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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要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雷抒雁 参加讨论

    从青年诗人送给我的作品里能看出我们当前诗歌的一种趋势:起点很高,大家写得很努力。感情细腻、语言活泼、捕捉事物时的敏锐和准确,都是过去的诗歌所缺乏的。早些年的朦胧诗,是诗界的一场革命、一大跨越,但是它也带来了相应的后果,那就是诗的意象繁复,内涵过度隐蔽,造成读者阅读上的困惑,也引起了一些争论。相比之下,现在的诗写得既含蓄又明朗。我说含蓄指的是诗意的含蓄,明朗是指语言的明朗。
    写作对人来说是一生的事情。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在阅读和写作过程中常常感到困惑的问题。不光写诗,写小说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写什么?写人的心灵,写诗人内心对外部世界的感触和把握。外部世界在诗人的内心所引起的波动,以及内心世界在外部所找到的相对应的形象,就是诗要体现的东西。
    诗歌的难度:就差那么一点
    我们写诗时,常常缺一点东西。唐诗很少存在这个问题。比如那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诗的前三句是叙事,如果只有这三句,而没有后面的“云深不知处”的话,我认为它不构成诗。第四句使这首诗顿时产生一种禅意,它把诗的意境拓展开来,使人产生一种联想:人生不也是悬浮在这云雾之中的吗?这种“云深不知处”便给了我们一种扩展想像力的空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诗就缺这么一点东西,没能把一个事件提升到一个诗意的境界。
    现在有一种诗叫做无难度写作,我觉得这是不可取的。写作本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没有难度就没有精品,所有精品都是克难之作。古人说什么“两句三年得”“捻断数茎须”,虽然不无夸张,但是它告诉我们创作是很难的,要写好是不容易的。没有一定难度的话,诗就消亡了。我们读诗时常常觉得,某个诗人很有才气,但是就是缺那么一点点,稍微往前推进一下就能写出一首好诗来。我们熟悉的古诗,经常是标一个七言五言,连题目都没有,可是读了都能记住。我们现在写的诗,各种题目五花八门,却记不住。有些句子很精彩,很见才气,但是谋篇不够。我想起雨果的一句话:好的诗句还不是诗。我们买一个手表,各种零件都是黄金造的,可就是走得不准,你能说它是好表吗?只能说是黄金首饰,因为表是拿来看时间的。所以谋篇的问题很重要,需要修炼。
    关于写什么和怎么写,在坚持正确方向的前提下,作家享有自由。但同时,写什么和怎么写,是由作家的思想水准、文学水准、文化积累所决定的。自由是非常美好的词,对于刻苦的有想像力、创造力的人来说,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对懒散的人来说,却可能是个有害的东西。所有的艺术,都是在自由和约束之间寻找一个平衡,我们自己约束自己。我不会把一首诗写得毫无节制,可以随时起头随时煞尾。我们的语言不能随口而出,而要用艺术的规律去约束,用我们对文化、对生活的整体理解去约束。森林里树木的高度都差不多,那是因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就是自然的约束。闻一多讲,“诗是带着镣铐跳舞”。这并不是提倡写旧体诗,提倡押韵对仗,而是诗人内在的一种自我制约。虽然现在写的是自由诗,但仍然需要以诗歌内部的规律来约束、限制,不让它横生枝桠,使诗变得精致,把意境做到极致。约束力能使诗人向更高的境界跨出一步。
    诗歌的问题:语言、情感和时代
    曹利华是真正生活在农村、在底层的诗人。与其他诗人相比,他对土地更执著,对植物更执著,对在土地上种植的过程更执著。他把棉桃的绽放当作爱情来抒写。但也有一个问题,即过于绵密地把语言摆到了一起,这种绵密对诗情表达是一种妨碍,绵密的叙事和描写恰恰是写诗所忌讳的。随着诗歌的发展,大家写得很细致,细节很多,但如果写得太绵密,就没有空隙了。这好比没有河沟就没有水流动的地方。情感是水流动的地方,你的事件是一个河岸。河岸与河岸之间,是河床,是河流。诗,既要写得执著,同时在语言的跳跃上、在对事物的把握上,要随时把叙事变成抒情。要有叹息的地方、赞赏的地方,有呼吸的渠道,不能过于绵密。有一段时间我跟几个诗人聊天,他们说现在时兴这个,但我觉得这恰恰是当下诗歌写作中存在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有些诗从头到尾说一个事件的过程,读下来跟一篇散文一样。
    又有一位诗人,对历史的感触比较深,其作品从甲骨文、青铜器切入,能够把握历史的深度,有一种凝重感。但是这样的写作方式也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这种静态的书写往往造成一种隔离感,让我们很难进入她的情绪。当然这样写还不算太坏的。过去有人写博物馆,写革命战争时期的一口大锅、一根扁担、一双草鞋、一支步枪等等,你读来读去就像是一段文物的解说词。为什么?因为写得过于静止、过于静态,或者说是过于死板,没能用自己的情感把它激活。情感活不起来,就只能一般地书写。这种静态的写作,难就难在人与物之间的交流。你可以跟它对话,把它当作你的一个朋友,就像有的诗人写农作物,不是客观地说他的麦子长得怎么样,苞谷长得怎么样,棉花长得怎么样,而是把自己的情绪注入到这些作物的书写之中。你是在写诗,不是在给读者介绍你的植物,也不是在给读者介绍你博物馆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情感的注入和写作对象的激活是很重要的。
