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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伟1996年以《少年杨淇佩着刀》亮相文坛，即获得好评。这位浙江省首届文学之星近年来创作势头强劲，其文学成就已成为浙江新生代作家中的重要收获。关于他的创作，有评论家指出：“要对艾伟小说的风格和气度进行简单概括，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它们常常包含着许多看似矛盾的因子。”诚然，他创作题材丰富，类型多样，至今拒绝被风格定型，显示出正“在路上”的创作状态；但是，关注社会底层的生命存在，探索被扭曲、掩盖的人性，揭示生命本质中的幽暗和卑微，是艾伟一贯的态势。他以诗性言说的方式向人的精神深处挺进，探寻人性的希望和温暖，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 “新生代”中的“这一个” 关于“新生代”作家群的界定批评界见仁见智，但一般是指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有过“文革”的童年记忆，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九十年代中后期登上文坛的青年小说家群体。艾伟具有“新生代”作家的一般特征：有意疏离主流意识，偏爱“文革”叙事，展示欲望化的生活场景，等等；而艾伟的个人化言说方式、体验性哲学思索，则是经历了意识形态时代到市场经济时代的这一代作家对当下“人”生存状态的深层思考。 艾伟的创作视野开阔，题材风格类型不限，这正说明了作家的自我调整还在进行中，其文本的丰富性难以用笼统的语句来概括。艾伟曾这样归纳自己的创作：“我自己觉得比较注重小说的情感说服力……其次，我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比较不屈不挠……另外，我喜欢让我的小说在这个时代的各种复杂关系中展开，比较注重探讨个人在时代中的处境。”这一自我创作特点的分析，也向社会表明了作家的努力方向和社会承担。艾伟的作风稳健实在，引领着“新生代”作家创作中理性批判的风气。他不标榜主义，不急于“决裂”，而是强调文学要承担关怀人、思考社会的责任。面对碎片化、肉身化的时代，文坛创作存在情感信服力缺失、对人的精神关怀不足的倾向，艾伟主张面向现实和人的基本价值发言。他的创作迎难而上，把人性的幽暗、模糊地带转换成个人感受，力图通过对人性复杂性的纵深开掘，和现实世界建立广泛的隐喻关系，在书写现世底层苦难的同时，不忘探求人性的良善、温情。在一定程度上讲，他的边缘立场、自由精神、关注现实的创作正是对某些新生代作家沉湎于自我个体、身体写作的一种调整乃至反拨。 在接受现代主义思潮中成长起来的艾伟这代作家，存在、荒诞、变形是他们对世界的印象，这也构成了他们的历史虚构和对“人”的关注。艾伟自认为是一个对人的内心充满了好奇的写作者，探寻、思考内心世界是他的创作初衷和孜孜以求的目标，人性深处的开掘是他创作的母题，他的创作历程就是对这一母题发现和建构的过程。 艾伟是1991年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形下开始写作的，摸索到1994年才结束了创作准备阶段，《少年杨淇佩着刀》帮助艾伟建立起了创作自信。他在这篇小说找到了自己的主要关注对象之一：少年，并涉及到了在自己创作中重要的母题：人性。接着，艾伟尝试了各种类型的写作。发表于《人民文学》1998年第3期的《乡村电影》标志着艾伟创作人性母题的确立，这是给艾伟带来了文坛声誉的作品。小说以少年萝卜的视角，讲述在乡村迷信暴力的当权者守仁与对抗暴力的四类分子滕松之间的意志较量。《乡村电影》之后，艾伟的创作逐渐走向了成熟。他深入到人性世界，“探寻人性内在的困境和不可名状的黑暗的一面”，在不同的文本中展开了对这一母题的建构。《越野赛跑》是这一阶段重要的分水岭，正是这部长篇让艾伟意识到在寓言写作中展示人性的余地很小了，他转而进入现实，用对生命、现实的诚实感知来创作，解密复杂的人性世界，其中有涉及两个人的 “爱人系列”，以及关于俘虏、少年、小姐、诗人、同性恋者等等的内心隐秘，探讨了关于人的尊严、爱与恨、善与恶、罪与罚等命题。 《越野赛跑》与“爱人系列”：对人性和时代的思索及勘探 人性是在社会中的个体“求我生存、求我幸福”的愿望和需求，它体现了人对自我价值的认识。