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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歌的叙事和情感是相融在一起的。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现代诗脱离了虚幻的抽象的表述，加强了可触可感叙事因素,使诗拥有了它自身的肌质和呼吸。我们的语言和经验是从身体里生长出来的，诗歌中的叙事和人的身体、情感发生着联系，诗歌中有了事，有了情，就有了身体；有了感觉，才有活的充满了生殖能力的诗歌。“打工诗歌”写作中出现的叙事性、戏剧化、身体描写成分等恰恰对应当代诗歌中出现的某种整体特征。人类身体工业、身体文明的外化、物化与异化，大有遮蔽我们自然而赤裸的身体的可能，使人类不仅心为物役，也身为物役。然而麻木的人类似乎对以牺牲肉体为代价所换取的表面文明已经习以为常，对污染人类灵魂、挫伤人类心志、迄今依然甚嚣尘上的物质至上主义已经如醉如痴。现实世界对身体的长期压制，唤起已经千疮百孔、备受凌辱的身体的觉醒和反抗。在尼采看来，欲拯救人类，遏止人性颓败，找回真人，信仰实在的身体比信仰虚幻的精神更具根本意义，因为身体才真正代表生命和整个人类。然而由于过去几千年，“身体一直都是被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和政治所俘虏的躁动不安的囚徒”，因此今天解构主体、解放身体，一切从身体出发，以身体为准绳，进到生命之心，是身体本能所发出的、比陈旧灵魂的主观性编造更令人惊异的思想。回归身体，从身体的角度重新审视和评价一切，以人之生命和身体作为人类心中的太阳和行为实践的轴心，将历史、艺术和理性都作为身体弃取的动态产物，而不是僵死的概念的建构或理性的重建，将有着颠覆乾坤的价值。当我们在诗歌的艺术世界中找寻对身体的叙事时,发现同样面对“身体”,不同的诗人给予了不同的诠释。 这一位，请允许我略去他的姓名 /他和他新婚的妻子去广州打工 /妻子却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谢天谢地，他们遇上了一个好老板 /他捧着妻子的骨灰和十多万的赔偿金/ 回到家乡，生活从此开始恍惚 //好了，还需要这样罗列下去吗 /生活每一天都在继续，我提他们又有何用 /一种主张，诗歌要更多地面向内心 /我也想写写我的内心，我相信它值得一写 /但现在我的内心被这样一些人，一些事 /狠狠地占住着，如果我依然无耻地 /在那里我，我，我，我真的应该远离诗歌 （李以亮《一些人，一些事》） 如果我们的诗歌里没有一些人，一些事，那么我们真的应该远离诗歌。在“打工诗歌”中，历史事件纷纷展示在身体上，它们的冲突和对抗都铭写在身体上，可以在身体上面发现过去事件的烙印。在“民工”失去主体性的时代，被压抑的身体只能以流离失所和隐名埋姓的方式存在。失去土地和家园的人们在他者的空间里流浪和被放逐，他们成为没有主体身份的客体存在，主体身份的虚无意味着其背后政治和经济力量的空缺，失去身份的人也失去了语言，失去了身体，沉默的存在或是借助于别人的语言——孙志刚，一个误死大学生的身份符号背后是他们身体的巨大的创伤性体验： 现在你安静了。 /一枚只剩下脉络的树叶 /孤零零地躺在大理石面 /白色的长橡皮 /擦掉一个一。 //一直都在起风。/ 海面上，巨浪摇晃 /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 /战战兢兢或者不出声 /——泰坦尼克就要下沉。 //他们打捞起你。/ 抚平你湿漉漉的头发 /放开攥成拳头的手指 /套好鞋子，包扎好身体 /你的样子 /是多么温顺 //陪着你，进入安静。 /一幅油画：/ 肌肤泛白，指甲变黑 /凝结的血痂，圆形的黑印 /皮肤下面的风暴 /都已清洗或者平息。/ 就像结束掉一场音乐会 /拥挤的人们忙着退场 /妻子跟随着丈夫，孩子跟随着父母 /回家或者去酒吧，做爱或者争吵 /背景音乐的后面 /你的影子，渐渐淡去 //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 /盖图章的小纸片。丢失纽扣的外衣。 /窗口的月亮和不被知晓的小秘密。 /月光漂白了墙壁 /黑夜淹没住声音 /满意！感谢！感谢！* /三次。心脏沉了三次 /就到了谷底。// 现在你安静了。 /不抗议。不下跪。不哀求。/ 不哭泣。不游行。不喊叫。 /就像，一个最好的良民。 *被收容致死的中国公民孙志刚在黄村街派出所意见本上留下的最后遗言（艾先《良民》）。 一个人就是一个身体，身体是我们在世上的唯一证据。身体安置于出发点和归宿之处。历史常常缘自身体的冲动，“皮肤下面的风暴”，事件的起源植根于身体，历史的变迁可以在身体上找到痕迹，它在身体上刻下铬印，身体既是对“我思“、“意识“的消解，又是对历史事件的铭写。身体问题正凸现于变革时期的日常生活，孙志刚悲剧性的命运也倒映着其他人的现实处境。在《良民》中，诗人用文字复活了孙志刚被践踏和毁灭的身体，重构和反思灾难发生的细节和机制，对社会生活令人恐怖的本质进行了批判的、悲剧性的揭示。对于真正的诗人而言，每个人的死都是他的死。有多少人死去，他就要死去多少次。无奈的处于一种被剥夺身体和声音的境遇中，诗人不是耶稣，不能以自己的死为民族、祖国、人类赎罪。作为有限的、卑微的、时刻体验到无力感的个体，他所能做的，就是将死亡和苦难射入文字，将身体史上最惨痛的灾难收留在语言中。诗人没有办法阻止黑暗力量生长为祖国的“第二领土”，挽救不了被伤害的身体。那些身体常常以“物”的形式而存在，城市的大众传媒中的社会新闻充满了矿难、爆炸、死亡、犯罪、血淋淋、伤残、尸体……，这些是他们进入大众传媒视野的理由，即只有当他们被当作尸体：血、肉、欲望还有眼泪，一种生物性的存在的时候，他们才获得进入大众传媒视野的可能。人，这么彻底地退回到自身、退回到自己的身体、退回到自己的孤独性中，退回到自己的无助感中。“2005年5月20日,《新京报》头条消息/河北承德暧水河矿难，51人被困井下/一幅巨大的照片：悲痛不已的女人们/在哭恸祈祷，她们的亲人至今生死不明/她们的担扰是一块煤的担忧/她们的悲伤是一块煤的悲伤/她们的哭声是一块煤的哭声//在这个世界上，谁也离不开煤/但有多少人会为一块煤哭泣？/有多少人会看重这些黑不溜湫的煤？/又有多少人去关注这些煤的命运？/一块煤是火焰，是生命/是我们的父亲和兄弟/一种生命为另一种生命燃烧/又有多少人为此心怀感恩//让我们祈祷，祈祷这51块煤/不要这么快就燃完自己/祈祷这51盏矿灯，像天上的星星/没有风能将他们吹熄”（郁金《为一块煤哭泣》）。但当我们看到的只是被抽离了真实的痛楚感的灾难，以及眼泪、尸体与遗骸这些物的存在之时，被压抑的身体就永远只能是匿名的存在。当弯曲的天空中是满是牺牲者漂浮的身影，一个建立在他者无言的牺牲和痛楚之上的现代文明无法和平。身体的匿名，并不意味着存在的虚无，而是相反，它是我们所知世界的内部构成，那些匿名的存在是我们的原罪，它意味着被压抑者的权利总有被追讨的那一天。中国近现代史以来，被压抑者获得身份和追求解放的过程曾经以不同的“革命”名义被指认，它在中国辽阔的城市与乡村之间展开，绵延不断。如果说革命是一种罪孽，这样的罪孽其实内在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它的孽子孽孙，它是烙在我们额上的红字。