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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当兵当到多高多高的地方，儿的手能摸到娘看见的月亮；娘知道这里不是杀敌的战场，儿说这里是献身报国的地方。儿当兵当到多远、多远的地方，儿的眼望不见娘炕头的灯光；儿知道娘在三月花中把儿望，娘可知儿在六月雪中把娘想……”——这是一首多么动人的歌啊！可以相信只要你用心来体味，你心中就有魂牵梦绕一样的旋律如热血澎湃，禁不住有流泪的冲动。这首《西部好儿郎》是王宗仁和他在青藏线的战友们集体创作的，也是他军旅情感大散文《藏地兵书》的魅力和灵魂。而我在这里之所以叫它“情感大散文”，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篇幅每篇都在万字以上，更重要的是它的主题恢宏大气，神秘磅礴的边关军事生活，在王宗仁的笔下凸现军事文学的钢铁旋律和青铜品格，在冷山、热血和高天厚地之间，把当代军人的铁骨柔情表现得荡气回肠又酣畅淋漓。 对于西藏，对于青藏高原，现在的我们已经不再陌生。在飞机、火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帮助下，那片古老的高原如今已经成为人们向往的旅游胜地，那里的雪山和草原，那里的蓝天和白云，那里的雪莲和藏红花，那里的牦牛和藏羚羊，还有那里的人民和风情，都成为我们心中最壮阔的景致。作为一个过客，青藏高原在我们眼里或许只是一道美丽的风景，但作为边关，藏地还有更多更深刻的秘密甚至死亡，或许只有把生命与这片亘古高原维系在一起的人才能够破译。显然，王宗仁有这个资格——他用100多次穿越世界屋脊的记忆和40多年高原文学创作的沉淀，把青藏线和藏地士兵的表层生活，重叠在一起，诗化为生命在极限状态下所呈现出的一种光辉。正如他所说：“高原军人的精神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里，变成了我从事写作也需要的一种精神。” 而这种高原军人的精神，就是边关军魂。从18岁到25岁，王宗仁把青春最好的时光献给了青藏高原。那个时候，他和许许多多的汽车兵一样，从早到晚握着方向盘在蜿蜒于高原上的公路上颠簸。那是上个世纪50年代，青藏线常年覆盖冰雪，他和战友们总是挂着抵挡提心吊胆地行驶着。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时间对他来说，长得无法形容，日子也永远枯燥无味。假如碰上抛锚，在雪山或戈壁上一待就要三五天，一个人忍饥挨饿地守着车，或许，这就叫孤独。那时候，他想得最多的是，什么时候才能离开高原？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7年！2000多个日日夜夜。当他坐在驾驶室里拿起笔在一摞加油卡片上写下他的第一篇“藏地兵书”的时候，他终于发现，寂寞的只是生活，心像雪莲花一样慢慢地绽放。如今，40年过去了，他说：“我无法数清我脑子里装了多少青藏高原上的故事：边防线上一个普通的战士，草原上一个藏族部落的兴衰，风雪世界里一泓热腾腾的温泉，总是望不到头的公路边矗立着一块蒙满尘埃的里程碑……我一次次地上青藏线，那里的人与事积累在脑海里成为我的创作源泉。” 让王宗仁没有想到的是，正是文学让他离开了高原，离开了曾经梦寐以求离开的地方，但也正是文学把他的心永远留在了高原，留在了藏地，并且一次次地呼唤他回到这片令他牵肠挂肚的地方。7年在昆仑山落地生根的生活和几十次翻越唐古拉山的经历，给了王宗仁以青藏高原上的军人血脉相连的情感，这种浓得化不开的情愫就像乡愁一样，难舍难分无法诉说。这或许就是他为青藏线写了400多万字的作品之后，情感仍然喷涌如泉的所在。1990年夏天，王宗仁在长江源头的沱沱河兵站遇到了这样一个人：他主动要求上高原工作，不久以后病痛缠身，但就是没人能说服他走下高原。他的脸被数种高山疾病袭击得犹如死人一样苍白，却出人意料地拒绝了王宗仁的采访。从此，这个名叫关茂福的兵站站长就走进了王宗仁的心灵，这个脸色苍白、肩膀瘦削、表情坚毅的男人，让王宗仁一下子对青藏高原有了更新的认识，这个新时代的军人让他的情感“有了一种从山谷升腾到山巅的感觉”。当时刚刚度过知天命之年的王宗仁问自己：我能像他一样吗？又有谁能像他一样？这两个问号，就像两把利剑，一直悬在王宗仁的心间。而这也正是《藏地兵书》的源泉和动力，以及风景。