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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类型，在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左传》《史记》《战国策》留下了大量战争叙事的典范之作，后世则衍生为蔚为壮观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如《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杨家将》《说岳全传》，尤其是《三国演义》，在民间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及至当代的“红色经典”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等，仍然是对这一文学传统的呼应，其间，新的历史观与民间美学趣味的融合，使军事文学焕发出勃勃生机。新时期以来，军事题材创作也参与构筑了新时期文学的繁荣与辉煌。然而，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潮，当社会转型时期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已在一定程度上解构甚至颠覆了宏大叙事与英雄主义，军事文学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便不言而喻了。因而，近些年军事题材文学与影视作品的再度红火，无疑联系着深广的文化背景。都梁的《亮剑》与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等军事题材创作在新世纪的文学出版、影视改编与评奖等多方面都获得巨大成功，它们见证着革命资源重新被启用，也喻示了新的主流价值的重建。这些文本在传统与现代、主流历史叙述与大众趣味之间努力寻求一种平衡与结合，给我们以可供探讨的经验启示。 徐贵祥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推出新作《马上天下》(《当代》2009年第6期，2010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继续在这一领域的探索。小说通过共产党指挥官陈秋石跌宕起伏的军事生涯，来呈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隅。与作者此前的创作一样，这部小说也充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精彩纷呈的战争描写、战术分析与战例讲解，显示了作者在这方面知识的丰富与积累的厚实，小说的内容肌理因而显得相当结实饱满，具有了如生动的军事教科书般的品质，吸引了读者的阅读热情。作者无疑在提高军事文学的可读性上下足了功夫，并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对宏大战争场面的铺排调度，对交战双方战前战中战后你来我往斗智斗勇的描写，对扑朔迷离、峰回路转、拨云见日的战局的叙述，可见作者把握战争题材的杰出能力。 小说的叙事简洁有力，秉承史传所开创的中国叙事文学传统，小说中少有静态的描摹，而主要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在事件的发展中去呈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心理变化。小说在陈秋石与其离散的妻儿各自的经历遭遇之间，不断交错地推进叙事，而后又加入以章林坡、杨邑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活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叙事线索繁而不乱，在历时性叙述中不断穿插倒叙、补叙、预叙，从而使叙事富于节奏变化。小说在此留下了诸多可堪玩味之处，比如第四章的结尾，陈秋石身边的两位革命女性袁春梅与梁楚韵发生了激烈的口角冲突，愤怒之下，袁春梅拔出了枪，“话音未落，就听一声枪响，梁楚韵当场倒在地上”。本章在这句结束语中戛然而止。当读者带着关切之情转向第五章，又读到这样的开场：“枪声骤然响起”。接着往下读，才发现此枪声非彼枪声。此处的枪声是陈秋石失散的儿子、共产党的游击队员陈三川发出的，而倒下的则是国民党教官李万方。小说便顺势过渡到国共双方围绕枪击事件所展开的明争暗斗，并补述了陈三川与李万方此前的过节。直到本章的第五节，才又重新转回到对袁春梅枪击的后续交待。原来袁放出的那一枪只是打到梁楚韵的脚下，然而她的鲁莽，却让她的上级赵子明起了戒心，将她调入陈三川所在的部队，并接手了为身陷囹圄的陈三川辩护的重任。两条叙事线索在此很自然地合二为一，不断将叙事推向高潮。 小说可读性的提升还有赖于作者对于“传奇性”的追求，正如唐代的文言小说就叫做“传奇”，传奇性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显著特征，中国叙事文学传统对于徐贵祥的滋养由此可见一斑。《马上天下》将“寻父”这一传统文学母题搬演到了抗日和解放战争的战场上。陈秋石因参加共产党革命队伍而抛下妻儿，而妻子蔡菊花和儿子陈三川为了逃避土匪的劫杀，远走他乡，隐姓埋名，又阴差阳错地加入了共产党游击队伍。父子二人咫尺天涯，虽成为一个战壕的战友，并肩战斗，却相见不相识。小说便在这样的戏剧张力中向前发展，直到结尾战斗结束，父子相认，在经过一个大循环之后，叙事归于圆满。 小说的传奇性还体现在对陈秋石这一传奇人物的塑造。陈秋石可谓是“战术之神”，而他在战术上的卓绝智力仿佛是天赋异禀，使他刚进入黄埔军校南湖分校学习不久便崭露头角，深受教官杨邑的赏识，在进入实战阶段之后更是如鱼得水、如有神助。孔雀岭守卫战不过是牛刀小试，其后所经历的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如苍南之战、临城反扫荡、嵩山高地战役、官亭埠战役，西黄集战斗等等，及至最后的渡江战役，陈秋石高超的战术本领被操练演绎得愈发出神入化。得益于在新式学堂和军校所接受的文化教育与军事训练，陈秋石具备了现代军人的素养和品格，他认为在告别冷兵器时代之后，单靠一种拼命三郎的精神、有勇无谋是无法取得战争胜利的，因此他一直致力于提高“泥腿子”军队的文化和军事水平。虽然遭到抵制和批判，靠写思想检查“过关”，但他并未放弃将一只传统部队引上现代之路的努力，他在将儿子陈三川从一个草莽英雄培养为现代军人方面，也是煞费苦心。这个人物的现代品格还表现在，与对战术智力的沉迷相伴或相悖的，是对战争的疏离以及对战争本质的终极思考。这使得“战术之神”并未异化为一台战争机器。我们常常能感到他对战争的犹疑与逃避，“我就是因为不想打仗，才学会了打仗”。 然而，这一人物又绝非纯然“现代”的。这个乡村财主的后人，在16岁以前，“一度认为自己是贾宝玉或者梁山伯，至少也是张生”。这种传统文人趣味一直延续下来，在其婚恋中呈现得最为清晰。他观看女性的目光透过了一双欲望之眼，无论是对前妻袁冬梅还是后来的“革命伴侣”袁春梅。而他阴差阳错地参加革命队伍，也多半是因为女性的吸引，因为性动力的驱使。在爱情受挫之后，他才将力比多“升华”为一系列的军事杰作，“移情”为对遭他遗弃的妻儿的忏悔与思念，并以此一再拒绝梁楚韵的追求。我以为，这样的处理是值得商榷的，作者在将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向世俗“还原”的同时，却难免有失偏颇。如果说，在中国当代“红色经典”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英雄人物的“成长”，与他们行动的能力的提高相伴相随的，是他们不断被激发的革命热忱和日益坚定的革命信仰，那么，在《马上天下》中我们几乎看不到陈秋石的“成长”，感受不到他是如何从一个“稀里糊涂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一名共产党军官的。除却仿佛与生俱来、一出手便不同凡响、并在战争中日臻完美的军事指挥水平，除却因一次感情重挫而发生的精神突变，我们感受不到多少人物自身的发展变化。人物形象于是失于单薄、单调，而缺乏性格的厚度与历史的深度。这也是我在阅读这部多方面表现优异的作品时感到的不满足之处。但或许，这也为作者在这一领域继续开掘、不断提升留下了空间。 原载：《文艺报》2010年02月01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2月0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