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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熊元义的文艺理论新著《回到中国悲剧》(华文出版社1998年12月初版)，由文艺本体论、性格转化论和中国悲剧论三部分组成，总文字量达24万言。它从具体的观点论争到抽象的思维图式，再到整体的学理风度，殆皆贯穿着、洋溢着著者踔不羁、厉扬高蹈、开拓前行的精神个性，这不仅使全书具备了启人心智的科学品格；而且为当代文艺研究健康有效地发展，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借鉴与参考。其成功的学术追求，很值得我们加以认真梳理和积极倡导。 选择审美和艺术实践中的重要课题，进行系统的理论观照和严肃的学术论争，由此确立自己富有创新性和建设性的观点与认识，进而推动相关领域的理论发展，这是《回到中国悲剧》成功的学术追求之一。 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文坛上，怎样理解文艺本体？如何看待人物性格？什么是中国悲剧的精神特质等问题，都曾以各个不同但却同样丰富和重要的理论含量，而引起过广泛的注意和热烈的讨论乃至争鸣，并因此而进入了新时期文艺理论领域应当解决，但实际上并未真正解决的攻关内容之列。它们亟需更为有力和更为科学的理论观照。熊元义君能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投注到文艺本体论、性格转化论、中国悲剧论等几个问题的研究探索上，这不仅体现了善抓重点的选题意识，而且包含了知难而进的学术精神，其本身就很值得嘉许。而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作者又坚决摒弃了时下学界每见的或凌空蹈虚，或浅尝辄止，但又总喜欢故作惊人之语以哗众取宠的不良风习，而代之以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资料占有、理论梳理和观点分析；同时勇于正视不同文见，积极开展有理有据、旗帜鲜明的学术争鸣，从而边破边立，就中申明自己的学术观点。应当承认，这是一种操作起来颇为不易，但同时又能有效地解决理论难题的学术选择。 譬如，《回到中国悲剧》中编第一章和下编第五章、在分别从“人的发展”和“自我悲剧形象塑造”的角度，阐述怎样看待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时，便首先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黑格尔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进行了一丝不苟的条分缕析，在把握真髓，排除误读的基础上，针对近年来学术界不少人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严肃指出：无论是黑格尔，还是恩格斯，都没有说过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是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作者由此提出了历史进步与道德进步相统一的社会发展观。毋庸讳言，这样的说法或许一时还难成定论，但它本身所包含的逻辑征服力却是显而易见的。同样，该著下编《中国悲剧论》在集中言说中国悲剧的相关问题时，也不曾满足于简单的、封闭的自说自话，而是坚持拿出大量的篇幅，首先就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再到王国维、胡适的中外悲剧理论，展开细致的梳理和深入的比较，同时结合中外悲剧名著的艺术实际，进行鞭辟入里，切中肯綮的分析与解剖，就此一方面排除历史上曾有的对中国悲剧的某些误解，一方面找出真正属于中国悲剧的审美特征，其中关于中国古典戏剧追求“团圆之趣”并不意味着缺乏真正的悲剧意识的辨析；关于中国悲剧人物不仅是历史正义的化身，而且在道德上是完善的，中国悲剧是外向型的，形而下的，具有引导人们反抗邪恶和灾难的功能的论述，都充分体现了作者缜密的思考和独特的创见，堪称是启人心智的一家之言。应当看到，诸如此类不避矛盾，不怕繁难，善于从理论高度审视和解决问题的例证，在一部《回到中国悲剧》中随处可见，它们几乎构成了作者以一贯之的行文和立论习惯。而这样一种学术追求，无疑有效地丰富着、提高着全书的理论含量和学术品格。 在学术论争和理论阐述中，始终坚持科学的、严谨的思想方法与认知方式，力求历史地、辩证地、全面而又本质地把握研究对象和学术命题，从而保证结论更切近真理，这是《回到中国悲剧》成功的学术追求之二。 中外文艺理论研究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大凡真正优秀的学术理论著作，其价值所在都不仅仅表现在具体的观点和结论上，同时还渗透于构成如此观点和结论的那种推理与演绎过程之中。换一种更为明了也更为准确的表述便是：一部优秀理论著作用于表述正确的观点和结论的那种科学的、稳妥的思想方法和思维图式，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因此，也同样值得人们珍惜和关注。《回到中国悲剧》恰恰可作如是观。这部著作在建构自己的学术命题和表述空间时，虽然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论战因素，但是却不曾因此而引发学术主体思想方法的简单化、绝对化和论证过程的情绪化、偏激化，相反，无论是立论抑或驳论，是现象把握抑或观点分析，作者都保持着一种清醒、冷静、客观的理论头脑与科学态度，都恪守着学术研究所应有的思维规则和严谨精神，从而构成了全书思维层面特有的光彩和魅力。具体来说有以下两点值得特别拈出一议： 首先，《回到中国悲剧》的思维方式是历史的、辩证的，而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譬如该书下编在论述中国悲剧精神时，虽然反驳了以往学术界对中国悲剧的种种误解，同时肯定了中国悲剧的审美特性，但却没有因此而认为中国悲剧尽善尽美，而是在认同其基本形态与内质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其存在的缺憾乃至糟粕，做到了一分为二，褒贬分明。