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一部血与火的孽债史，每一座城市都背负着原罪，所谓现代化，也只能在这样的沉重宿命中追寻救赎之路。 辫子应约来到工棚/他说：“小保你有烟抽了？”//那盒烟也是偷来的/和棚顶上一把六四式手枪//小保在床上坐着/他的腿在干这件活儿逃跑时摔断了//小保想卖了那枪/然后去医院把自己的腿接上//辫子坚决不让/“小保，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小保哭了/越哭越凶：“看我可怜的！”//他说：“我都两天没吃饭了/你忍心让我腿一直断着？”//辫子也哭了/他一抹眼泪：“看咱可怜的！”//辫子决定帮助小保卖枪/经他介绍把枪卖给一个姓董的//以上所述的是震惊全国的/西安12.1枪杀大案的开始//这样的夜晚别人都关心大案/我只关心辫子和小保//这些来自中国底层无望的孩子/让我这人民的诗人受不了（伊沙《中国底层》） 这种以原始事件为素材的叙述，对当下生存环境的直接呈现，可谓触目惊心，可谓果敢决绝。伊沙的这首诗选取的是“西安１２．１枪杀大案”，他将戏剧独白、沉思追问扭结为一体。诗人成熟的心智使一个事件转化成了经典性的、对人具体生存情境的研究和分析，向既有的存在处境发出质疑，勘探到了悲剧之根。在生存的世界，危险和恐惧的根源来自身体，任何一个身体既可能成为另一个身体的杀手，也可能成为另一个身体的牺牲品。身体之间彼此都潜藏着阴郁的威胁，身体的关系变成了危险的关系，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可见或隐秘的黑暗地带。就此而言，每一个身体都应该昭示它的秘密，都应该被详尽地观察、检测、探究。通常人们习惯的是去妖魔化地理解那些犯罪者，对他们切身的生存处境却不会予以考虑，但这里伊沙偏偏要设身处地，去关心断了腿的小保，去关心“这些来自中国底层无望的孩子”， 发现生存状态恶化背景下的底层沦陷，挖掘呈现被意识形态遮蔽的那部分中国现实，在诙谐中让我们看到被概念覆盖和捆绑中的身体的绝望与哭泣，为被剥夺了言说权力的沉默的身体发声。作为知识份子，伊沙的“爱和悲悯”已是难能可贵。我更为感动的是他直面“中国底层”时显出的愤怒与真诚。“让我这人民的诗人受不了”。“我都两天没吃饭了/你忍心让我腿一直断着？”伊沙在细节的选取上带有他的匠心，这首诗歌的力量更多的依赖于身体细节对人的打击力。对公民身体的照看和呵护应该成为生命政治的核心，否则就是对生命和身体的杀戮、残害，最终导致身体沦落和人性颓败。以前，人们只是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留意到身体，现在，诗人却无时无刻不在洞察身体的真理。 听说等买火车票的女孩被踩死了一只 /她只不过想回家过个年 /听说排队的人还不想给救护车让路/ 担心丢失了自己的位置 /女孩就是麻雀啊 /垂着无辜的脑袋羽毛凌乱/ 周围依然是人头攒动乱腿纷飞 /阳光从肢体茂密的缝隙里渗在她失血的脸上 /麻雀的手掌摊开了几张纸币 /回家的希望和生计的烦恼终于不再揪心// 此时我怀了孕的老婆正在赶回东北过年 /她坐在飞机上 /眺望着无限壮阔的河山 /憧憬着未来 //我悲哀地想着我将出世的孩子，/ 未来会不会也要体会这个世界的孤独与拥挤？/ 会不会也要在排队的人流里无助地哭泣？ /在荒芜干涸的心灵里还会不会透进一缕阳光？// 子宫里温暖 /他感不到生活的冰凉 /我想象他此刻鱼一样在羊水里游荡 /我想象那个躺在广场上的麻雀一样的女孩/ 在最后一刻，她/ 有没有怀念起在母亲子宫里的快乐时光 /那时侯她也是一条洁白的鱼/ 吮着脚趾，满怀着希望（嗦罗蜜《等买火车票的女孩被踩死了一只》） 我们现在需要追求从冷漠的政治社会回到人性的身体社会，因为只有身体社会才是适合于人生活的。身体不在，人的一切都将丧失。