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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城市软实力和国家形象，这几个原本在学理上相对疏远的概念，在2009年，由于特殊的时代气候和现实机遇而异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2009年中国学者在文化研究方面的重要景观。作为当今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的核心板块，文化产业毫无疑问地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职责和嘱托。2009年9月，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可以看作是一个象征。良好的国家形象既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同时，由于国家形象的建构、传播与推广，主要与城市文化产业、特别是其中的新媒体与影视产业密切相关，因而也可以说是众多文化产业部门协同生产与共同创造的结果。文化产业、城市软实力与国家形象这三个关键词，不仅在现实中日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同时也成为2009年文化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 首先，文化产业基本理论与价值基础等问题也开始受到重视。其最具有象征意味的是教育部在本年度开始关注文化产业的学科建设问题。与之相应，经过十余年来对西方文化工业理论的学习、借鉴、消化与吸收，2009年在文化产业基础理论与价值立场上也开始频现中国“自主知识产权”。一是“文化产业正义”理论，其中涉及到“历史地理正义”、“当代人的正义”、“多代人的正义”等，这些基本问题的探索对“确保文化产业发展与历史地理发展的可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建设意义。(胡惠林《文化产业正义：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地理学问题》，《学术月刊》2009年第10期)二是“金融危机与文化产业的关系研究”。自去年以来，文化产业的“逆市上扬”论一直占据主流。本年度有学者分别从理论、逻辑和中国经验等层面进行理性的剖析，指出文化产业与金融经济均是当代都市化进程的新宠，以消费社会和消费意识形态为中介，两者的相互联系程度很高。在金融业积重难返的当下，文化产业也将进入困难时期。因而对文化产业发展不宜过于乐观，而当选择“以理性态度为前提的适度发展原则”。(刘士林《金融危机的挑战与文化产业的应对》，《人文杂志》2009年第4期)此外，还有研究涉及到文化产业“成长短波与长波交织的规律”(朱宁嘉《把握文化成长短波与长波交织的规律，实现产业生态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文化科技与文化产业发展(夏劲《和谐社会视域下的科技文化发展战略思考》，《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等，这些基础性的理论思考与价值立场探究，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学科建设及其现实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其次，在世界城市化与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沉重地打击了城市实体经济体系之后，以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为主要内容的城市软实力研究迅速升温。(金元浦《文化创意产业：大竞争时代的城市品牌构建》，《中国城市营销发展报告2009—2010》)在某种意义上，这与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激励密切相关。继2006年国家对文化产业发展进行战略规划之后，《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是又一次重大产业规划与政策调整，与实体经济关注城市“硬实力”不同，振兴文化产业彰显的是中国政府对城市软实力发展的高度重视。因为其深层意味是将包括在文化产业范畴下的影视产业、新媒体产业、出版传播产业等，置于与传统工业、现代制造业同等重要甚至是更加优先考虑的位置。在进行了多种类型的城市排名之后，中国城市软实力第一个排行榜——《2009中国城市软实力调查研究报告》在2009年终于出场。这一城市软实力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文化号召力、教育发展力、科技创新力、政府执政力、城市凝聚力、社会和谐力、商务吸引力、形象传播力、区域影响力、信息推动力十大指标，尽管有些问题在细部尚可商榷，但也使中国城市在软实力方面的优势和不足首次有了量化的考量。(《2009中国城市软实力调查研究报告具体排名》，搜狐网，2009年7月1日)由于城市管理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一些带有实验文本色彩的著作也相继出版。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推出的《城市论——以杭州为例》(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作者自陈，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说“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是他写这本书的初衷与动因。由于杭州的发展目标是建设休闲之都，因而《城市论》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城市软实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标本。这种以城市软实力为对象的文化研究，兼有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总结，为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增添了诸多现实主义的色彩。 再次，国家形象在2009年文化研究中异军突起，在很大程度上与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一特殊背景密切相关，以人民日报出版社推出的多达四十五本的《大国策》系列丛书为代表，新中国在60年来的巨大发展和面临的挑战，是在舆论和文化研究上激荡出“大国热”的现实基础。特别是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伴随着诸多现代启蒙中资本主义幻象的破灭，有越来越多文化产品和艺术作品，开始注重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对民族精神的弘扬。(贾磊磊《文化：唱响中华复兴之歌》，《光明日报》2009年9月11日)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内地电影在国家文化形象塑造方面，已创造了较之前已有的国家硬形象和国家软形象之外的第三类表现方式，即国家硬形象的软化形态和国家软形象的硬化形态，并认为这种新表现形态可以见出中国影像的政治修辞、主旋律片的表达困扰和好莱坞对中国电影的美学与政治压力。(王一川《国家硬形象、软形象及其交融态——兼谈中国电影的影像政治修辞文》，《当代电影》2009年第2期)又鉴于当今世界媒介为王的原因，既有学者十分关注利用新兴媒体，加强管理引导，通过占领网上信息和舆论高地来宣传国家形象、表达国民意愿、影响国际舆论。(张书林《有效传播能力是提高文化软实力重要一环》，《光明日报》2009年12月15日)，也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在国家形象的普遍文化塑造与中国价值建构方面，还需要借助市场力量和产业整合，拥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从而掌握更大的市场话语权，以获得国家形象塑造的主动权，增强文化的传播能力。(尹鸿《国家形象，中国电影与国家“软形象”》，《当代电影》2009年第2期)此外，国家形象的建构或推广也是人们相当关注的。如有学者把国家的话语权看作是软实力的重要指标，认为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今世界，加强话语权能力建设，扭转话语竞争的不利地位，是话语权处于弱势的国家面临的、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张铭清《话语权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光明日报》2009年12月15日)还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的传播与推广，不能只依赖传统文化，必须以中国当代文化为指引。同时还要根据具体的接受者，利用市场互换，制定更具层次的文化传播策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22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