该编在回顾中国悲剧的近现代命运时，是不同意王国维的悲剧观的，但是却不曾对其一味否定，而是敏锐地、客观地指出了其随着时间的发展变化，即：王国维在1912年《宋元戏曲考》中所表达的悲剧观较之他1904年《〈红楼梦〉评论》中的同类观点，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开始向中国悲剧观回归，这显然更切近历史的真实。该著中编谈论人物性格的转化，虽然全面解剖了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理论，严肃指出了其“新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实质”，但整个论证过程依然贯穿着一种历史的和辩证的精神，这不仅表现在作者即使对自己正在反驳的理论，也不做简单的、武断的、绝对的排斥上；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同对方展开争鸣所使用的武器，从根本上来说正是一种历史的、辩证的人物性格发展观。所有这些，显然大大强化着全著的科学意味和理论说服力。 其次，《回到中国悲剧》的思维方式坚持对理论问题，从整体上把握，从本质上着眼，而不屑于罗列现象、就事论事、浅尝辄止。如作者在针对新时期文艺理论界所谓文艺形象“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观点展开论析时，就没有过多地胪陈创作现象和人物形象，而是在引证和阐释费尔巴哈、维柯、阿尔波特、荣格、王元化等人相关论述的基础上，从思维方式的角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此种观点的似新实旧：“认为每个人都充分地占有人的自由本质，实际上就是人人一样，这与以往‘左’的‘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主张，没有根本的区别。”同样，作者在分析“新批评派”的文艺本体论实际上走的是形式主义的老路时，也没有满足于仅仅在二者之间找出几个相似的观点或概念，然后加以机械的比附和简单的归纳，而是认真解剖了它们整个的文艺观，特别是解剖了它们的哲学基础，从而清理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此外，作者谈马克思主义文艺本体论，谈黑格尔的人物形象理论和悲剧美学，以及谈文艺创作中的扁平人物与圆整人物等等，殆皆做到了或高屋建瓴，或取精用弘，或去伪存真，由此透显出思维的开阔与目光的敏锐。毫无疑问，这样完成的理论建构，不仅具有生机勃勃的风度，而且更容易切近科学的境界。 把文艺理论研究与当代文艺批评有机地结合起来，讲究理论的批评效应和批评的理论深度，切实发挥理论研究对文艺创作实践的撞击与促进作用，这是《回到中国悲剧》成功的学术追求之三。 毋庸讳言，近些年来，国内的文艺理论研究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某种缺憾，这就是：为数不少的理论文章习惯用生僻艰涩乃至欧化的语言，一味做纯理性的铺陈，而此种铺陈的内容说到底便是对西方流行观念与思潮的生硬挪移和盲目复制，它们既不合民族审美土壤，又远离当代文艺实践，因而最终失去了理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有效性。相比之下，《回到中国悲剧》呈现出另一种理论向度，即：从当代文艺发展的实际出发，尽量把理论研究与文艺批评结合起来，让理论通过批评的中介而充分发挥自身对文艺创作的砥励和推动作用。譬如，在下编《中国悲剧论》中，作者论述中国悲剧的审美形态与艺术特征，便始终贯穿着对中外悲剧作品的解析与评价，特别是贯穿着对我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悲剧精神的猛力张扬以及对现实生活中粗鄙实用主义倾向的无情批判，这使得作为理论形态的悲剧研究、平生出明显的同当代作家和当代文学对话与撞击的意义。与《中国悲剧论》相比，《文艺本体论》一编在内容上更富有理论思辨色彩。但它仍然没有放弃理论同批评实践相结合的探索和努力。该编的《文艺家要和人民大众相结合》、《论读者解决文本的矛盾》等章，同样充盈着积极主动的批评精神，同样连接着丰富而活跃的文艺实践，因此，也同样构成了对当下文艺现实的创造性和建设性参与。至于中编《性格转化论》更是因为命题与文艺批评、文艺作品和文艺实践的天然血缘，而呈现出理论研究与文艺批评的融汇和整合。其中《论人物性格矛盾转化的三种方式》、《论扁平人物与圆整人物》、《论旁观者与分享者》等章，都实现了理论与批评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即：理论因批评的渗入而变得有效，而批评因理论的支撑而变得有力。应当看到，这样的学术追求不仅是对当前文论研究所存在的偏颇的反拨和匡正，而且是对文论研究应有意义的重申和倡导———理论研究要具有科学性、实效性，就必须走出理论的城堡，进入丰富的文学现象世界，与敏锐而准确的文学批评相结合。理论家不能高高在上，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不能一味沉溺于概念和逻辑的世界，不能做论而不评的空头理论家。因为脱离了批评实践的理论，最终只能是虚无缥渺的空中楼阁。 总之，熊元义君的《回到中国悲剧》，是一部透显着生机、喷洒着活力的理论著作，是作者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联系新时期文艺实际，认真进行理论探索的结果，是当前文艺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收获。无论从观点的角度看，抑或就学理的意义讲，它都值得文艺工作者潜心一读。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1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