在《等买火车票的女孩被踩死了一只》中，诗人渲染出一个身体停滞凝固的状态，强烈的真实感给人以巨大的震撼。诗人作为一个旁观者，但他的叙述却显示了他心灵细微处的波折与痛感，以及强烈的无力感与愧疚感。这样的诗离生命更近，离死亡更近，离大地更近，离中国的“春运”更近。中国的“春运”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小小的火车票，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承载着无数个身体的渴望、悸动与思虑。火车票已经为我们写下了谶语：它是一个时代的孽，一个时代的耻，一个时代的痛，一个时代的梦。“长长铁道线上/缀着无数/蓬头垢面的小站/小站后面/藏着无数/灯影晃动的故乡”（西风野渡《春运》）。“背靠在/火车前进的/方向上/ 手心里攥着/一张无座车票 /身体是一个/装满液体的瓶子/ 左摇，右晃 ”（叶想《春运》）。春运民工列车上的那种特异的气味，那种人与人之间肉体与语言的挤压，那种涌动如地火一样的人性的呼吸与血液……“打工诗人”的诗歌更加真切地让我们感受到春运的一个个侧影，感受到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和情感状态。“车票的时间/不要太早 太早我请不到假/也不要太迟 太迟假期不够长/最好是工厂放假的次日/如果太匆忙/我怕我会把自己遗忘//起点站是广州/终点站是故乡/在工厂日日上班夜夜加班/没有到过工厂以外的地方/不要随意更改地址，不然我找不到方向/有没有座位，没关系/在工厂，我已习惯站立/站着，只要能抵达故乡//这样一张窄窄的火车票/装载三年来，母亲的盼望/预订我三年来回家的打算/这样一张窄窄的火车票/每年一盼，年复一年/那一头，母亲白了鬓发/这一头，我长长的耐心，磨损了青春”（家禾《渴望订到这样一张火车票》）。诗中简单明了的阐述了一些被我们所忽视的问题，诗人的声音是人们遭受的苦难和失败的回响。我们似乎听见一个（一群）年轻的农民工在火车站售票窗口排着长队时的心声。与广州遥遥相望的是故乡、母亲。故乡、母亲，也许还有节日依然属于它们。应该能够注意到诗歌所显示的这样一个结构：火车票的两边，一边是经济社会，是谋生之地；另一端是故乡、母亲所暗示的家园、生活传统。它们被现代社会分离、隔离了。对人们来说，车票是重新把二者脆弱地暂时联结起来的纽带，然而车票却不能解决这个“结构性的矛盾”。现代交通工具所暗含的技术力量，更多地充当了分离者。一个打工人的境遇已成为今天普遍的状况：不再生活在自己的故乡，没有时间和母亲（亲人）生活在一起。节日组织起来的不是生活，而是分离，甚至是生死离别，“买火车票的女孩被踩死了一只”。“火车开了一年，在大地蜿蜒的腹部/养成一只消化不良的胃/我们强忍一年的劳碌与思念/还得同火车一起带病奔跑/世界只剩下一面倾倒的栅栏/越过这道无法删除的程序/方能完成上一载的光阴//我们还要被岁末的寒风拖动多久/铁路像一条松驰的表带/总是难以将抵达的时间/紧密地扣在腕上/这一年最后的日程/终究还是不能寄托于自身//春节从不晚点，火车却发了脾气/无视票价不再上涨的告慰/土地狭长坚韧的脊梁/负不起一张单薄的车票/我们要怎样才能走到来年/时光在奔跑，而我们年复一日”（安石榴《春运，火车……》）。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诗人慢慢把词语的锋芒逼回到骨头里。节日几乎是与疼痛、与关怀联系在一起的，像时代的急性病，耗尽了多少人的青春和悲悯，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以来的种种大命运与大悲悯大欢喜。 