    还有的诗人,语言挺好,情绪挺好,写在山里生活的宁静、恬适和安逸,和自然的那种交融,都把握得非常好。我惟一感到不足的地方是,读这样的诗,似乎觉得跟魏晋时期人们的情绪和对自然的感受差不多,而现代人的现代情绪和时代氛围对诗的渗透就相对缺了一点。这样的诗读起来觉得很美很宁静,但是又觉得离我们很远。这也是一个问题。我们的山永远是这么一个山,我们的水永远是这么一个水。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写这个山,都写这个水,那我们今天再写的时候怎么写?比如说《蜀道难》,在李白之前,很多人写过《蜀道难》,而李白写这首诗的用意并不是简单说蜀道多么难。后来郭沫若先生写过《蜀道易》,他写铁路通了,蜀道就易了。但我觉得他对李白这首诗的理解不够,李白这首诗写的是政治啊。你看诗的最后:“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四川那个地方快发生动乱了,那地方的社会状态、政治形势很严峻。前面说的是自然,最后则归于他的思想。又比如说王安石写“春风又绿江南岸”,看起来是写景,其实也不完全是。是写到景了,但主要写的还是个人的心境。他改革失败被贬,后来又被召回重新搞他的改革,所以说“春风又绿江南岸”。我觉得我们写自然,还是要把人的情绪、人的思想渗透进去,把人性的东西灌注进去。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总说诗被边缘化了,诗歌刊物被边缘化了,文学被边缘化了。然后,大家又说,这个边缘化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文学从来就是边缘化的,边缘化是文学回到它的位置上了。我看得问问自己,我们置身于边缘还是中心?我们的诗的选材是边缘还是中心?比如,关于新中国成立60年的写作,我看过大量的诗,看后觉得有几个很大的不足。其一,60年从头说到今天,按照历史顺序往下写。这样的叙事不是诗的方式。如果我要看60年的历史,不要看你的诗,历史学家已经写得很细致了。诗是感情的表达。你要写祖国,我就要看你自己在这当中的独特感受。如果你没有自己的独特感受,只有一个客观的历史叙述,那还不是诗。第二个问题是,总想把诗写得完完整整。一个伐木工可以砍掉一棵千年古树,但他永远成不了艺术家,而一个雕塑家只需一寸木头就可以雕出一个传世之作。艺术不要那么完整。你从感触到的东西切入进去,以小见大,就行了。所以所谓的边缘化,既有时代的问题,也有我们自身的问题。诗人不能逃避自身的责任,不能总是强调别人不关注。老实说,现在的文学创作在自由度上比过去要大多了。
    诗歌的未来:依然是认识自己
    诗歌很难用“进步”这个词来形容。很难说我们现在比李白进步了多少,或者我们比屈原进步了多少。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事物发展过程和生活状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准确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东西,就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了。我们可以喜欢它也可以不喜欢它,但它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今天要写属于我们今天所处时代的事物。如果我们不能把握这个时代,不能把握我们自己的写作,那就很难说我们能够代表我们的时代。
    古希腊的阿波罗神庙上写了五个字:“认识你自己”。我们到今天仍然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写诗也要从深层去发掘这个问题。认识自己,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思维上情感上,有无限的可以开发的东西。这就给诗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思维和创造的空间。一个人写诗写成什么样子,往往是他自己的修养、情感和理念所决定的。评论诗歌应该知人论“诗”,要了解这个诗人的背景。不了解背景,光看诗,有时候确实是很难看清楚这首诗到底为什么而写,是在什么情绪下写的。诗如果是一枚果子的话,诗人就是一棵树。这棵树可能遭过水灾、火灾或冰雹,有一年结的果子小,有一年结的果子大,有一年结的果子很光彩,有一年结的果子带着伤疤。故而,要知人论诗。
    在青海国际诗歌节上,我读到一个塞尔维亚诗人的诗集,翻开第一页,短短几行诗就震动了我:“死亡/你还在等我吗/我仍然活着”。这位诗人得过癌症,非常瘦,但是他诗歌里面那种精神很强大。表现与死亡斗争,虽然诗里没有意象也没有形象,但是这三句诗就像锤子打在钟上铛铛地响。李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已经成为我们的格言了。我们在遭遇不幸或者是怀才不遇的时候总是想起它。我们的诗要起到这个作用。现在的新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诗句、我们的语言很难进入大众语言,很难进入我们的生活。莎士比亚的伟大贡献,在于他的语言很多已成为英语里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像我们的成语一样。这是一个作家对人类语言的巨大贡献。我国古代诗人对语言贡献很多,今天的诗人在这上面应该感到惭愧。我觉得一个大的诗人,他的胸怀和志向也应该是大的。
    有爱心,有同情心以之来抚慰全人类,献给大自然,这是一个诗人应该具备的素质。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06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06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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