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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琦的近期散文收在他的《春天的呼唤》(接力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和《黄昏散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两部集子里。初读起来，这些文章涉及面广，内容宏富，有点纷繁复杂之感，但细细读来，这种纷繁的感觉居然慢慢隐匿，他的作品之中渐渐显现出一种纯粹本真的艺术情状。他写景、写人、叙事、抒情、谈文论艺，无不体现了一个歌吟者不倦的情怀。 从自治区领导岗位退下后到担任自治区文联主席的角色转换，使潘琦对世情及人事物理有了进一步体认。从繁忙到幽静，会有一些人生的意绪从心灵的旷野中泛起。仿佛一些白天被遗忘和冷落的东西到了深夜会渐渐冒出来一样。其实并没有离开过心灵，只不过被闲置了。夜深人静之时，窗外的草木凝上了清露，星星也被洗得很清晰，这个时候，有一些人生重要的元素会浮现出来。而这些寂静之中现身的事物却是生命之中最重要的，不用心倾听的话，心灵没有空间的话，这些东西还真的不会来临。于是，我们从潘琦近期的散文里读到了温馨的世情，诚挚的友情，纯粹的亲情，浓烈的乡情，还有他对旧事和童年生活的忆念之情，对艺术的精妙境界、对大自然色彩的深情……这些情愫，素来就是他作为散文家所彰显的重要内容，只不过这些元素在他近期的散文之中显得尤其清晰和浓烈。 世情，是潘琦近期散文的一个聚焦点。这得益于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人世的海洋，几多难忘难舍的情。世情是一种溶液，把一根树枝浸泡下去，拿出来，上面有一些结晶体，闪闪有光，仿佛在诉说回忆，映照生活。而他的这些世情散文，就仿佛这样的树枝。文章中流露的人生感悟，其实就是那些发光的晶体。 迄今为止，潘琦已为30多位逝者写过悼念文章。光从数量来看，这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恐怕并不多见。他在《黄昏散步》一书的后记中这样说：“在我认识的自治区老领导中，不少人因年事已高，先后离去。在此之前，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定，但凡我熟悉的老领导、老同志、老老师去世后，都要为他们写篇悼念文章，以寄托哀思。”这话说得很朴实，很实在，他说得到，也做到了。他悼念的对象，强调一个“老”字，但他也有反常规的时候，评论家杨长勋英年早逝，他也写了悼念文章，语言深情而满含痛惜，足见其爱才之心。古人云：“死生亦大矣。”把死生作为大事记录下来，对逝者的嘉言懿行进行追怀，总结他们一生的精华，这应当是中国历代文人的美德之一。只不过古时不叫悼念文章，叫行状。潘琦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脉传统，但他却用自己的行动默默地在践行。收在集中的悼念老领导陶爱英、罗立斌、老报人周汉晖、老画家阳太阳的文章无不发自肺腑，感人至深。这类文字叙事记人，质朴深情；怀念之人，可敬可亲，呼之欲出。有人从潘琦的怀人文章中深刻地读懂了自己的父亲，出国的时候专门把文章带上了，在异国他乡反复阅读。这类缅怀逝者的文章在潘琦散文中是一抹深沉凝重的色彩，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当然，他的世情散文不止这些，他最擅长触景生情，关注人间烟火中的点点滴滴，孜孜不倦地收集着人生的吉光片羽。 亲情。近期散文另外一个明显的倾向是亲情书写。《黄昏散步》一书的开篇之作《亲情无限》，从题目便可感知他对亲情的强调和呼唤。这篇文章写年逾花甲之年带小孙子的一次难忘经历，想象不到的辛苦，却也有想象不到的快乐。“仔细地审视他粉嫩的小脸蛋，搂在怀里像个柔嫩的保温瓶，亲了又亲，抚了又抚，顿生一种无可言状的亲情和炽烈的爱。”这种强烈的亲情似乎失去很久，现在又突然归来，有一种失而复得的幸福感。浓墨重彩写亲情的还有《外孙的背影》，在与两个小外孙的交流中，作者从理直气壮的训示到“心里突然有种惆怅的感觉”，若有所得，若有所悟：“我们在少年时原来都有着单纯与宽厚的心地，后来在成长的过程中让它逐渐变得复杂与锐利。今天，我们应该让孩子们能从容地品尝这童年的滋味。”这里面似乎隐含着对教育的反思、对现实的批判，只是作者没有说破。“我们要学会面对孩子的背影”，显然在呼唤一种宽容。 友情。他为很多老朋友的著作写序，其中有对艺术的深刻感悟，回忆跟朋友的相知相识，体现了浓浓的友情。他为天资聪颖、文质彬彬的书法家文衍修的书法集写序，写到末尾，禁不住吟起诗来：“文君落笔显清雅，方知书坛有心人。”(《书坛有心人》)足见其性情之真。