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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的一个春日，部队的将军作家白刃突然家访。他年长我十六岁，是我文学的前辈人，又给我带来了他刚刚出版的六卷文集，使我感动不已。特别是他送书时，他还说了如是的几句自我调侃的话，就更让我不安了。他说：“这些涂鸦的文字，给你的书架增加负担了！ ”我感动地说：“您是我喜欢的部队作家。所以喜欢，全然在于书中展示的生活的真实和艺术手法的独特。 ” 我的回答绝非客套，而是出自心声。我还是在学生时代，就读过他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血战天门顶》。在我的印象中，他是用另一只手写战争题材小说的作家。记得，在学校文艺组的成员讨论描写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时，我说过类似的话：在战火纷飞的历史岁月中，能够把小知识分子当成小说主人公的作品极少，而白刃是其中的一个。时隔不久，我又在报刊上看到了他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第一部受到批判的文章，当时的时间在五十年代初期。时至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我才读到白刃同志此部长篇小说的第二部，第一部与第二部的出版时间间隔几乎半个世纪。因而在我赞美白刃同志坚忍不拔的意志的同时，心里也不禁留下一个问号：就是以“十年磨一剑”来苛求，白刃同志的长篇第二部，也不会相隔五十个年头。 也算是一种缘分吧，十几年前我有幸与白刃同志晤面于四川五粮液酒厂，后又在长江同游三日，才得知他《战斗到明天》第二部难产之谜：从《战斗到明天》一书问世开始(此书为茅盾作序)，他的生活就陷入了沼泽，任凭他怎么检查，也没能爬出“沼泽地带”。尽管他对《战斗到明天》第一部已然进行了多次修改，但是一次接着一次的政治运动，那卷《战斗到明天》长篇第一卷，就像是一条割不断的尾巴，一次接一次地进行自我检查，一直到了文革结束。之后，到了五十年代之尾，一场反右倾运动，他又被网在其中，头顶“漏网右派”的帽子，送往农村劳动——当然，在批判他右倾的时候，忘不了把《战斗到明天》第一部挂在打靶的靶牌上。在此期间，他既无工资，又无编制；他的四个孩子，都靠他妻子的微薄收入生活。要是没有周恩来总理的关怀，没有一九六二年的广州会议，他可能成了革命了几十年的无业游民了。在广州会议上，他得到了平反——他的话剧《兵临城下》(当时还没改编成电影)再次演出，周总理曾三次去观看演出，不但给了很高的评价；还特意约白刃去中南海，与白刃商谈将此剧改编成电影的问题。可是好景不长，文革台风刮起之后，他再次被吹进了台风眼——江青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纪要”之中，其罪名之大，可谓耸人听闻：为国民党树碑立传。于是白刃再次成了 “死不悔改的三反分子”，发配到大西北劳动改造。试想：在那些疲于奔命的日子，怎么会有心情续写长篇第二部呢？ 白刃对我倾吐这些往事，是在长江轮船的甲板上。记得，那天江风很大，我们在轮船上交谈时，白刃稀疏花白的头发，被江风吹得七零八落——强劲的四五级大风，几次哽咽住了我们彼此交谈的喉咙。之所以如此，不仅仅是命运有近似之处，更让我为之心动的是他对中华民族的一片赤诚：白刃祖籍闽南，幼小时就漂洋过海到菲律宾谋生，他浪迹过菲律宾的几个海岛，最后在马尼拉谋生时，中华民族爆发了抗日战争。小小年纪的他，为了民族存亡和国家命运，毅然地跨海归来，在1937年参加抗日的部队。从南海之滨到鸭绿江畔，留下了他南征北战的足迹，其心其志其灵其肉，一直与民族的命运融为一体。他历任过八路军参谋、报社主编、广播电台台长……在解放战争中，曾参加过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真可谓满腹战争生活。试想，我们如果能给这样一位作家以充分的写作时间与空间，能写出《兵临城下》那样优秀电影剧作来的白刃，能奉献给人民多少好书呵！可是历史给他留下无法填充的生命空白。我当真为这位部队的顶级才子惋惜！ 在江轮上，为了转移这种哽咽的局面，我给白刃讲了个开心的故事：我在劳改队时，有一天放映电影。放映电影的农场场部，当时正值三九寒天，天地间还刮着四五级寒风。但是“老右”们一听是放映《兵临城下》，无一缺席那次难得的“夜宴”。我们是坐在小马扎上，把手揣进棉袄袖口并不断跺着双脚，看完了《兵临城下》的。在那么冷的夜晚，没有一个人中途溜号不说，我们还迸发出热烈的掌声——在那个文学公式、概念作品成灾的年代，那些冻红了的巴掌表达出的心声，是对白刃艺术才能的最为有力的赞颂。 白刃笑了，对着滚滚东流的江水说：“文学不能愧对历史，让时间来充当文学的最后法官吧！ ” 这个江轮上的画面，至今还清晰如初。值此2010年暮春之夜，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笔者陈述这些昨日往事，意在说明文学是生活与精神所孕育的连体婴儿，任何形式的文化干预，都会伤及文学的灵肉；我同时祝福已然九十三岁高龄的白刃，坦然地笑对人生夕阳——因为他的作品既无愧于历史，更无愧于一个作家的人文良知。 原载：《解放日报》2010-05-17 原载：《解放日报》2010-05-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