对于人性的关注并非艾伟所特有，但是艾伟的人性母题书写总是避开欲望场景的经验写作，直面普通人的生命的卑微本质，透过形而下的生活脉流，对人性与时代、人性的爱恨、尊严、救赎等命题作形而上的思索。特别是在他的三部长篇小说中集中对人性内外部的种种关系进行了探究。 (一)《越野赛跑》：追寻时代与人性的联系 《越野赛跑》以寓言的方式描述了从“文革”到经济时代一个小村子及村民命运的变迁，揭示了小人物的命运之悲与时代之变之间的关系。为避免寓言写作容易出现大而空的可能，艾伟努力向人物内心挺进，从人性的角度解释了时代。 小说中的几组关系设置成为表现人性的天平，在它们的衡量下，人性的扭曲显得触目惊心。老金法与小荷花父女关系良好，父亲心疼爱护女儿，拒绝一穷二白的步青求婚，拼死不让造反派抓女儿，接着老金法却失踪了。十几年后神秘归来的他，先是敲诈女婿步年，继而又把女儿关进笼子展览收票，最后又觊觎步年博彩奖池中的十万元钱。金钱的占有欲望让老金法把对女儿的爱变换成商品贱卖。步年与步青的手足情分同样在时代意志的压榨下变成了获利的工具。通过这种扭曲，小说真切揭示了时代这架机器加诸人从肉体到精神的切肤之痛。 人性在时代意志面前遭扭曲，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似乎是偶然的，其实是必然的结果。人生存于具体的时代，没有选择，没有人能逃离。即使像小说中的瞎子水明，看似与世无争，也跃跃欲试在博彩下了注。在时代扫荡之处，没有真正的尘世净土，小说中寄予希望的所谓“天柱”，注定只能是精神的世外桃源。艾伟借人性来拷问时代，其结果可能让人对所处时代失望，但更是提示人们要对时代黑洞般力量保持警醒。 (二)“爱人系列”：探索人性内部的奥秘 《爱人同志》《爱人有罪》的“爱人系列”是由《越野赛跑》的寓言写作逐渐过渡到现实的长篇。这两部长篇通过两性关系的视阈，从一半来看另一半，写出他们的喜怒哀乐及其下意识、潜意识，完成对丰富人性的内在探索。登上2008年小说排行榜的《乐师》，比“爱人系列”看似缺少某种犀利、紧张，但其叙事铺张有度，情绪发展舒缓有力，是“爱人系列”的良性发展。 《爱人同志》讲述“英雄”和“圣母”从战争年代到经济时代的故事，既是对这段历史演变的书写，更是探讨“英雄”和“圣母”在时代变迁中的性格发展轨迹。小说把人性中“爱”与“恨”关系的挖掘放到人的社会化情景中，时代激流的推动使得人性的悲剧有了合理的逻辑发展。 《爱人同志》从张小影家人反对女儿和残疾英雄结婚失败开始，在组织的安排下，“英雄”与“圣母”完成了婚礼，拉开了两个人的日常生活序幕。而一旦面对日常柴米油盐的生活细节，“英雄”与“圣母”的故事就变得琐碎，该何去何从陡然困难起来。张小影无疑是爱刘亚军的，她的爱源于献身崇高的价值观，她在这种近乎自虐的献身中获得一种社会赞誉和自我心理的满足，这种满足给她带来了幸福。除却精神上的爱，刘亚军也确实给她带来肉体上的欢愉。张小影完全按照社会给自己设定的“圣母”角色生活着。而当时代变迁退化了人们对“英雄”与“圣母”的崇敬、经济左右着人们的生活之际，张小影选择的是隐忍地等待，希冀社会重新关注他们这些政治遗民。刘亚军倒掉她的药，买黄色书籍看，捡垃圾的行为，对于这个生活在自己的虚拟世界中的女性是身心的双重打击，夫妻关系由对立到对抗最后发生了悲剧。 刘亚军这个人物的性格张力显得尤为突出。刘亚军在战争中因偷看敌方女性触雷受伤致残，却成了战争英雄。作为男人的普通人性愿望追求，对于他来说却意味着需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他要承担的不仅是社会对人性的压榨，还要承受身体缺陷造成的追求人性愿望的困难。社会阴影在他心里的投影是巨大的，他的性格在与社会的抗争中发展着。当他在社会与家庭中都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时，索性退回黑暗世界，最终放火自杀。《爱人同志》把英雄与圣母的符号落实为生活中具有正常人性需求的夫妻生活，他们婚姻、家庭、性格的悲剧是时代的，也是人性的。 如果说在《爱人同志》中作者是在人性的黑暗地带行进，那么《爱人有罪》则是艾伟对人性的质疑进入到哲学层面的思考，除了 “爱”与“恨”的关系，还上升到探讨、救赎的沉重命题。小说的标题就明确了爱与恨、罪与罚的关系。鲁健本无罪，仅是因为爱被怀疑有罪，被定为强奸罪入狱八年。他对俞智丽的爱在八年监狱生活中发酵成爱恨交加，出狱后报复俞智丽，在向她不断施虐过程中来宣泄、转移屈辱感，最终这个本无罪的人真的杀人有了罪。