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到今天，是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一个节日，我们聚在一块给批评家颁奖，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现在大家都在讲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那个时期文学之所以有那么一个辉煌期，批评在整个文学运动中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和作家的写作，和读者对文学的热忱，几个方面的合力，一起把文学推向高潮，所以我觉得文学批评功不可没。 就我个人来说，专业是文学编辑，业余写小说，除了阅读小说之外，读得最多就是批评，偶尔喜欢读一些诗歌，但是批评界是我非常关注的，因为我觉得中国批评家在想一些什么，在探讨一些什么问题，然后他们怎么理解文学，怎么解构作家的写作，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我非常喜欢去读他们的作品，所以在座的很多评论家，我都非常熟悉，我可以说是你们的粉丝，大多数的文字我都会找来读，有些作家的小说我不一定每一篇都看，但是我所喜欢的批评家的文字，几乎都会找来看，因为有了一些阅读的经验之后，我就想谈谈我阅读的感受，我喜欢看什么样的文字呢？比如说，我会想到八十年代钱谷融先生的批评文字，特别短，像点评似的，我觉得钱先生有点像中国功夫中的点穴一样，几句话就把作家的一部作品，或者一种创作态势，一种情况概括出来，所以我首先喜欢看比较短的文字，我觉得现在的很多文章都写得太长，而且形成一种新八股文套路，这样的文字我不喜欢看，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把问题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第二，我不喜欢看引用太多的文字，拉康说什么，尼采说什么，就是没有批评家自己的话，自己的思想，所以说引用太多的文字，我也不是很喜欢。 第三，我觉得批评家应该对叙事学有一点研究，平时由于工作关系，主要是阅读小说，对叙事学有研究的文字，我比较喜欢，因为很多时候，批评会隔靴搔痒，为什么莫言、王安忆等一些优秀作家，他们有时候会对批评有一些抵触，即便是在褒奖他们，他们也觉得褒奖得不是地方，褒奖不到位，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中间是不是有一个对叙事学研究不够的问题，批评家和作家因此而对小说的理解有隔膜和歧义。 八九十年代北京的批评家李洁非，他写过一些有关叙事学的文字，但是我注意到很多搞批评的人，对叙事学本身的考虑比较少，因为作家的构思、叙述乃至创造，他这个角度有时候是非常感性的，当然也有理性的成分，但是作家更多的是感性，所谓艺术地去把握现实，通过感性抵达理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我们阅读作品的时候，艺术感悟力特别重要，不能说我们的批评家理论素养不高，他们有大量的理论武器，但是谈到在感受一部作品的时候，有时候需要非常强的悟性，非常强的艺术感悟力，这个东西有时候是需要培养的，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他需要经过磨炼，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为什么我觉得这一点现在越来越重要，因为没有艺术感悟的共同前提，作家和批评家就谈不到一块去，就像苏童说的是铁道上的两根铁轨。 另外，我认为我们的批评界，对社会和生活的介入还可以更多一点，像元宝，奥运会的开幕式他写过文章，电影《色戒》他也写了文章，我觉得非常好。这次上海作协讨论科学发展观召开会议征求意见，我在会上说，其实花很多钱，去培养文学写作的人才，这是很难的，因为写作是一个很复杂的精神劳动，你与其去培养作家，还不如去扶持批评家，上海有非常出色的批评家队伍，我说还不如组织5个、10个乃至15个批评家去探讨一些公共性的话题，比如刚才思和老师说的文学地位问题，文学一方面在边缘化，但另一方面文学又以其他形式，像水一样进入社会的各个层面，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几年电视剧的水准在提高，有非常好的精品，它其实嫁接了文学的成果，就像十多年前中国第五代导演让中国的电影走出了国门，走到了世界上去，其中文学是帮了电影的忙，张艺谋说文学驮着电影走出了国门，我觉得他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几年电视剧非常发达，像《武林外传》那样的电视剧，是中国式的后现代作品，其实你仔细去研究，好多文学界的人士转移了，转移到影视界，去写电视剧，所以我觉得有很多问题可以探讨，比如文学和电视剧的关系。