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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永前的图腾诗是独特的，其独特性在于文本，也在于文本创作过程中运用的思维方式，我这里指的主要是原始思维方式——或者两者本来就是互为因果的。 原始思维指文明史前人类的思维方式或思维状态，初民的思维具有直感性、互渗性、神秘性，图腾则是这一思维方式的直接产物，因而，当南永前迷醉于复活图腾和进行图腾诗写作时，原始思维便不得不重新附体，否则，也无法想象他洞悉这种原始崇拜的秘密。 图腾文化的发生与人类视觉文化的发展相关，远古时期，当人类把视觉的造型与初始的信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图腾就产生了。南永前诗的一个特点就是视觉形象鲜明突出，诗中几乎每一句都具有图象性，直使人目不暇接。显然，这与思维特质相关。实际上，图像在新的时代又有重新复归中心地位的趋向，现代性就是以视觉为中心的。从这个观点看，南永前诗不仅是复古，也是驱先。通过这些诗，我们可以重新认识图像的意义。 万物有灵是原始人思维所产生的一种意识，初民不能很好把精神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加以区别，便赋万物以灵魂。南永前诗也有这种性质，在他笔下，甚至土、水也有魂灵：“不要砍伤土的手指 / 不要弄乱土的长发 / 不要玷污土的眼睛 / 永恒的土之神灵，是一切生灵永恒的福音”。应该说，原始思维不仅给他带来题材的灵感，也带来诗的神性。 南永前的创作思维又不等同于原始思维，他毕竟是现代人而不是初民，要求他完全以初民意识写作，也是不现实和未必有益的。事实上，南永前眼中的图腾和原始人眼中的图腾已有许多区别，具有复杂得多的意味，他赋予了图腾以现代人的认识内涵。 南永前诗能够将人类内心骚动不安的情感以知觉的形态呈现出来，他的创作也就成为一种认识活动，即认知人类情感的活动，这也是文学思维被称之为“思维”的主要着眼点。在他诗中，认识是通过具体描写个别的方式实现的，而就个别的展示而言，内中包含着一定的普通逻辑因素。譬如在《雄狮》和《白天鹅》中，对于雄狮和白天鹅两个个别形象(相对于地球上生灵的整体)的描写，使读者能够最终在雄狮、白天鹅和人类之间建立判断联系，即“由于……所以……”的现象联系。这一认识过程似乎是自然而然地发生，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认识过程，但它是一种特殊的不经过概念的逻辑思维过程。它仅仅局限在个别范围，不存在必须使用概念(对类的概括)进行推理的问题，而它确实进行了推理，这种推理是自身的推理和具体的推理。读者同时把雄狮和白天鹅视为类的存在而取得认识，于是，对个体的具体推理就成为一般的逻辑推理。的确，雄狮被读为驱邪除恶的凛然之士，白天鹅被读为命运迁徙而矢志不移的高远之士，读者是把作品的主人公当作一类人或全体人类看待，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与抽象思维完全等同的思维，即在若干事物中抽取出相同的本质属性，又推及到具有这些相同属性的一切事物，从而形成关于这类事物的普遍概念。显然，当作品中个别事物成为普遍事物的代表时，不经过概念的概括与抽象的过程便由此成立了。 那么，究竟依据何种逻辑关系，可以确认读者将把雄狮和白天鹅视同于更普遍事物呢？这种逻辑关系是存在的，那就是“相似同一”的逻辑，或原逻辑、旧逻辑，这样，就又回到了原始思维。这种原逻辑超出了普通逻辑的范围，其特点在于：它倾向于把具有同一属性或同一环节的事物视为同一事物。雄狮和白天鹅的性格应该是多方面的，复杂性格中的部分性格与人类有相似之处，仅仅凭了部分的相似，读者便建立起雄狮、白天鹅与众多人的同一关系。这种关系是反逻辑的，因为逻辑否定了存在共有属性的任何对象均可以列为同类对象；同时，这种关系又是存在逻辑性的，因为它毕竟只承认存在共有属性的对象列为同类对象。 