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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届八旬的王汪，是吉林文坛资深的编辑家、小说家。1955年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我的爷爷》(次年获东北文学奖)，1956年始任《吉林文艺》(后依次改为《长春》《作家》)编辑，此后几十年间，他一方面忙于扶植吉林乃至全国各地的小说作者，一方面埋头小说创作，呕心沥血，成绩斐然。 王汪的小说写作，前期集中于短篇，80年代后多为中长篇，题材也由现实农村生活逐渐转向东北沦陷时期即“伪满”年代的百姓故事。2009年末，吉林省作协为18位老作家出版一套“合抱丛书”，《王汪中短篇小说集》即为其中之一。 这部王汪最新的自选集，包括13个短篇、两部中篇，时跨34载(1961年至1995年)，聚焦于故乡土地的现实与历史，“绘关东风云，状众生悲欢，借离合之情，书兴亡之感”(《创作自勉录》)，尽显其质朴、细腻而又隽永的风采。作为深谙创作潮流的老编辑，广阔的文学眼界和深挚的乡土情怀使他的小说作品始终保持着一种独辟蹊径的从容和自信，无论是对新中国成立后黑土地上集体化过程的体察，还是对东北沦陷岁月的返观。 其一，关东农民的家庭伦理情结。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乡土小说，大体上有写英雄写理想与写凡人写真实两股流向，前者被推为主流后者往往被边缘化，王汪小说属于后者，与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主张挺合拍。《过家之道》(1963年)写老郜家两个儿媳妇不同的“过家”方式。大儿媳金娥，娘家是中农，“炕上的针线活和锅台上的炊事活”样样精通，是“村子里有名的巧手”。嫁到郜家正赶上婆婆去世，她里里外外“显神通”，“把个杂乱、破旧的家给拾掇得齐齐整整，有条有理”。而弟媳春环，家务活计多是“外行”，干庄稼活儿倒称得上“一把好手”。两妯娌的“过家之道”，存在着为小家还是为集体的不同胸怀，然而作品却没有在“争嘴斗舌”上分胜负，而是用一些微小的生活细节来表现人物情绪：细箩外借不外借？有钱储蓄不储蓄？庄稼遭了灾，日子怎么过？金娥回娘家弄来48个红皮鸡蛋孵小鸡，割苇子编“细眉席子”，卖了钱给全家每个人都买了日用品。正当她喜滋滋地带着东西回村时，却发现春环领众人卖席子为生产队买回一头黑牤牛，吸引了全村人的目光。专心为小家与一心为集体，是否必定难以调和？此时金娥微妙的心理失落，至今还有令人再思索的意味。与二妯娌暗中较劲相映成趣，《家风》(1963年)则述说“合作化”之际两兄弟的闹分家。 面对解放了的关东乡土，王汪的笔调亲切而满含温情，他看到了农村全面推行“合作化”的趋势，感受着公与私观念的变化，同时又不乏对于农民延续家庭伦理传统的理解与同情。因为这里积淀着关东农民生命的基因，这里凝聚着他们命运变迁的根性。所以，在《沟口轶闻》(1961年)中，他以喜剧的方式处理“三叔”与“二舅”不同择业观念的抵触，让那个理亏的“二舅”最终顶着“半毛半光”的脑袋又偷偷溜回了林起春的小理发店。80年代末发表的《岁月与兄妹》《岁月与母女》，均为骨肉失散又团圆的悲喜剧，也从伦理的视角诠释了社会大爱对于个人命运的超越。 其二，沦陷岁月的爱恨情仇。 王汪的“伪满”题材小说，喷发期在80年代以后，连续出版中篇《寡妇门前》《人逢乱世》《警刀与拐杖》等八部，长篇《她从大海那边来》《孤城残夜》《装男扮女》《匪首与少女》四部。这些作品，迥异于流行的抗联英雄传说或“伪满”溥仪宫廷秘闻，以吉林、哈尔滨、磐石周围乡镇为地域背景，涵盖关东社会各个阶层的苦难与抗争，全景式地剖示了伪满洲国丑恶的灭亡史。《王汪中短篇小说集》有五篇作品笔涉此域，可以透露出其独特的风味。 短篇《渔家女》(1961年)可能是最早的尝试。小说突出之点是细小中见重大。一个渔家姑娘，在父亲和交通员老冯被叛徒出卖的情况下，带着积攒的十分金贵的74粒盐，又从二姑家要了24粒，三表叔家凑了17粒，船到江心把叛徒打下水，终于负着枪伤把盐和情报送给了山上的抗联部队。中篇《大江》(1986年)则在人物的复杂性和情节的传奇性上有了显著变化。应当说，《大江》具备了王汪“伪满”题材小说的诸多特征。人物三教九流，善恶交织；环境乱象纷呈，变化多端；故事情节起伏跌宕，充满传奇色彩；章节结构短小紧凑，促成叙述的快节奏和高密度。王汪这种历史叙事的价值在于掀开了被遮蔽的一段关东历史的众生相，在于作家对民族危难时期底层民众特别是女性苦难命运的关注与同情，在于其所构织的关东乡情风俗的广阔图景。本书另一中篇《血雪》，其架构情调与《大江》有异曲同工之妙，尤其是那贯彻全篇的铺天盖地的大雪、大雪中往来穿行的马爬犁，更加凸显了关东的地域氛围。 最后不能不提及王汪小说的语言魅力。“掌灯的时候，雨停了”；“今晚三星平梁他在镇东瓜棚等我”。这样的时间叙述，如今不多见了。写人状物：“他就故意咳嗽，用一只大傻鞋拍打着炕沿，把家人全惊动起来”；“喝过这眼井水的人，即使口不干渴，一见那四方朝天的井口，一听那轱辘把的噜噜声，也想扳着柳罐呷上一口”。类似生动传神的语言，在王汪小说中俯拾即是。2005年，王汪获得吉林省政府长白山文艺奖的“成就奖”——“其小说作品，视阈独特，文字功力深湛”即为获奖的重要原因。浸透了乡土原生态的艺术思维，烂熟于心、自然倾吐的农民话语，造就了王汪小说特有的关东人的灵魂与血肉。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29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