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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正是独立的。 年过花甲、孑然一身、抑郁症；中长篇小说、文艺随笔、诗歌；基督教信仰、音乐童子功、书香世家；前三十年大陆风雨、中间三十年港岛经商、最后又回到沪上的公寓叨念着“小说，小说”，这些都是他人生的关键词——文学创作，除去天赋的部分，经验和阅历是我们赖以称为独特的泉源。虽然我知道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娓娓道来的时候，都能说出个流水十三章般的子丑寅卯、甲乙丙丁，但独特和独特是不同的，是有差异的，就如夏虫和神龟、芥子和苍松、乡村地理教师和世界旅行家。 而我说的是，吴正是独立的。因此，他的重点还不是独特。独立意味着孤独地存在和担当。比如我们说“知青文学”，就是时代和集体的事，是集体的文学潮流和事件，有一个写作者们共同担当和互为影响的事实；比如我们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场的诸多辉煌，也是一个群体合作，是创作者和批评者和更为广大的思想背景间互为激荡的关系；即便现在的“80后”文学、网络文学，都是。但在这样梳理的时候我们是无法安置一些边缘的个体的——当我看到吴正近年所结集的一批写风雨如磐的岁月中，上海、香港被主流历史和文学叙事遗忘的人群(那些先后遭遇革命历史和市场社会而逐渐消失的“上流社会”)，以及他们被遮蔽的生活和情感时，我觉得吴正的写作是颇为孤独的——“上海摩登”和“长恨歌”唱响的时候，似乎并没有他；我们以文学反思当代中国时，依旧没有他。换言之，他的地理游走使他成了“两不靠”，没法被文学事件“团结”而鸡犬升天；反之，他天然地成了那些他记忆中、气息中熟悉的人的孤独的守护者甚至护灵人。而与此同时，吴正必须自己去思考怎样刻画这些人物，怎样留下这些历史图像的典型。在这个过程中，吴正居然写了上千条片段式的创作谈，一种独特的文艺随笔。 读这些在《青年文学》杂志连载发表时被总名为《小说，小说》的文艺随笔，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吴正坚执地相信他与他笔下人物之间的一种关系：“记忆关系”。“记忆其实就是这个尘世。假如没有记忆，尘世便不存在，或者说，尘世的存在只有记忆才能见证”，而“记忆其实又是你自己。是你在光阴的镜面中照见的自己的幻影，是物化的你向心化的你转变中的自己。你傻乎乎地活了一世，末了，只有记忆才能告诉你说，是的，这是一桩事实。”吴正在随笔中还把“记忆”科学化，他说“在人之一生长长的记忆幽廊里存在着无数处褶皱，无数处的褶皱里又藏匿着无计其数的记忆细节(包括视觉的、听觉的、嗅觉的、味觉的等等)……只要将他们中的一小部分清理出来，你便会发现，你将是一个多么富有的财富拥有者”，他以此诠释作家的创作心理；然后他又借此论证作家的价值：“所谓长生不老，并非说肉体的永生，而是指其记忆的保存手段……文学创作，这种能将声色光影以及想象力留存于世的综合艺术形式，说到底，就是对这种神奇记忆的人性拷贝。这也从另一种意义上论证了作家存在的社会价值以及历史贡献。”如果说，吴正对于记忆的强调和价值论述是对自己孤独的小说写作和人物守灵事业的自我暗示、自我确认的话，那对于读到这些观点的我来说，却蓦然感受到“记忆”在人学和文学之间的微妙之美和吴正揭示的某种存在论、灵魂论的哲思。 吴正是个有浓厚的宗教信仰背景的作家，数千条随笔片段中常常出现“《圣经》”“神”“撒旦”“伊甸园”“灵”“受难”的字眼，但他居守的是文艺家的身份，恰如他夫子自道：“在我还没能到达放弃尘世之一切而遁入空门的境界时，至少，我可以用我的文学创作来完成我最初的宗教典礼。”将文艺看作宗教的最初典礼，令人想及丰子恺的人生三境界说：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文艺)和灵魂生活(宗教)；在吴正看来，“艺术以及哲学是世俗向宗教攀岩进程中的一阶踏石”，由灵魂生活观照的文艺其实是富有神性的创造：“《圣经》向我们透露的一项真相是，神也将他的一个神性切面——圣子基督——投入到他的心爱的作品之中来了——他忍不住要这样做。当作家投入地创作时，其实，他的精魂也早已进入了他的作品中去了……此刻的作家其实离神的创作手法也已经不很远了。”抛弃了宗教信仰背景的我们，无论原创虚构还是评论臧否，都表现出世俗的理性立场甚至功利立场，还有谁这样说话和想象文学？只有在做现代文学研究时，我们会大量接触到宗教关怀与作家精神意旨的踪迹，当代，确乎太实在了，一辈子像在一个没有缝隙的笼子里生活，皮肤紧贴着冷铁——这种对于世界的实用认识，即现实理性吊死了与生俱来的柔软灵魂，就是我们领悟的生命的全部？难怪文学不再会飞，因为这本属天国的羽翼早被阉割后成了养殖的肉羽。吴正带有宗教色彩的创作论，却激活了灵魂的神秘和尊严，使其有可能保持作品内部的优雅与清洁。 所以，吴正的这些随笔让我对照现实，感到一种纠缠的痛苦。当我们率性地追求“纯文学“的三十年倏忽过去时，我们的灵魂其实早已分裂而不“纯”，从“我不相信”出发走到无可信任或者无可信仰，那么，文学存在的内心基础也就破坏殆尽、龟裂难收了。而一些边缘的拙朴的或者过去不受待见的泥土，却在这时候熠熠生光起来：“奉献属神，而操控是撒旦的手法”；“对于人的内宇宙的开发重任，除了弗洛伊德们，同时也落在了我们的肩上”；“开始说假话，说迎合之话的艺术家其实已是在悄悄地蜕变之中了；最后，他变成了一个只是含有某种艺术气质的普通人”；“在这个没有艺术巨人的时代里，他们便俨然以高峰自居了”……“在中国，作家只能控其‘自转’的速率与方向……因为在中国式的‘太阳系’中，‘恒星’太阳之本身就一直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五六十年代有一颗，七十年代末换了一颗，九十年代是一颗，二十一世纪伊始又是再一颗……作家是一种彻底的自我职业，‘自转’非但是他的天性，更是他的天命和天定。”这些关于历史、自我和作家责任意识的思考，都非常精到和有趣。他的叙述方式是独特的，是属于吴正的(你固然可以不喜欢他的语言)；他的思考方式是独立的，是不属于任何圈子的(你却无法回避他享有的自由和真诚)。 我甚至可以认为，吴正写下的这上千条的片段，多半不过是一些诗意的常识。但也许，正如梁文道所言，“我们乃生活在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而这样的有关文学和精神生活的诗意的片段体，曾经非常富饶，但我们似乎也如猴子掰玉米，丢得太多了。剩下孤独如吴正者，则有韧性地拾取、独立地磨练。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31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3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