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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是中国的产物。”[1]在禅宗那里，集中体现了中国民族性的复杂与奇异：它是东方神秘主义思维方式的体现，讲“顿悟”，讲“彻悟”，因此而明显不同于正统的理性思维，也因此而与西方现代派的非理性思维心心相印；它启迪个性，标榜个性，张扬个性，从“本心即佛”的理论直至“呵佛骂祖”的“狂禅”境界，又将中国传统的“狂人”精神推向了极致，这样一来，它又与现代以来的“反传统”狂飙，与解构一切的“后现代”狂潮息息相通了。由此可见，禅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异数。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超凡脱俗的审美品格，讲“禅气”、“禅思”，追求“幽深清远的林下风流”，体现出传统士大夫超越尘世、物我两忘的宁静情怀。这样的情怀无疑具有浪漫主义的气质，既是道家崇尚自然，推崇个性的思想延伸，也与西方十八世纪以来主张回归自然、回归内心的浪漫主义思潮颇有神似之处。从这个角度看去，禅宗便具有了十分丰富的文化品格：它是中国的，也具有世界性；它时而狂放不羁，时而宁静玄远；它难以言传，又影响深远。 在思想解放的年代里，禅宗因其与个性解放和非理性思潮的天然亲和性而必然受到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青睐。于是，它也在当代文坛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这样，“禅宗与当代文学”就成为“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贾平凹与禅宗 贾平凹是当代文坛上的奇才。他对传统文化的涉猎之广、浸淫之深，在他的同龄人中，也许是首屈一指的。他的朋友告诉我们：“他认真啃过佛经……对佛教特别是禅宗饶有兴趣……他以童心般的好奇来探视神秘玄妙的佛教世界”，直至“自取一法号聊以自慰，曰：抱散居士。”“别人索他墨迹，常书‘禅静’、‘禅怪’以赠。”[2]贾平凹自己也多次谈到学禅之事：“我跟一位禅师学禅，回来手书在书房的条幅：‘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3]“星期日……去寺院里拜访参禅的老僧和高古的道长……与历史对话，调整我的时空存在，圆满我的生命状态。”[4]在这样的自道中，我们不难发现作家感悟人生、体悟世界、探求艺术的一些思想轨迹。在谈及自己的文学师承时，他还说过：“我学习废名，主要是学习他的个性。他是有个性的作家。我写作上个性受废名的影响大。”[5]众所周知，废名的小说创作深受陶渊明、李商隐、周作人和禅宗的影响，风格冲淡、古朴、玄远。贾平凹学废名，可谓找到了知音。 贾平凹从小性格羞涩、孤独，在政治动荡的漫长岁月中，是家乡“门前屋后那重重迭迭的山石，和山石之上的圆圆的明月”给了他慰藉。他说：“这是我那时读得有滋有味的两本书， 好多人情世态的妙事，都从它们身上读出了启会。”“山石和明月一直影响着我的生活，在我舞文弄墨挤在文学这个小道上后，它们又在左右了我的创作。”[6]从自然中感悟人情世事，正是禅宗的路数。贾平凹的许多散文写的是自然风物，却蕴涵了玄妙的世事哲理：《丑石》由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被普通人看不起，却在天文学家眼里显示出陨石的本色，悟出“以丑为美”的玄理；《空谷箫人》写烦闷中吹萧吹入忘情境界，感悟山水林木都成了自己的知音，点化出人与自然相契的禅思；再通过那姑娘借竹子无忧说山里人自在，进一步启迪人思考烦闷与欢乐系于人心的禅理；《对月》写月亮的永恒、自在使人感悟万物的圆满；《黄陵柏》记录了柏的诸般仪态，写的是柏，又处处使人联想到世态人心；《树佛》从一棵老柿树上感悟佛的品德：和涵、平静、宽容、温柔……从一景一物中感悟世界的奇妙，在刹那间的感受中体悟永恒，正是“顿悟”的妙得，也是中国古典散文最常见的艺术手法。