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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可还有古人称羡的“神仙眷侣”？如果有的话，傅汉思与张充和绝对当得起。比起较为人熟悉的张充和，傅汉思也许就稍显陌生了，我们更多知道的是那位作为张充和丈夫的傅汉思，而非耶鲁大学教授中国文学的傅汉思。《梅花与宫闱佳丽》（以下简称《梅花》）让我们了解了一个浸淫在中国文化中的傅汉思对于汉文化的思慕之情是如何的深挚。 《梅花》的副标题是“中国诗选译随谈”，准确地说，这是一本写给那些对中国诗感兴趣的人的书，这当中既包括熟知中国诗与中国文学的学者、读者，也包括那些“从未学过汉语的人，处于学习过程中的人，以及正在为这项学习是否值得付诸努力而犹豫不决的人”，而这种取向也使得这本书如《礼记》所言“大叩大鸣，小叩小鸣”，端看你自身学养如何，对中国文学的虔敬之心又如何。 既为“随谈”，全书也就不以文学史的路数来析解中国诗，而是以“人与自然”、“拟人化”、“回忆与反思”、“孤独的女子”等13个话题来呈示中国诗的诗艺、诗情与其中透露出来的智慧。这种方式和角度，未必如宏文大著般写得深，却颇能写得准。 这种“准”首先是对于诗歌本身的解读深入细致，进而能与古人结心。譬如开首一章，作者选取的是萧纲的长赋《梅花赋》，除了为便于外国读者理解诗作而进行的韵脚分析，傅汉思敏感地注意到了赋中反复出现的词“金”、“四”、“心”、“影”等，这些词的重复使用而形成的互相联系，使得梅花和宫闱佳丽两个形象的蕴意都更加深远，而这是“一种间接迂回的诗学手法”。惯常的思维都会认为中国作者写物是为了写人，物只是人的意识的投射和倒影，但傅汉思从梅花和宫闱佳丽的并置描写中看出萧纲并无主次之分，对两者的描绘是为了体现同一个主题，即“美的转瞬即逝”。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人从来不好以抽象观念表达，而更偏重“形容具体实在的形象”。同时，“一对”而非“一个”的安排，更会使“一场戏剧性的遭遇成为可能”，以形成“一种动态而非静态的表现手法”，让两个形象彼此朝着对方接近，此时的梅花就“扮演了树与女人的双重角色”。这种解读的角度和方式颇能跳出习见的解诗滥情空言之窠臼，入理而明晰。 全书大量的中西文学的异同比较也使得此书不啻为比较文学的杰作。但最需我们注意的是，这种比较并不只满足于说明文学现象在中西文学中的存在情况。其实总喜欢说西人有之，我亦有之，多少还带着一点五四以来的文化自卑情结。文学不是百货，不必家家相同，这不是什么好事。当人们遗憾中国出不了莎士比亚，西人并不会领情，他们从不叫嚷没出过杜甫、司马迁。傅汉思毋宁更倾向于将各自的文学个例提升到原型的抽象层次，旨在建立起一套为中国文学所特有的原型母题。 例如对《诗经·野有死麇》的讨论，傅汉思细致分析了原文并列举了高本汉和亚瑟·韦利等西方主要汉学家的解释之后，写道：“为了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主张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其实是一个原型：即猎人追(有时是杀戮)鹿同男人追(有时是强奸)女人等同起来。这个原型常常在许多国家的民间文学和正经文学中出现。在歌德的《浮士德》里，优弗里昂把他所玩弄的女人比作‘轻步的鹿’，把他自己比作‘猎人’。另外两个例子是英国民谣‘三只乌鸦’和德国民谣‘夜间猎手’。” 如果我们从原型母题的角度来理解整本著作，也就看出所谓的13个主题也并不简单是中国诗的13个方面，而更可说是中西文学常见的原型母题，其中蕴含着文学最普遍的观念。 原载：《新京报》2010年6月19日 原载：《新京报》2010年6月1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