人被它放在汽车道上轧死，每天都有人被他抛入江水中淹死，每天都有人被它从大厦的窗户里扔下去摔死，每天都有新娘或新郎被金钱与地位抢走，每天都有勤劳与善良被写成耻辱与卑贱。城市在做着这些可恶的事情时，开始不声张后来也不声张，白天板着灰蒙蒙的正经面孔，到晚上则让霓虹放出千种风骚，就象女人藏在化妆盒中的浪笑…… ———这就是代表现代文明的都市!刘醒龙没有像诸多作家一样叙写现代都市的“文明”气息，更没有着意渲染城市中那种只争朝夕的现代精神，相反，在他的笔下，乡村才是精神的栖息地(城市是罪恶的渊薮)，尽管乡村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但只要是将乡村与城市对照起来写的话，刘醒龙总是让乡村予人以宁静、善良、淡泊的感觉，在他看来，乡村才是心灵的归巢，生命的摇篮。 与此攸关的是，刘醒龙在小说中塑造人物形象时，“老人”形象具有了象征意味。“爷爷”是什么？“爷爷”是传说、经验、思想和无畏的象征；“奶奶”是什么？奶奶是慈祥、仁爱、随和与勤劳的代名词。他们沉稳、执著、善良、勤奋，正同城里人急功近利、相互欺诈、匮乏道义感形成鲜明的比照!透过表面，我们很容易认定“老人”形象正是乡村形象的化身!这样，《威风凛凛》中的“爷爷”，《黄昏放牛》中的胡长升，《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中的父亲、陈二伯、高天白，《挑担茶叶上北京》中的石望山，《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的舅舅等这些作者所倾心的对象，就起着某种标识的作用。 B、在“官”与“民”的矛盾对立中，偏执和坚守于“平民立场” 今日的乡村当然也不是世外桃源，这一点刘醒龙再清楚不过。因之，在其小说中，处于转型期的乡村同样充斥着躁动与无序。刘醒龙以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勇气，正视现实，揭开了乡村中存在着的“官”与“民”之间的矛盾帷幕。《黄昏放牛》中，当年的劳模胡长升从城市回到乡村，发现已经今非昔比：秀梅被女儿女婿抛弃，乡村公益事业(如修路)无人理会，良田抛荒，麻将声却不绝于耳。这一切就怎么没人管管呢？原来，镇干部在忙着私分上面捐献下来的衣服。他们设假集日蒙骗上级以贪功，乱收税费，卖假农药坑农等———胡长升终于忍不住，对带人到处收税的吴支书大声吼道：“群众有苦有难没看到你们，群众种田种地没有看到你们，看到你们时你们却像个逼租逼债的伪保长!”在长篇小说《寂寞歌唱》中，作者竟不设立正面干部形象，上至县委书记，下到厂长，所有官员皆为贪官污吏，皆为残害百姓之徒；在中篇小说《大树还小》中，主人公秦四爹愤而骂那些收税的“那些家伙不是家伙”!又说：“现在这个世道，喜儿不象喜儿，黄世仁不象黄世仁”，一切都颠倒了。《挑担茶叶上北京》中，乡镇干部竟想出雪天采摘冬茶(不惜毁坏大片茶林)以赂贿领导之举，《路上有雪》中刘醒龙干脆给人物起名“陈胜、吴广”…… 小说中的人物言行当然并非就是作家心声，人物与作家不能对号入座，这是最起码的常识。然而，同样作为常识的是，作家总会将自身的情感与理念外射到作品之中，或从某个具有代言人性质的人物身上求得，或从作品的整体意蕴中获取……，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某些“偏执(激)”既是作品中人物的，又是作者的。 刘醒龙一再强调：“当文学面对生活时，作家不应只是一个隔岸观火者。如果这一点不作改变，那他就只能成为一个隔靴骚痒者。”(《仅有热爱是不够的》，《当代作家评论》1997·5)而近年来的文学状态又如何呢？刘醒龙痛感文学在“这几年它自觉不自觉将自己的灵魂逐离了家园”，已经远离了现实，因此，他要做一个入世者。面对世纪末的中国现实，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出现的各种“阵痛”和暴露出来的积弊，刘醒龙由早期的对“大别山之谜”的个人沉醉(见《异香》)，转而企图充当民众代言人，在作品中以弘扬“现实主义精神”(这是雷达一再肯定的)。于是，在我们的视野中，官与民之间的矛盾才如此触目惊心，令人警醒! C、“知识分子”作为非平民系列，刘醒龙对这个群落所固有的陋习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 刘醒龙是叙写“新官场现形记”的高手，《秋风醉了》、《菩提醉了》和《清流醉了》以及《伤心苹果》中，知识分子之间的尔虞我诈、相互攻讦被作者一一放大，成为了人性的写照。刘醒龙甚至用了一句异常辛辣的话来概括知识分子之间的灰色关系：“槽里无食猪拱猪。”在《清流醉了》中，副馆长高南征费尽心机，撵走徐馆长，逼迫胡馆长辞职，却发现中意人选小甘更是“自私自利”，因此，他只好要么“请徐馆长回”，要么“让胡汉生继续干”。