而作家对“月”（例如《月迹》、《对月》、《月鉴》、《一个有月亮的渡口》等篇）、“竹”（如《文竹》、《风竹》等篇）、“树”（如《一棵小桃树》、《黄陵柏》、《弯榆杂感》、《陕南笔记·干雨松》、《宿州涉故台龙柘树记》、《关于树》、《树佛》等篇）、“花”（如《冬花》、《访兰》、《访梅》、《观菊》等篇）、“石”（如《丑石》、《陕北八记·清涧石板记》、《雨花台拣石记》等篇）、“水”（如《泉》、《溪》、《池塘》、《温泉》、《关中小品》中的《黄甫峪水》和《高观潭》、《夜游龙潭记》、《柳湖》、《未名湖》等篇）、“寺”（《关中小品》中的《法门寺塔》和《仙游寺》）这样一些意象的偏爱，也体现了作家“静虚”的审美情怀，契合了禅宗的审美旨趣。 散文之外，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也蕴涵了禅意。这禅意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注重诗情画意的渲染，注意情景交融的经营。例如《商州》中写山阳的一段文字：“山泉寂静无声，白日招蜂引蝶，夜晚诱惑明月”，就写神了山泉的美。而《商州初录》中那段写河南人躺在柴排上“看天上水纹一样的云，看地下云纹一样的水，醒悟云和水是一个东西”的文字也再好不过地道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体验。还有《春愁》中描写弃妇的心情：“一只鸟儿飞过来，用翅膀触动了榆钱，榆钱儿就颤颤地动起来，她兀自觉得自己的心在隐隐地疼了”，也堪称神助之笔。二是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写实手法，努力在小说中追求“更多混茫，更多蕴藉”，而且在“作品里修我的性和练我的笔，扼制在写到一半时的心态浮躁而冲和、宽缓”[7]。既要努力写得自自然然（所谓“禅是不能说出的，说出的都已不是了禅……说平平常常的生活事，是不需要技巧”的，“平平常常正是我的初衷”[8]，又要在自然、平常的故事中容纳丰富、混沌的神思，达到“以实写虚，体无证有”的境界，“使小说有多义性”[9]，从而耐人寻味，启人多思。在这方面，作家常常在作品中通过和尚谈玄和凡人读经别辟蹊径地剔发人生的玄机，从而为写实的故事平添了一层空灵之气，超拔之思：《浮躁》就这样理解了当代青年农民的浮躁生存状态又道出了浮躁心态的复杂效应。小说中那个多次出场的和尚常常对浮躁的世人们讲“一切皆空”的佛理，提醒人们“各自养性念佛，都能成果，何必心强气盛争争斗斗”？尽管众人听不进他的告诫，但小说中那些人们斗去斗来却总是落得一场空的结局却似乎又在冥冥中印证了古老的真谛。而和尚在测字占卜方面的灵验，也在冥冥中显示了命运的神奇。《废都》就这样宣泄了名士的苦闷又表达了对传统文化命运的忧思：小说中对清虚庵监院慧明为取代老尼施展浑身解数，上窜下跳，广泛社交，后来还毫不讳言自己打胎的描写显然颇有讽刺意味；孟云房引用古时大法师的话“佛是什么，是屎橛子！”为自己的放纵作辩护，也是“狂禅”的遗风；小说中借牛的叹息写出“人已经没有了佛心……人还能干什么呢？！”的主题，又具有鲜明的批判色彩。《废都》因此也在显示禅宗的复杂文化品格方面别具一格。《白夜》就这样在集中描写了当代社会矛盾的同时也通过目连戏的描绘表达了对艺术与气功、鬼戏与鬼气的玄想，书中多处提及佛经《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给人的启迪：“平常就是道，最平凡的时候是最高的，真正仙佛的境界，是在最平常的事物上。”小说结尾借一幅《坐佛图》上的字将作家本人的散文《坐佛》抄录了上去，给人玄妙的回味：在真实的散文与虚构的小说之间，有多少一言难尽的玄机！《怀念狼》就这样通过人与狼既互相斗争又互相依存的故事写出了人性与兽性的微妙关系：当猎人消灭了狼的时候，不仅猎人的勇敢和智慧会莫名其妙地一蹶不振，而且人心中的兽性也会释放出来。“野兽是可以以人的面目出现”的这一奇想是作家禅宗思维的结晶。它显示了作家对“人性恶”、“人性退化”主题的新感悟、新发现，又唤起了读者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变形、象征、神秘特色的历史记忆（甚至在中国的写实作品——例如《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中，也有那么多的传奇笔墨和变形描写）。 