在“打工诗歌”里，更多是关于生活琐碎事件的描写和叙述，即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件。叙述是一种事件，它使事物的本来面目一次次得到展现。优秀诗人可以通过自身亲历或大众熟悉的“小事件” 写出有“大意识”的博杂的诗篇，写出准确、真实地与社会面貌及时代进程相关联，具有某种“见证”意义的诗篇。 打工仔杨平曹连成/下了班为台湾老板做金饰活/十八岁的人，很瘦/他俩自信在这时的薪水/有钱才更小心地花//回到宿舍时间还早/他俩相互踩一踩酸痛的背/晚上就可少花点钱/洗个头，和湘妹聊会天/回到床上再听听“夜空不寂寞”/有时在身体里奔驰一番自己/这样过一天 他们知足/有时还感到生活奢侈了点//这时杨平想起同女孩的一次失败/就说背上的力气不够/曹连成也想起有一次时间太快/没有好好把握（那次有点怪杨平）/曹就用手反推着上铺使劲/只听到杨的身体里脆响一声/杨一声惨叫，昏死过去/医院证明由于受到外力冲击/中枢神经受损/致使杨平腰部以下瘫痪/受到诉讼及经济赔偿的影响/曹带着单薄的身体/五天后失踪在/一个无人接听的电话号码里（王顺健《打工仔杨平，曹连成》） 《打工仔杨平，曹连成》写的是打工生活的“变形记”和变形后的具体形态，王顺键凭借语言的张力传达了最普通卑微的“打工一族”生命内存的痛感。王顺健写的是一个关于身体的意外事件，但不是重大的社会事件。致力于在诗歌中反映社会问题，这一特点使“打工诗歌”在同时代的诗歌中显得尤为突出，但是优秀的打工诗人很少在诗歌中采用直接的方式描写社会问题，也很少直接面对过社会事件，从而把自己的话语方式和多数区别开来。每一个身体始终有一个统一的意志：疼痛和愉悦，但每一个身体都是与众不同的，每一个具体的环境和细节所产生的效果都是有差别的。“不同”构成了写作的必要性。 风一吹来 就打痛我蓬乱的发/风中的沙子/在眼睛里哭泣/却肯不出来/我在赶路 从乌达新区/到我上班的那个黑洞洞的煤矿/之间的路程 是一个下午中脚跟/与腿尖的距离//我在煤矿中看见的只有黑暗 /和恐惧/头顶上的安全帽/充当着什么角色/在瓦斯与排气扇之间/我的呼吸多么胆怯//一个工友的一声惨叫/被淹没在塌方声里/在矿灯微弱的光亮里/我看见他痛苦扭曲的脸上/那一层煤灰/在脱落（张守刚《1992：蒙古乌达》） 冲压，拉伸，切割/金属的碰撞声/充满1993年的那些日子/我必须牢记那个夜晚/手指如此脆弱/在冲床的一念之差中/血肉模糊/呻吟是没有用的/我必须面对痛苦/和面对自己残损的左手一样/将自己的心揪紧（张守刚《1993：江口汽修厂》） 张守刚是打工诗人中 “身体口语”诗人，他直面身体，诗歌现场感很强，肉体逼向真实的体验。读这些诗我仿佛听到诗人的心跳，感受到一种揪心的痛感，这种痛感来自诗人自身的窘境以及面对生活挤压下的无奈。打工诗人张守刚的痛感是从我们的生活经验出发的，跟我们的身体、身边的事物有摩擦。他的疼痛感是可以传达到我们的血肉里的。他所揭示的活生生的命运的现场感和尖锐性，不是来自观念、甚至也不是来自体验，而是来自他和他的工友们劳作着的身体，来自那切身的在场的见证和经验，带有自传的性质。“打工诗人”即使写“他者”，他们的诗歌仍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这些对话与诗人生存的社会环境有紧密的联系。 龚忠会/女/20岁/江西吉安人/工卡号：z0264/部门：注塑/工种：啤机/入厂时间：970824//啤塑时，产品未落，安全门/未开/从侧面伸手入模内脱/产品。手/触动/安全门/合模时/压烂/中指及无名指/中指2节，无名指1节/属“违反工厂 安全操作规程”//据说/她的手经常被机器烫出泡/据说/她已连续工作了十二小时/据说事发后 她/没哭 也没/喊叫 她握着手指/走//事发当时 无人/目 睹 现 场（谢湘南《一起工伤事故的调查报告》） 谢湘南通过叙述的细节化把生活现实引入诗歌，删去抽象的词汇符号，以立体的观感透明地展现人物、事件、场景，以独立的个性向自己、向一个复杂的生存的时代说话，保持了诗歌写作的现场感。