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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伟对作为“纯文学形式”的先锋写作成为文坛主流颇有微词，认为文学必须具有社会担当的功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艾伟写小说不讲究技巧，不参与文体革新，对形式探索毫无兴趣。相反，艾伟是一个很有“形式感”的作家，他总是不断地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取经”，从不放弃对美学难度的追求。对此，同样非常注重文体创新的先锋名家李洱，曾有过评述可以为证。在他看来，艾伟的小说“技术系数偏高”，因而艾伟是一个“经过严格的自我训练”的“作家中的作家”。尽管如此，在艾伟看来，对形式的要求并不能成为小说“凌空蹈虚”、“言之无物”的借口。他主张把形式探索和介入现实结合起来。他是这么主张的，也是这么实践的。《重案调查》《越野赛跑》等小说，用的就是奇特的寓言体，目的则在于“和这个世界建立广泛而隐喻的象征关系”。《爱人同志》和《爱人有罪》在写实的表情下含有深隐而独特的叙事匠心：小说的空间背景显得虚幻而模糊，无法浮现出完整明晰的环境轮廓，叙述全然专注于人物之间的交流，以及个体情绪波动和心理流变的揭发。可以说，两篇小说沾着写实的边，又时时偏离写实的轨道，接近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介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交叉地带。艾伟这种先锋与写实交融的文体，决定了他既不会老老实实走现实主义的老路子，也不会再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先锋小说的后尘：在封闭、超验的符号世界和叙事体系中，探寻抽象而普遍的“人的主题”，而是结合中国的现实政治和社会历史来“勘探人的存在的可能性”。在《爱人有罪》中，艾伟的风筝已经飞得很高很远，他竭力解析人的深度灵魂，演绎一个关于罪与罚、忏悔与责任的原始命题，但是，在灵魂探索和写真的过程中，艾伟没有松开手中的线，让风筝飞离中国现实的地面。 在长篇新作《风和日丽》中，艾伟以更为朴素的写实手法来呈现更为中国化的本土经验，显示出某种豪华落尽、返璞归真的迹象。作者似乎找到了与中国经验相匹配的写作方式，先前刻意表现“心灵辩证法”的技法被含而化之——戛戛独造、颇显生硬的写心之术运用得更为纯熟，读者已然看不出太多的人工痕迹。作者仍然重视人物的心理摄像，但已大量裁减了旧作中看似深刻实则寻常、没有来由且又冗长乏味的心理分析，把人物的内心呈现与外在现实因由紧密结合起来，人物被放生于丰富的社会现实关系中，使其心理活动有了坚实的生长土壤。这就充分表明，艾伟已然从并不纯熟的西式写作中转身，重新操起了现实主义写作的行当。小说诉诸朴素明晰的线性叙述，注意勾勒形象可感的空间背景，在较大的历史跨度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图景中叙事写人。故事时间从解放前夕至新千年开初，空间则从国内到国外，从城镇到乡下，从家庭、学校到工厂、社会，通过追踪卷入政治革命洪流中的一名女性的命运，来观照中国现当代历史的行程。从整体来看，小说既有“宏大叙事”的理性思考，也有“个人叙事”的人性解剖——宏观与微观、庄重与轻逸的融合，使小说显出相当的思想力度，又流淌着拂人心田的细腻诗情。 艾伟一直是一个具有浓厚人文意识的作家。值得注意的是，他是通过塑造一系列几近完美的女性形象来体现他深厚的人文关怀。在新作《风和日丽》中，女主人公杨小翼比之以前的“理想妻子”，完美程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不仅是忠贞不贰、自我牺牲的妻子，还是无比慈爱的母亲、体贴感恩的女儿、孝顺的儿媳、疼人的姐姐、宽大的情人……女性在人伦关系中各种重要角色，在她那里，都扮演得无可挑剔。她简直就是理想女性的化身，一切为人称颂的女性美德，在她身上可谓应有尽有。艾伟小说的人文关怀，以及由此派生的对社会政治和革命历史的批判意识，无不是从理想女性杨小翼的塑造上来获取的。应该注意到，杨小翼的非凡品质主要在家庭人伦的“小范畴”中体现，而不是在国家、社会、集体的“大范畴”中凸显。所以，杨小翼身上洋溢的，完全是属于民间、世俗、个人的“小爱”，它与官方、正统、主流的“大爱”截然对立，并对后者构成潜在的否定和批判。作者刻意把杨小翼写成“贵胄的叛逆者”，既有高层血统，却又恪守“下层之爱”的信条，其解构革命伦理道德的用心，可谓十分显明。 杨小翼的“寻父”是体现小说人文关怀的轴心情节。杨小翼的大半生都在苦苦追寻儿时的梦想，即获得父爱。可以说，寻父构成了她确证自我价值和生命意义的重要方式。小说对杨小翼的礼赞与对其父尹泽桂将军的批判是紧密相连的。杨小翼与尹泽桂在人生观上泾渭分明，后者崇奉的是革命伦理和政治道德：“小我”本身无足轻重，只有与“大我”，即国家、民族、政党的利益方向取得一致，才能具备真正的价值；而前者则把个人的生命体验视为幸福与否的衡量指标，身外的名利和荣华，显然不如内心的温暖和自适来得重要。向外还是向内，进取还是退守，别求“他者”还是索诸自我，是二者实现人生价值、展现生命光华在方式上的根本区别。如果把将军看作坚硬的革命政治符号、阳性的儒家文化象征，那么杨小翼便是柔软的个体生命符号、阴性的道家文化原型。在这个意义上，《风和日丽》似乎在重述一个古已有之的不老主题，即关于抑儒(家)申道(家)的主题。当然，小说批判的是现代革命的政治伦理观念，与儒家处世哲学和价值取向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但二者在根本的人生态度上，却是趋同一致的。 精英和平民两种精神形态能够综合一处，乃是因为它们都天然地对抗着正统意识形态和政治伦理对个人权利的无形绞杀。从小说中也可以看到，作者正是以启蒙及民间合二为一的双重个人主义思想资源，来反思半个多世纪来的红色革命史的。而这又具体表现在：第一是对革命发生学的重识和反思。这一点典型地体现在将军尹泽桂走上革命之路的独特思考上。在小说第二十九章中，法国东方学研究所所长雷诺告诉杨小翼，其父尹泽桂是因为刺伤了情敌徐子达之后参加革命的。促成尹泽桂投身革命的契机是极为私人、羞于启齿、不可告人的，而并不是那般公共、庄严和圣洁。第二是关于革命内涵的反思。小说二十五章中写官方在审判反革命路线的逻辑下，对革委会主任伍思岷的控诉声称，被他置于死地的吕维宁和县教委主任是革命路线的代表者。这表明，革命过程并非总是正义战胜邪恶、真理昭彰、真相大白的过程，相反，往往可能是颠倒是非、混淆善恶、真相蒙尘的过程。而“文革”中的伍思岷在革命目的的掩护下，以革命的名义斗死了自己的两个私敌。在伍思岷这里，革命的过程亦成了公报私仇的过程，革命的动力竟然起源于私人的内心怨恨，其革命形象背面的荒唐、悖谬甚至丑恶，在此可谓暴露无遗。小说诉诸形象和情感的反思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和价值。的确，当我们跟随杨小翼的人生行程，体味美好女性频遭厄运却又矢志不移的悲怆与决绝时，我们便会由衷地激起对强权意识形态的愤懑，并且在西西弗斯式的守护个人生命伦理的悲壮中奋然前行。 原载：《文艺报》2010年04月07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4月0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