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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小说中军人形象的塑造永远是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军人能力本质的力点选择将决定战争小说中军人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所谓战争主体的能力通常是指完成一定战争活动所具有的本领和力量，它需要战争主体具备与之相应的生理、心理、社会素质。尽管这些条件可以经过训练逐渐培养，但并非任何人都能胜任。战争主体能力主要划分为战争认知能力和战争实践能力。二者的有机度是衡量战争主体能力的重要标尺，反映在作品中也可作为军人形象塑造成功与否的重要尺度。世纪之交的战争小说虽然在塑造军人形象方面颇有起色，一批军人形象如常发、李云龙、梁大牙等也塑造得较为成功，但如果我们从军人形象塑造的力点选择上看，我以为还有如下视野有待强化： 第一，应着力开掘职业军人对战争主体认知能力的敏锐感知力。所谓战争主体的认知能力包括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理解能力、操作能力五种能力。之所以要强化军人对战争主体认知能力的敏锐感知力，理由很简单：战争是危险的活动，没有敏锐的观察力、准确的判断力、出色的记忆力、优秀的军事技能等基本的职业素养，就无法在残酷的战争中生存下来，更不可能成为身经百战的职业军人。将帅即是如此。众所周知，将帅是一个军队乃至一个国家主要精神力量的体现者，他的一举一动，直接决定国家和军队的命运。在战争中，将帅都是从战火中拼杀出来的，不能说个个身怀绝技，但也个个都是沙场老兵，久经考验，智力非凡，否则难以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得以生存，更不可能身居高职。战争的磨砺使他们产生了过硬的战术素养和稳定的心理素质，而且职务越高，其战术素养和心理素质越高，特别是镇定自若、冷静判断的决策力也越强。也正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说：“这种人与其说是有创造精神的人，不如说是有钻研精神的人，与其说是单方面发展的人，不如说是头脑冷静的人，在战争中我愿意把子弟的生命以及祖国的荣誉和安全委托给这种人。”这一原理对于交战双方的将帅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此，忽视对职业军人(包括将帅)主体认知能力出色刻画，典型的军人形象仍然无从谈起。同样，个别小说想反向渲染军人认知能力之一的军事技能，结果也只能是适得其反。如《历史的天空》中写 “军龄”也就个把月的梁大牙从没打过机枪，但在战斗中机枪突然坏了时，梁大牙不仅摔几下倒提着往树上掼几下就能响，而且抓起来就能打，不瞄就能中，显然有违常识。 第二，在表现战争主体的实践能力上，应改变重情感意志轻知识构成的不平衡现象，着力撬动战争主体的知识能力，努力打造全面型的新型的军人典型。所谓战争主体的实践能力包括改造、控制、驾驭战争的能力，由认识、知识和情感等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三要素构成内控系统，对战争实践进行检验。对于战争主体的实践能力，以往的小说多集中在调节战争主体的情感和意志上，对战争主体的知识结构未予以应有的重视。战争主体的实践能力靠知识来支撑。近来，已有作者意识到这一问题，《亮剑》就带有探索的意味，只可惜作者的意识与创作实践尚有距离。小说写李云龙、丁伟等接到命令去军校学习时极为不满，抵触情绪十分严重，最后在军令下才不得不前往。不久，丁伟显出“才气”，在毕业论文中高谈阔论世界格局下中国领土的防御问题，文采飞扬，才华横溢。殊不知，这些议论过于超前，不符合那个时代的人物语境，而且丁伟在极短的时间内，知识结构、认识水平和表达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质的飞跃，也不符合人物的逻辑。应该说，作者意识到了战争主体的知识能力对未来战争的意义，写丁伟、特别是刘伯承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才能，就极具审美新意。但是，这只是点到为止，丁伟、刘伯承自不用说，即是作者着力刻画的李云龙，也仅写他不甘落后、汲取经验教训组建特种部队以适应新的战争需要，并没有沿着作者所意识到的这一思路开拓下去，更没有塑造出一个具有丰厚的战争实践同时又有良好的知识底蕴的新型军人典型，反而沉湎于历史流程，醉心于事件的铺陈，使人物为事件所累，不堪重负。这是一个令人十分遗憾的结局，也是令人十分惋惜的探索。它表明，作者还缺乏深入历史同时又超越历史的眼光，缺乏以历史哲学的目光透视人物魂灵的穿透力；也表明，作者对战争主体知识能力的艺术驾驭力，还不具备，对未来的新型知识军人的形象蓝图，还不太明晰。如何刻画战争主体的知识能力，塑造出生动丰满的新型军人形象，是战争小说家亟待解决的创作课题。实际上，我军并不缺乏这样的原型，元帅中如陈毅、刘伯承等就是如此。他们不仅有丰厚的战争实践，对战争的认识表现出卓越的见解，他们对人生与社会也有宽阔的知识背景，他们的知识构成也极为丰富，他们因之而完成的新时代的角色转换也极为顺畅，这一切都为文学提供了丰厚的素材。但令人遗憾的是，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将他们的知识能力刻画得栩栩如生，颇具典型性，虚构性最为广阔的小说，反而显得苍白(包括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元帅形象塑造)，这实在是一个令小说界尴尬也令人们迷惑不解同时又亟待突破的问题。 第三，表现战争主体心理活动的承受力与控制力，应呈现出丰富性。战争主体的能力来自于心理素质，心理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战争的结局。实际战争中，战争主体的承受力与控制力，因部队不同、战局不同、环境不同、人员不同等而各呈不同。但我们的一些战争小说在表现这一方面时，往往大同小异，我们的指战员个个如英雄般坚强无比，而敌人则对于危险、恐惧、紧张疲劳等情绪的体验，多是难以承受和无法控制。六十年代以前的战争小说自不用说，八十年代后的小说多有改进，但似乎只在日本兵身上较为明显(这与他们的武士道精神及战史本身有关)，其他方面未见有大的起色。不能不说观念的东西仍有待于突破。战争主体能力中的心理承受与控制力，本是一个最具文学表现力的文学场，人的本性决定了战争心理的复杂多样，但我们用“应该的”来代替“现实的”，甚至用“应该的”来废除“现实的”，造成文学表现的极端化，教训极为深刻。实际上，人类的一些共性在敌我双方中都客观地存在，尤其是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军人，抗打击力表现得更为明显。退一步说，即便是出于人的本能，有时也爆发出极大的能量。在我方身上是如此，在敌方身上也是如此。这决不是说，表现了敌人非凡的承受力，就等于歌颂了敌人。而是说敌人也是人，将他们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应享受同等的创作“待遇”。当然，战争是高度的政治，鲜明的政治立场是战争文学最突出的标志，但我们仅仅停留在政治立场上，显然又过于狭隘了。 近年来，一些战争小说如《狼毒花》《我是太阳》《亮剑》《历史的天空》等已在塑造军人形象的力点选择上迈开了可喜的一步，但我们仍然期待着更大的突破。 原载：《文艺报》2010年06月14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6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