饱经沧桑的“高南征在书房里翻出一份早年的《清流》，那上面有一则故事新编，说的是有一个地方蚊虫特别恶，官府便将死囚绑在此地的木桩上让蚊虫咬死。有一个人却躲过此难。别人问时，他说：蚊虫吸血时千万别动，它饱了以后也叮在那里不动，这样就挡住了别的想吸血的蚊虫，若一动惊跑了饱蚊虫，让饿蚊虫补上来，一批接一批地吸下去，肯定会血尽而亡。”将这段富有寓意的话与上一段段书记的话联系在一起理解，你就会明白个中意味。段书记说“搞干部终身制最大的优势就是能防止大面积腐败，而不搞终身制最大的弊端就是大家都趁在台上时拼命地往自己怀里捞，像蝗虫一样，一批接一批……” 有论者指斥刘醒龙的小说“只是叙述”，缺乏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和哲学品格，刘醒龙是这样回答的：“我是有些放弃所谓知识分子的立场，而站在普通人甚至农民本位的立场。”因为“(作为农民的)陈东风同他身边的人应该是这个社会、这段历史的根本。没有他们一切都不复存在”。“我不相信有些人鼓吹的某些作品的深刻，那种深刻是伪造的，真的深刻只能蕴藏在生活里，蕴藏在普通人的实际人生里。”还令我们惊悚的是，刘醒龙称“回想起当年的劳动，我不止一次地觉出了自己的崇高与神圣，这种感觉远胜于现在的写作。”(见《浪漫是希望的一种》，《小说评论》1997·3)正因为这样，在长篇《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中，作为知识分子的工程师肖爱桥一改初衷，终于参加了陈东风的乡村婚礼，并三次重复“生命是劳动与仁慈”———这正表现了知识分子向劳动人民的回归! D、在现实与历史之间，偏执和坚守于并非真实的“过去” 作家的生活经验往往直接影响作家的创作，这一点毋庸怀疑。问题是“过去”了的东西多半会变成“美好的回忆”，而不管“过去”是否真的如此可爱。谈歌的《天下荒年》不是把燕家村的“过去”与“今天”作了鲜明的对比吗？这种美化过去的“后顾”(而非“前赡”)行为并非只存在于谈歌的创作之中。刘醒龙承认：“我对现实的关注，确实有很大的主观性，这一点是由自己的心灵决定的……如果将‘现实主义’只是理解为单纯的再现，而不是研究对现实的写作，其实更是写作者心性的张扬，那就永远也不可能准确地阐释‘现实主义’。”(《由<大树还小>引发的对话》，《江汉论坛》1998·12)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作者总喜欢用一种“缅怀”的目光，一种“审视”(今天)的目光，来对待历史与今天这时代链。《孔雀绿》中老劳模吴丰为周遭环境同化后要唱《小芳》，《黄昏放牛》中胡长升频频追忆当年充当突击队员时的激昂与充盈，大病初愈后他唱起了今天的年轻人根本听不懂的《翻身谣》；《去老地方》中，作者让文化局长杨一反思：“那时候(50年代)一唱歌(革命歌曲)浑身就来了劲，现在成天酒肉穿肠过，人却越来越没精神了。”这是为什么？享有盛誉的《村支书》与《凤凰琴》，也不难见出这种价值取向。《村支书》这出古典悲剧的主人公是支书方建国，这是一位方鸿渐式“无用的好人”，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一无所为，而私字当头的文村长却发了家致了富，好象成了时代的弄潮儿。然而，山洪暴发，村民惊慌失措之际，正是这个被人看作是“无用的好人”的方建国以身填塞涵洞，挽救了全村。《凤凰琴》中，邓友梅、孙四海还有张英才等人的转变，也是依靠“过去的英雄”明爱芬老师的死来实现的。是过去的崇高，才使得邓友梅大彻大悟：“人活着能做事就是千般好，别的都是空的。”邓、孙等人决定继续留守界岭小学，从而凝聚起这一段辉煌。 刘醒龙的偏执与坚守，是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投身社会关注民生的一种个性显示。深刻往往寓于偏执之中，坚守也常常比逐新更加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醒龙对平民立场的坚执，对知识分子痼疾的剥示，对官场陋习的抨击以及对乡村文化中真善美的推崇与怀念，是具有积极价值的，而这也正是他的闪光所在。然而，他的对城市文明的抗拒和对现实的愤懑指斥，又不禁使我们感到疑惑：难道社会的发展非得要以文明的堕落和现实的无序作为代价吗？倘若是，我们又如何面对改革开放，面对21世纪的曙光？倘若不是，这种偏执与坚守又具有何种程度、何种时段的价值呢？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2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