尖锐的人物叙事和经验的事件的细节转述，使他的诗歌具像又抽象，从极富质感的可视的指向诗的不可见的东西，或者说他的诗歌中的观看是幻觉的直观。“打工诗人”对“他者”的叙事也有一种切肤之痛，因为他们是现场的承受者、目击者和见证者。“事发当时，无人目睹现场”，但诗人记录了身体受难的真相。他们的诗歌书写了疼痛感。但这种痛感不是纸上的，也不是一般诗人那样的遥远的痛，他们的痛是及物的，是到达我们血肉的痛，这种痛一直能够刺激我们，也能够唤起人的情怀。 如果从海洋吹来的风更大一些，生活的咸味更浓一些/那个在风中追赶的铝罐的老妇人，她奔跑的脚步/象风，从四川内陆到广东的海洋，蹒跚、忧郁、坚定/生活的咸味在风中越来越浓//这个叫田建英的拾荒者，她咳嗽、胸闷，她花白的头发/与低沉着的咳嗽声一同在风中纠缠，一口痰/吐在生活的面包上，带血的肺无法承受生活的风/吹打。尖锐的鸣叫，她吐出的生活/晾在路上，让一辆开往四川的车载着//1991年她来这里，背着五个孩子和一个病重的丈夫/那天她34岁，跟村子里的小姑娘，她在出村的风中张望/泪水，打湿露珠和麦子上的光芒。1996年，她回乡/带来了辍学的老大与老二。1999年再回去/将全家搬到了这个叫黄麻岭的村庄。她说，那时她见到了/新世纪团圆的月亮。2001年老大在深圳吸毒贩毒进了监狱/老二去了苏州，老三、老四各自有了家，在云南湖北/丈夫嫖娼，染上性病。老五在酒店出卖肉体/这些年，她一直没有变，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一点睡觉/四天去一次废品站，在风中追赶铝罐/有时低下头，想念一下还留在川东的亲人（郑小琼《风中》） “2001年老大在深圳吸毒贩毒进了监狱”， “丈夫嫖娼，染上性病。老五在酒店出卖肉体”……， 郑小琼特别敏感于生活现场中的一些人一些事，为此并丝毫不厌其烦生活的琐碎，通过机智的口语展开细节描述，从而实现戏剧化的出人意料的阅读感受。这个叫田建英的拾荒者是一个打工者，她的亲人还是打工者，在她们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打工者最凄惨的遭遇与最坎坷的命运。田建英不能承受社会生活中那些错综复杂的“轻与重”，但却在承受着。诗人让事件和场景在鲜活的口语中自觉地呈现出来，让经验贴近现实时更加准确、有力地接近于感知。写作，就是在生活中一次又一次的发现，是个人经验的不断提起和上升。郑小琼把口语融入叙事中，在语境上营造饱满的鲜活度，他一方面注重当下日常生活经验的渗透，对人性与生命本质给予关注和逼视，另一方面不停留在词语的狂欢上，而是让“日常用语”和“事件”说话，而自己却像一个旁观者躲在背后。郑小琼“不止一次写到她们，北妹、打工者/她们在五金厂的机台、电子厂的拉线，以及/神色暧昧不清的酒店、发廊——/她们的恋爱因为奔波迅速的撤退，剩下/渺小，陈旧的孤独，在倾听，询问”（《她们》）。郑小琼的诗歌由己及人，转向更多的具有同样命运的人身上，但把自己始终作为打工群体里卑微的一员，在表达自我的同时传递出更深刻、更广泛的现场意义。现场是我们获取诗歌经验和精神要求的源产地和出发点，每一次触碰都是有意义的，意义在于我们之于人群和世间的梦想和要求，它们融会贯通，左右逢源，并且贯穿到了每一个具体生命经验和思想当中，成为一种共同的经验和要求。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0年02期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