上海有这么一批优秀的批评家，组织起来，对一些话题进行探讨，我说这个比我们去扶持一些年轻作家，结果效果也不怎么好要好。我说上海作协应该为上海拥有的这一批批评家做一点事情。 公共性的话题其实有很多需要讨论，比如说在座的有很多北方来的批评家，我觉得2007年喧嚣一时的“底层写作”，是很误人子弟的，因为有责任感、有良心、有良知的作家，他肯定会去关心底层，这是毋庸置疑的，不用讨论的，但是把“底层写作”当做一种新的美学原则提出来就有问题了。它的后果就是在一段时间里，编辑部看到的来稿全都是写农民工的小说，有一些人还比较熟悉农民工，有一些根本不熟悉的人，他也在写农民工的东西，我一度看到的全是这一类的稿子，上一期的《当代作家评论》上有王尧教授写的文章，写得很好，可惜迟了一点，2007年一年都是“底层写作”，我也不太懂，“底层写作”变成一种新的美学原则了，不太明白什么意思，写作者是底层代表呢，还是描写的对象是底层，其实我觉得当下社会是非常多元的，而且信息非常多，文学的天地也应该非常的广阔。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知识分子的思考和在场，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作用其实非常重要。 当然，表现底层本身没有什么错，但是我觉得如果作为一种美学原则，从高尔基时代甚至更早一点算起，现实主义作品中大量是描写底层的，在中国，从来就不缺现实主义的作品，从来就不缺关注底层的作品。一个民族的希望在于它的知识阶层，要说新时期的文学缺什么？我以为倒是缺少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对大众有引领作用的知识分子写作。对一些公共话题，一些对社会有影响力的话题，我觉得批评界应有一种及时的快速反应，我就随便讲了。 由吴玄的写作想到的几个关联词 吴玄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浙江年轻作家，写过很多中篇小说，由吴玄的作品，吴玄的写作，我想到几个关联词。 第一个关联词是：“抵达之谜”。 这是奈保尔的一本书名。六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当中，拥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写作理想的人是不多见的，吴玄是一个。之前的作家，像王安忆，像北村，一段时间有大的想法，但是经过几年的创作实践后，他们的精神探索会发生变化，作品就会呈现一个不同的面貌。六十年代具有这样素质的作家不多，吴玄是代表。我曾读过《陌生人》的初稿，除了何开来，我们对他周围的人物也抱有期待，但是我知道，当编辑，主持《西湖》杂志的工作，对吴玄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牺牲，这需要占用他很多的时间。那么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吴玄所有的作品，都是从贯穿始终的个人生存体验出发，从而达到关于存在的形而上的彼岸，所有的创作都有这样一个特征，从个人体验出发，并将之放大，变为对普世生命的一种关照，由生存到存在，他具有魔术师的变幻能力。想到吴玄的写作，我就情不自禁地觉得，“抵达”是一个小说家必需的才能。 我想到的第二词是“郁达夫”。 很多人说何开来和奥勃洛摩夫有关系，但是我认为南方的作家，特别是浙江的作家和郁达夫都有着隐秘的关系，吴玄的带有浓郁的南方气质的叙事，表面看，有些颓废的倾向，但对个体生命的思考却有精神的重量，是对生命和存在的拷问。 第三个关联词是“浙军崛起”。 近年来，活跃的浙江年轻作家，除了吴玄，还有艾伟、王手、畀愚等一批人。王手的《自备车之歌》我们将安排在明年刊发；还有何丽萍，她的短篇写得极为出色；当然，浙江还有余华这样的大作家。 第四个关联词是“中国式的后现代和先锋性”。 九十年代的时候，批评家对后现代的研究很多，引进了很多理论，但是当时可以与他们的研究相匹配的作品并不多见；反倒是当下，大家已经没有兴趣谈后现代的时候，文学作品开始出现后现代的特征。吴玄的作品就带有中国式的后现代的特点，他执著地通过小说来消解和追问生活，不停地提醒我们，人除了物质之外还有精神层面的诉求关怀。就先锋性而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对小说的形式进行了探索，作为一个时代文学运动的特殊词语，我们可能会说，先锋已经过时了。但从历史的角度，先锋性永远不会过时，每个时代都有走在前面的艺术家。吴玄的写作乃至关于“无聊”的论述，都体现了对存在和生命的追问，都体现了一种先锋性和中国式的后现代性。