俞智丽同样是无罪的，是个被害者，但她胡乱指控鲁健致其蒙冤，与母亲吵架致其自杀，内心背负了沉重的罪孽感。俞智丽的亲情、友情以及对生活的爱，却在机缘巧合中变成了她的罪孽。从家人到同事在她周围构成了一张网，从伦理道德上处处监督她自我救赎，使她无处逃遁。她企图以爱来赎罪，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但是这种向善的自我救赎是以灵对肉的屈从为手段，以对身体的遗忘为代价的，赎罪并不有效。直到鲁健对其施暴，她在身心受虐中被自我感动，身体被激活，精神暂时解脱。不过这种赎罪毕竟是以另一种道德背叛为代价的，身体的复活也使得救赎产生了危机。所以她在现世现时难以自我救赎。如何化解这种危机？小说播放了教堂的颂唱，以此作为信仰的通道标志。小说最后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也许惟有在宗教中才有可能真正的救赎。 “贴着地面飞翔”的创作 艾伟拒绝将自己的风格定型，认为风格会束缚创作的自由，让自己躺在经验上睡大觉。他努力在不同题材、人物、风格创作上探索，创作因此而多姿多彩。纵观其创作，能发现他有别于其他作家的风格特点，借用吴义勤、房伟的评价，即为“贴着地面飞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小说内容上重视表现底层生活。作家的目光总是聚焦于农民与小市民等底层人物，从“文革”时期的农村到经济浪潮下的城镇，对生活在底层的普通农民、学生、教师、乐师、妓女等做了扫描，内中人物的悲惨遭际和命运浮沉，尽收眼底。跟以往写农民、小市民题材时作家惯以启蒙者的同情眼光书写不同，艾伟是较自觉以底层社会中的一员自居。他的小说多以“我们”口吻叙述故事，叙事者“混迹”其中。以“我们”的眼光来描写“我们”的生活，在众声喧哗的合声部般的音效中让读者获得历史现场感，直接成为底层生活的参与者，底层苦难的见证者和书写者。这些底层人物被时代裹挟着失去了自己的方向，在现代社会中又面临物质、精神贫乏的重重生存窘境，他们的身心无处可逃，躲避、死亡是他们的结局。 其次在表达方式上具有强烈的叙事张力。艾伟小说总是抛开重大事件，面向日常世俗生活叙事，述写时代、社会的细微变动将底层小人物挤压到社会前沿或边缘时他们的抗争，并转化为性格转变、矛盾冲突的内动力，形成小说强大的叙事张力。爱人系列中的两组爱人都是一开始就被设置在矛盾冲突的当口，《小卖店》中发廊妹小蓝、《小姐们》中的兆娟、《杀人者王肯》中的王肯，《去上海》中的少年等，都是被作家置于非常态的境地中，人物自身的经历已经给其施予了强大的压力，时代、社会又在不断施压，他们的抗争就掀起了掩盖在身上的装饰，暴露出了内心的隐痛，人物的性格、故事就由此发展起来。 第三，从抒情特征来说是轻逸的诗性表达。“以轻击重”是新生代作家们的普遍叙事策略，除了语言的轻灵外，被汪政称为“轻逸诗人”的艾伟常用少年视角、飞翔的姿态来实现诗性表达。少年是人的一生中最富有诗意的年龄段，采用少年视角可以表达有别于成人眼光中的别样世界，获得陌生化诗意效果。同时也拉大与现实世界的距离，实现对既定社会的无拘无束的表达，在少年对现实成人世界和自身成长的憧憬中，笼罩上幻想中诗般的色彩。诗性还源于小说飞翔的姿态，飞翔不仅是作家希望达到的一种姿态，也是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像鸟一样飞翔》中人像鸟一样依附在树上，最后“飞离”了，《家园》中哑巴在电线杆上像鸟一般长久地趴着，以及人像昆虫般飞舞等等。 艾伟的创作是值得称道的，他的故事叙述越来越得心应手，对人性的开掘越来越深入。近期的长篇小说《风和日丽》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上了2009年的小说排行榜。但喝着现代主义奶水长大的艾伟的创作，对照现代主义大师“卡夫卡作品的整体的荒谬和荒诞是以细节描写的现实主义基础为前提的”的经验，显然在对现实存在秩序的触及、与哲学意义的消解上还可以深入。对于上升中的艾伟，我们有理由期待他在多种风格探索中，给文坛带来更多的惊喜。(作者单位：宁波工程学院人文学院)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24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