这本精美散文集收入了他重新创作定稿的《雪山无雪》《太阳有泪》《情断无人区》《西藏驼路》《苦雪》《五道梁落雪，五道梁天晴》《沉默的巴颜喀拉山》等18篇作品，几代军人在青藏高原的真实生活故事、生存境遇和生命本色，读起来确实比小说更精彩，比传说更感人。 “高原上没有女人是拴不住男人的心的！” 在20世纪50年代，这句话可谓石破天惊！说这话的人是一位将军，有“青藏公路之父”的美誉，他叫慕生忠。这话太经典了！事实上正是有了这句话，青藏高原的医院有了女医生女护士、通讯部队有了女工程师女技术员，军队大院有了家属院有了家，高原也终于拴住了男人的心。于是，王宗仁的作品中也有了女人。在青藏高原有许多无人区，过去这么叫是因为确实没有人烟，可是现在有了人，仍然还叫做无人区——是因为那里没有女人。可见，“女人是半边天”这句话在青藏高原比任何地方都深刻。王宗仁说，在青藏高原“女人是大半个天，是家的象征，是生根结果的标志。有了女人就会有孩子，就会带来生活的希望；有了女人就有了温暖，雪山就会荡漾起春风……”在王宗仁眼里，“女人是青藏高原上新鲜的太阳”——“军人的妻子有在高原服役的女军人，更多的是从内地来的女性，她们有的三五个月、有的要一年半载才能适应高原生活，还有的永远也无法适应。她们从千里之外踏上通向高原的路，支撑她们走完艰辛旅途的惟一希望是见到自己想念的人，然后在离他稍近一点的高原家属院里，等着他回来。高原家属院里永远出现的画面是：一个女人，或是一个女人领着一个孩子。尽管这样，仍是不断地有女人从内地来到高原，她们心甘情愿地留在高原上，为了心里无法终止的牵挂。”这是《藏地兵书》的另一种情怀。当你读完《唐古拉山和一个女人》《嫂镜》《女兵墓》和《昆仑山离长江源头有多远》，你就会清楚来到高原的女人们的内心的从容和干净，你就会清楚当你面对青藏高原的时候为什么需要仰望。 冷的边关热的血，《藏地兵书》没有也无法回避死亡。每一次去青藏线，王宗仁都必须去一个地方，那就是青藏线起点城市格尔木的“昆仑烈士陵园”。他每次都去那里祭奠英魂。王宗仁说：“因为他们，我不停地写青藏线，一直写了40年。当我走上高原，将瓶中的酒洒向陵园的时候，我都能听见地下战友们吱吱的咂嘴声。”的确，死亡是任何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对青藏线上的军人更是如此。酷寒、冰川、缺氧，以及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和自然，每一个军人都时刻做好献身的准备——早晨两个战友还在一起说说笑笑，傍晚其中一个就被雪崩夺去了生命；出车前他怀揣着远方未婚妻的来信，一路上还背着战友偷偷地看，他准备执行完这次任务后回来给心中的她再回一封情义绵绵的长信，然而却因为高原反应他永远长眠在拉萨河谷了……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了。一年一年的采访写作，让王宗仁明白：高原军人的献身，或者说死亡，是生命本性决定的生命现象、生命真理。因此，“对于青藏高原的军人来说，死亡已经成为一种力量，一种让活着的人为了好好活着而格外坚强的力量。”王宗仁说，“我写青藏高原，如果离开了死，就是离开了高原军人的心灵。我写他们悲壮的死，也写他们死时留下的诸多遗憾，写死是为了生，是为了还活在那里的人能够活得更有价值。”因为“一个既珍惜生命又不惧怕死亡的人，他才能永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宗仁的《藏地兵书》告诉我们：在青藏线上，最可贵的其实是高原军人面对死亡的那种万死不辞的坦然。 一片“兵心”在高原。在中国或许找不到第二个作家，像王宗仁一样把生命化作青藏高原的一部分，真情写了一辈子青藏高原。而在王宗仁眼里，青藏高原的坟墓“没有死亡，这是一片永远醒着的土地”，是“几代高原军人用生命筑起的高地，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屋脊”。而当他每一次置身青藏线，看到那些皮肤被紫外线炙烤得黝黑的高原军人的时候，他都依然有着强烈的感动和激情。在他看来，这种感动和激情其实就是一个作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因此他告诫自己，作为一个作家，一个从青藏线土生土长出来的作家，面对青藏线的士兵的时候，他《藏地兵书》中的每一个文字都应该问心无愧。而作家对青藏高原的这份独特的情感，正是他为我们破译藏地密码的钥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