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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中，生态文学无疑是一个新的文学形式。它的产生带有必然性，是人类面对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时共同发出的疾呼。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国一些敏感的作家开始自觉而勇敢地直面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并致力于通过文学的形式向人类发出生态预警、探寻生态危机之根源、重新审视现代文明。中国的生态文学一开始大都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出现，代表作家有沙青、徐刚、乔迈、王治安、李青松、哲夫等。此后，生态文学的形式就渐渐趋于多样化，有散文、诗歌、小说、跨文体创作，而参与生态文学创作的作家也日趋增多，杜光辉就是其中颇为坚定的一员。他曾经是战士，用手中的枪和心中的正义捍卫和平；而今，他是作家，用手中的笔和心中的良知捍卫生态精神。 要提起杜光辉，就不得不提起他的“可可西里”系列小说。这些作品呈现出可可西里日趋恶化的自然风貌，令人震撼，使人难忘。其中记录人类最早进入这片无人区的历史更是让人忧思、却步。 在杜光辉的作品世界中，可可西里首先是原始的、广袤的、壮丽的，它的美无与伦比：“可可西里的冬季真美，极目望去，四周的山巅上托起了一小溜血样的太阳，这雪色的世界分外娇艳。太阳一丝一丝地扩大一小溜，一小半，一大半，终于一个浑圆巨大的火球挣扎出雪山的搂抱，升腾至雪山之巅，可可西里充满了太阳的辉光。相比之下，众山低矮，如朝拜的臣子，接受太阳的加冕礼”(《可可西里狼》)。“夜里，月色极好。我可以说，全中国的月亮都没有可可西里的月亮好。由于可可西里没有一丝人为的污染，月亮就显得分外皎洁，像是用可可西里无人区的冰雪擦过一样，洒向草地上的月光也显得格外柔和纯净。不远不近的可可西里和远处的唐古拉山山脉，被月光罩得像是蒙了层帷幕，显得遥远和神秘”(《哦，我的可可西里》)。在这种被原始自然的美包围的世界里，一切生物的存在都遵循着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自然界中的生态链在这里也是原始而平衡的。“地里长草、草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制约，春发夏旺秋枯冬藏。黄羊一类的动物吃草，狼吃黄羊，鹫雕吃狼。就这么一物克一物，要是狼不吃黄羊了，黄羊的繁殖力又强，黄羊太多了草又不够吃。要是鹫雕不吃狼了，狼的数量又太多了，就把黄羊吃光了，狼没有黄羊吃了自然就降低了繁殖力。”这个世界虽美，但也是无人区，它不适合人类生存，所以它的生态链中本没有人类。而人类一旦进入这个世界，就破坏了它的美，破坏了其中生态链的平衡。因为人类是带着千百年来业已形成的文明观和利益观进入其中的。比如，狼是可可西里生态链中的一分子，它与可可西里的草和羊一样不可或缺。但是，它在人类的文明观中是恶的化身，它是人类所憎恶的对象，所以，人类一进入可可西里，就将枪口对准了它。但是，当人类被黄金的光芒所迷惑，就会变得比狼还贪婪凶残。为了挖金子，他们破坏了这里的草原；为了金钱，他们将枪口对准了正在生育的羚羊群……人类所做的这一切，得到的只是暂时的利益，从长远看，他们却在为自己挖掘坟墓。 杜光辉在他的“可可西里”系列小说中，表现出了对人类反生态文明行为的否定和痛心，他借小说向人类发出了严正的生态预警：人类若是将这种以自己为中心的文明观持续下去，那么，大自然就会以自己的方式来惩罚人类，这惩罚虽是沉默的，却是足以令整个人类毁灭的。“可可西里”系列小说如此，其后的小说更是如此。《巴颜喀拉山的阿妈鱼》中，为了自身的利益和金钱，人类以毁灭性的手段捕完了黑河里的阿妈鱼，最后，没有一条阿妈鱼的河水给人类亦带来了毁灭性的瘟疫。最近发表的小说《浪滩的男人女人》中同样呈现出了杜光辉的这种思想。 浪镇是中国千千万万小镇中的一个，得名于浪河——流过它的一条河流。这个小镇的景色是非常美的：“在初升的月亮照耀下，浪滩上的沙子都呈现着灰白的颜色，和水雾般的月光，和亮色的流水，和黑色的卧马山，和黑灰色的小镇”，它的一切足以构成一幅美妙无比的山水画。然而，这条河行不得船养不活鱼，在镇上人的意识中就是条废河，惟一可用的就是浪河滩上的圆石头可以压腌菜，沙子可以和水泥混在一起砌东西。此外，浪滩的沙子上在暮色中会浪漫着年轻男女的温存。但是，在一个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浪滩似乎没有任何价值，管理它的水利所所长刘善有也因此在镇上抬不起头来。尽管他见了镇上别的领导恭恭敬敬，却仍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原因是他不能给镇上创造效益。