他写《文友》，不仅回顾了他与玛拉沁夫的友谊，还无私地赞颂了玛拉沁夫、徐怀中、邓友梅三位老作家五十年如一日的高贵友情。《文缘如同骨肉深》，回忆与广西新锐作家的交往以及广西签约作家制度的缘起，对东西、李冯、凡一平、黄佩华等人由衷地赞赏。这些作家成为名作家之后都很尊重他，他获得了珍贵的友情。为朋友喝彩，在当今这个时代，可能已经成为一种稀有的品质了。 写景抒情是潘琦散文的一大特色。不是一般地写，有时候是浓墨重彩地写，是身心完全融入景物之中，与大自然悠然心会、动静一如的那种书写。他有时候会对某种植物(比如圣堂山的杜鹃花)爆发出由衷的赞叹，把这种植物的各种形态渲染得迷离而丰盈，寄寓自己微细的情思，呈现出独特的美学价值。这一脉传统极具南方特色，它使我想起《楚辞》中屈原对美人香草的赞叹，湘地与桂海山水相连，文化的血脉极有可能在远古的基因图谱中完成了流动与交融。有意味的是，潘琦所属的仫佬族，有个古老的、具有浓厚宗教意味的盛大节日依饭节，其中诵歌请神的环节很容易让人想起《楚辞》里的《九歌》。潘琦还对大自然的色彩情有独钟，对绿色这种生命初始质素的书写最见其诗人情怀。他是永不疲倦的绿色歌吟者。今天，我们已经很少看到哪位作家对绿色那么深情的描述了。任何一个写作者在一开始写作时可能都讴歌过绿色，但随着写作的深入和成熟，随着作家地位的变迁，生活时空的转换，这种色彩或是隐匿了，或是消失了。而潘琦却是一如既往地讴歌绿色，并在绿色中不断感悟人生的秘密，他用他的文字捍卫了一种童真般的纯粹，痴心令人感动。对一种自然界天然色彩的不离不弃，甚至不惜反复地在文章中咏叹。阳关三叠，梅花三弄，也无法穷尽他对绿的情意。与自然色彩水乳交融的那种体验，可能正是潘琦不断从自然界获得灵感的源泉，也是他葆有心灵生机的妙方。《九龙潭漂流记》中有对绿色的大段描写，极见想象力和艺术才情。作者从绿里面不仅读出了波涛，还听出了音乐，更觉得一己的渺小。在《花甲漂流》中，他对绿色的深情描写令人动容。在《绿色寄语》中，他写道：“我常漫步在青秀山绿色之中。绿总给我带来很多欢欣，甚至有时带来少年时的心情。”他对绿这种色彩的冲动、对南宁绿城的倾情书写，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因为他生命本身有一座绿色的城。 仫佬族是个爱唱山歌的民族，他们在人生的各环节，在一年中的各个节日都通宵达旦对唱山歌，用香花芳草般丰盈的歌谣驱散一个山地民族生存的寂寞，这是一个用诗性来表达情感的民族。他们骨子里那种执著而强烈的诗性表达在潘琦作品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作为一个不倦的歌吟者形象，我认为应当跟他的那个民族联系起来，跟他的故土联系起来。潘琦有着极深的乡土情结。他盛赞乡情，认为乡情里有生命的呼唤。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来处，对家乡的描写充满诗情画意和梦的色彩。《梦幻的童年》一文写得平实而深情，描写了故乡的美、童年的艰辛和快乐，其中的某些细节生动逼真，极见作者的叙事天分。他的整个童年浸润在仫佬族的山歌文化里，他的母亲是方圆十里八寨出了名的歌手，教会了他第一首山歌。他身上传承了其母能歌善舞的基因。“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山歌的种子，以至于今天能开花结果”。这句话，是潘琦得益于民族文化的熏陶，如今能在多种艺术领域不停探索、不倦歌吟的最好说明。 散文和其它文体一样，都是心底亮光和生命激情的艺术书写。潘琦不倦的写作激情时常让很多人赞叹，我想，这与他视野开阔、热爱生活，总是出现在生活的第一现场，艺术嗅觉始终没有离开过世情、亲情、友情乃至大自然的绿情等具温度和光泽的事物有密切关系。潘琦散文对这些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行将黯淡或者已经黯淡的事物，实际上是我们生命本身基本的事物进行了有效的梳理和倾情的卫护，他小心翼翼地用温润诗情的文字擦亮这些事物，“就如这深沉碧绿的树丛中，镶嵌上些红花紫叶，固然够不上富丽堂皇，但岂不更能衬托出这碧绿中的幽深，于静寂中显露一丝活跃的生机吗”(《绿色寄语》)？这一段文字，刚好是他的文字最好的诠释，他的文学理想也隐隐跃荡其间。我们从中还读出他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和对希望与美的渴求。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字，这是他作为散文家文字的特殊魅力。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31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3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