虽然他的作品数量不多，但是文本中的精神重量始终放在那里。进入新世纪，常常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有文学？虽说文学像水一样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浸润和漫漶，但文学需要向前需要发展，就不得不考虑文学的本质。如果文学不是表达，不是怀疑，不是追问，那它又是什么？ 从吴玄的小说我还想到了第五个关联词：“幻想性写作”。 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学遭遇了非常大的困难，这种困难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从表面上看，实力派的作家们好像把自己最好的东西都写完了，断层非常厉害，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写作者，不可能把前辈的价值标准、文学理想作为他们的追求，像韩寒、郭敬明一批青春写手，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市场，我们应该研究，不做研究如何与他们对话？很多现象表明文学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力在减弱，大作家大作品的出现比较困难，我们怎样找到文学突围的出路？我觉得，在写作中提倡一种“幻想性”元素，是不是到了一个非常迫切的时候。幻想性写作的提出，是治愈原创性缺乏、高产底质和杜绝平庸的一贴良药。幻想性写作不仅关注底层，也同样关注中层甚至高层。幻想性写作就是给2007年风靡一时、误人子弟的“底层写作”打开镣铐，或者说是松绑。当下中国作家的作品写得太实，新闻报道式的就事论事，提倡幻想性写作，甚至大胆地呼吁一场幻想主义文学运动，把中国人的创造精神挖掘出来，也许是文学在困难时期提振元气、实施突围的一条出路。 邮件集 与北岛 永新：久未联系。你一切可好？我于8月初从美国搬到香港，在这儿安家。转去陈谦（笔名啸尘）的中篇小说，给《收获》投稿。陈谦是位很严肃很独特的小说家，据说安忆对她的评价很高。若采用，请直接跟她联系。 祝安好！ 北岛 北岛：你好！推荐来的啸尘的小说我看了，写得不错，这篇小说提出的个人担当道义和责任问题，其实知识界从很多年前就开始了思考，随着时代的演变，很多思想成果被弱化了。我曾经说过，文革是一个金矿，犹如二战，应该出很多优秀作品，可现在也被经济大潮遮蔽了。小林去欧洲了，等她回来我请她看一下。祝好！ 与葛亮 程主编： 您好。我是葛亮。春节期间曾托付王继军兄，送上我在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的新书《谜鸦》，里面收入旧年在《收获》发表的两篇小说。请您多指正。 最近完成另一小说《阿德与史蒂夫》，亦奉上请您教示。 写作方面，《收获》给我许多鼓励，也请您转达对社里各位前辈的谢意。 敬祝 编祺 葛亮上07.5.20 葛亮：你好！我最近才发现你几月前发来的一短篇，不记得有谁对我提过这篇稿子，是否大陆以外的地方已发过？我们《收获》一般不用发过的稿子。《阿德和史蒂夫》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的香港社会的阴暗面，叙事自然生动，读后让人心酸。它的缺陷是只有底层和阴暗的一面，如果有另一面的衬托或对比会更好，结尾处稍嫌匆忙了些。你以后有稿子可以继续和王继军联系，他是一位认真负责的编辑。祝好！ 程主编： 您好。很高兴收到您的来信。感谢您对《阿德》的评价。 这篇小说因投给《收获》未有回音，后改投《香港文学》，於十月份刊出。并且知会了王继军先生。 《阿德》是我前段时间所作“老友记”小说系列中的一篇。出於对贵刊敬重，我完成作品，一般首先会投给《收获》，这一系列亦曾请王先生过目。如今未刊发的尚有《老陶》，顺奉请您钧阅。 谨祝 编祺 葛亮 手机短信 与孟繁华 永新兄大著收到读后受益非浅细部才能看到的文学史与宏大叙事确实不同多谢了老孟 老孟见笑，当时只是出版商的一个点子才有此书，《一个人的文学史》，其实就是“与文学有关的个人史”。整理的过程很累很痛苦，因为有些〔书信〕涉及作家隐私，但对文学史却有研究价值，不得不选择舍弃。所以，生活和历史，也许我们永远都没法看到底。常联系！永新 09.10.10 与吴瑜 人，相互依靠才脚踏实地；事，共同努力才简单容易；路，有人同行才风景美丽；朋友，在心里惦记才更觉亲密。节日快乐！吴瑜（清水无鱼） 吴瑜，等你回来再聚吧，你好好快乐着。 快乐有很多种，见朋友见帅哥也是，我想，去湖州本身也是快乐之一种吧。 09.10.16 原载：《西湖》2010年第1期 原载：《西湖》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