所以，刘善有做梦都想让自己所在的水利所翻身。机会就真的来了，镇上的年轻人任志强给他带来了这个机会。任志强找到了一条让浪滩给镇上创造效益的路，他带头在浪滩筛沙子，卖给开发区。于是，平日里没有什么大用处的沙子突然间闪烁出了金子般的光芒，吸引了浪滩所有的男人女人。这些男人女人们在金钱的诱惑下，在这片普普通通的河滩上，上演了一幕幕人性的悲喜剧。杜光辉在这部作品中将所有的人都集中在浪河的河滩上，以戏剧的方式刻画出了任志强、牛狗胜、麻三婶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较之杜光辉早期小说，这部作品显现出一种戏剧性风格，时间、地点、人物都非常集中。表面上，浪滩的矛盾很复杂，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直在转换：刚刚还是朋友的，突然成了敌人；刚刚是敌人的，因为某种原因眨眼间又成了一条战线上的战友。但若深究之，则会洞察出，所有的矛盾之起因皆是沙子，占有更多的沙子就占有更多的金钱。杜光辉把每一个人都放在浪滩上，无情地拷问他们的灵魂。 《浪滩的男人女人》与普通表现金钱腐蚀人性的小说之最大不同在于，这部小说要揭示的真正矛盾是人性的贪婪与自然的矛盾。沉默的浪河终于爆发了，她用洪水卷走了浪镇的所有生灵。浪滩的男人女人得到了他们求之若渴的金钱，却丧失了美好的人性、美丽的家园，乃至珍贵的生命。 若仅在小说中发出生态预警，那是断然不够的。英国著名生态文学研究者贝特主张生态文学要探讨导致生态灾难的社会原因，指出人类的文明“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杜光辉在其生态作品中注入了他的文化思考，这就显出了他的不同。不论“可可西里”系列，还是其他小说，杜光辉都没有停留在生态预警的层面上，他总是对出现生态危机的本质原因进行思考。他揭示出的不仅仅是自然生态的危机，更多的是人类精神生态的危机，毫无疑问，这也是自然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所在。意识到这一点，杜光辉开始寻找人类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出路。或许是曾经在藏区参过军受到藏传佛教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提倡人类应该对大自然有种敬畏精神，这与藏传佛教的思想极为相似。他在《巴颜喀拉山的阿妈鱼》《可可西里的格桑梅朵》《可可西里狼》等小说中反复提到了佛爷，在这里，佛爷是人们心目中的神，也可看作大自然的别称，作品中人物对佛爷的敬畏，事实上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与此相关联，杜光辉不止一次在作品中肯定和赞美生态精神，试图以此来激发读者的生态意识。了解到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什么杜光辉作品中既有面对生态危机的悲哀，又有面临生态危机时的反抗和努力。他笔下既有为了利益破坏生态的卑琐人物，也有为保护生态不息战斗的英雄人物。比如桑珠的阿爸(《可可西里的格桑梅朵》)，为了救一只失去母亲的小羚羊，冒着生命危险夜里往返一百多里，他们没有钱治病，但仍断然拒绝了偷猎者对小羚羊的高价收购。还有李道满和藏族军人仁丹才旺(《可可西里狼》)，为保护可可西里的珍稀动物，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当我们的家园轰然坍塌在现代文明的脚下时，当大地母亲承受着不能承受之重时，文学何为？杜光辉清楚地知道，这是个多元的时代，几乎没有作家会认为读者看了自己的作品将产生脱骨换胎的转变，也不会相信放下阅读的小说就会洗心革面、立地成佛，更不会相信自己的作品会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器。但是，作家应该认为文学作品可以感化人的灵魂和情感，给人充实向上的精神食粮，使人追求荣誉感、牺牲精神、怜悯同情的慈悲心理，用“善”、“爱”感召人们的灵魂，引领人们趋向阳光照耀的地方。同时，伟大的作家应该用自己的作品预警人类的苦难，洞察和怜悯人类已经发生的苦难，拒绝对人类苦难的遗忘，昭示人类认识自己的苦难并走出苦难，避免未来的苦难，改善人类的未来。这是杜光辉内心深处对作家精神的认识，也是他一直以来努力的境界。与此同时，他用自己的笔和心捍卫着生态精神，这是大自然中原本存在的一种精神，而人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膨胀中忽略并忘却了它。 原载：《文艺报》2010年04月07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4月0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