在原始人思维的集体表象中，特鲁玛伊人说他们是水生动物；波罗罗人自夸是金刚鹦哥；回乔尔人认为玉蜀黍、鹿和“希库里”(神圣的植物)都是一个东西，因为玉蜀黍是鹿(作为一种食物)，希库里是鹿(作为一种食物)，最后，玉蜀黍是希库里，也是就它们是食物而言。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人的思维不像我们的思维那样必须避免矛盾，它主要和首先是服从“互渗律”，正是这个原则才能解释原逻辑思维的特有的抽象和概括，而这种思维不是反逻辑的，也不是非逻辑的。 我相信，由于潜心于图腾诗创作，南永前更多地浸染和习得了原始思维的方式，就像原始人把崇拜对象看作氏族自身那样，南永前也在图像中反观了人类自身。与一般诗人不同的是，一般诗人在其它生灵身上看到某种意象，借以抒发胸臆，是视对象为喻体，只是抽取相关性质；南永前则视对象为本体，与对象处于密切的互渗关系中，即，“我就是对象”，并且，这个“我”，是集体而非个体。如《熊》：“蹀躞 蹀躞 蹀躞 / 拖曳庞大山峦之身影 / 蹀躞于远古之传说 / 蹀躞于白衣之灵魂 / 蹀躞于未来之遥遥”，这样的诗句里，熊的气概，以及熊庞大的身躯，迟缓的动作，都已整体地成为人类的外化。这也是南诗具有较强烈的感染力的重要来源。 南诗与喻体诗的不同，还在于它所指意义的丰富。 让我们简单假设：甲事物中存在ABCD四种属性，乙事物中存在DEFG四种属性。此时，D是甲乙两事物的共同点。 那么，根据相似同一的逻辑，仅仅由于两事物中存在D这个共同点，就可以把两事物等同看待，用甲事物代表乙事物，或用乙事物代表甲事物。 其结果是什么呢？将是使被代表的事物中D属性得到突出的揭示。如我们说某人生着一张“瓦刀脸”，就是用瓦刀的形状来代表某人的脸的形状，这里完全摈弃了瓦刀的其它属性，而专注于它的形状。 但南诗要复杂得多，如《黄牛》中，我们可以清楚意识到，黄牛与人类的同一，首先在于“默默地行走”，这相当于属性中的D，已经被诗人突出出来。但不仅如此，诗中黄牛的ABC诸属性也加入进来，成为整体象征。“不是没有思索没有勇气 / 只将一切冥冥装进硕大之胃里”，“它为小小浮岛之支撑者 / 它为延伸土地之始祖 ”，“流血流汗流泪/ 驮起一座流动之谷 /驮起一片金色之光”，“从不畏荆棘之径巉岩之路 / 从不怨运之厄命之苦 / 有几根青草咀嚼 / 便是最大之满足”，等等，于是构成了整体性的情感思维。 我们知道，文学的根本价值在于情感的表现而不局限于认识的表达，虽然情感的表现也是一种特殊的认识，却与一般认识不尽相同。譬如——用“人比黄花瘦”(形象语言)和“瘦”(抽象语言)概括一个女子的体态有何差别呢？在对女子形体的认识上，两者都得出“瘦”的结论。然而，用“黄花”来比较女子，同时又产生了“弱”的隐义。此外，前者中“黄花”，还含有“美丽”、“娇嫩”、“可爱”、“可怜”等味道，这些都是可以在“相似同一”的对照中被抽象出来的意义。如果把这些涵义全部考虑进去，那么抽象概念便无法承担表达的职能。即便我们使用“瘦”、“弱”、“美丽”、“娇嫩”、“可爱”、“可怜”等一连串概念来表达这些意思，但绝不能在这些概念间组成一种有机的整体的意义结构，而这一结构实际上是“黄花”自身具有的特殊结构。——更何况，在人与黄花之间作“瘦”的比较，由此所带来的奇特情调是无法用抽象语言转达的。 南诗的一种魅力正在于此，它是立体的写作，带来多方位的感受，它是文学的思维在本质上对情感的把握，而不是对单纯概念的认识。由于图腾的具体的知觉形象作为思维的手段，由于它带来与有机体相联系的丰富复杂的现象意味，故而思维的效果表现为对一种新的情感的体验。恰如艾略特所说，诗具有一种写出感性思想的能力，也就是能在感情中重新创造思想，使读者闻到玫瑰的芬芳似的感知思想。由此，构成了概括和创造、认识和情感的双重价值。 关键在于，原始思维和艺术思维同构，也是产生艺术的源头，现代诗人缺少的不是理性思维，而是原始思维，这也是远古神话不能被复制的原因。作为现代诗人，南永前是幸运的。 原载：《文艺报》2010年02月03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2月0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