韩少功与禅宗 韩少功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一方面追寻楚文化的“奇丽、神秘、狂放、幽默深广”，另一方面叹服道家与禅宗的“宇宙观”和“思想方法”[10]。在他看来，“中国的庄禅哲学从来就是以非理性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孔孟为表，以庄禅为里；以孔孟治世，以庄禅修身”[11]。一直到“寻根热”过去以后的一九九二年，他还开始研读佛经[12]。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这一份真情使他不仅写出了富于禅理的小说，而且在二○○一年于湖南汨罗山乡营造起“隐居”的宅第，在那里种菜、种树、养鸡，“亲近山水”[13]。 韩少功最有名的“寻根文学”代表作是《爸爸爸》和《女女女》。两篇作品都旨在批判传统文化的痼疾，但也足以催生出关于蒙昧与神圣、壮烈与残忍、克己与奢望之间混沌莫辨的深长之思来。其中的是是非非，一言难尽。还有《归去来》、《诱惑》、《寻找月光》这样的作品，则集中显示了作家对人生的混沌性、复杂性的富有禅理的参悟。《归去来》通过知青回乡的奇遇写“恍兮惚兮”的人生体验，又由这体验生发出关于自己的来历、关于人类起源的神奇遐想，隐隐透露出自我的迷失与寻找的禅宗命题；《诱惑》是对知青生活一段经历的回忆：在苦闷中挣扎的知青们到了永恒的大自然中才体会出“瞬间就是永远”的禅意，奇山秀水的美丽传说与惹人遐想似乎消泯了现实的烦恼，同时漫长的跋涉又催生了新的担忧与寂寞，而在目的地发现的刻字又为什么使他们产生了凄楚的空白感？一切的感受都微妙而奇特，传达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人的复杂况味。此外，在《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诱惑》这些作品中，都有一个潜在的结构：寻找与幻灭。那些寻找悲剧根源（如《爸爸爸》中对村庄衰落原因的执著寻找）、寻找母性感觉（如《女女女》中主人公的故事）、寻找故迹和新感觉（如《归去来》、《诱惑》），到头来都是虚空，也都体现出作家对世界的悲悯顿悟：一切都混沌一片，一切都归于虚无。《寻找月光》则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看纷乱的世事，表现了孩子与成人世界的隔膜：成人眼中的大事在孩子的眼中莫名其妙，成人之间的矛盾在孩子那里也不可思议。人世间的隔膜不正好是人世间的是非具有相对性的证明么？在《马桥词典》中，也充满了奇特的禅思：关于“每一个人都是全人类的后裔……那么一个人还是一个人吗？还仅仅是一个人吗？”的遐想，关于“每一个对义的词，都是不同理解的聚合，是不同人生实践路线的交叉点，通向悖论的两极”的感悟，关于“马桥人有很多语焉不详的混沌意识区”的发现，关于“一切都是有意志的，有生命的”的感觉，关于“人的感知各各不同，就是一个人的感知，也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思考，关于“时间的歧义性”的洞察，关于“生活的荒诞性和神圣性，就奇异地融合在一起”的参悟，关于“道理是有用又没有用的，是讲得清又讲不清的”和“说话不容易，我的话一旦飞出去，经常播种着误解，生长出令我惊异的喜悦或悲哀”的发觉，关于“世界上自从有了语言，就一次次引发了从争辩直至战争的人际冲突，不断造就着语言迷狂”的感慨……都点化了人与人类、感觉与语言、明白与含混、个性与误解之间的玄妙关系：一切都是理性难以企及的。一切又都是可以凭悟性豁然感知、理解的。到了《暗示》这部通过对“具象”的观察与思考探索“言词未曾达到的地方”的丰富意义的作品，作家更引用了“立地成佛”的佛言，表达了这样的现代人文主义思考：“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停下来，跺一脚，说这里就是地球的中心。你可以在眼前任何一片叶尖的露珠上，看到你灿烂的幸福。”书中“卷四：言与象的互在”专门有一节“慧能”，其中引述了《六祖坛经》和《金刚经》关于“不立文字”、“说法者无法可说”与道家“大辨不言”的古训，以表达作家对禅宗智慧的认同：“任何言词的显义之下，暧昧不明混沌莫辨的隐象纵深无法把握。在那个纵深里，一丝明暗的闪烁或者任何一缕冷暖的飘移，都可能使显义即刻哗变，远远逃离字典的约定，逃离公共的约定。”这样，“理解是误解的别名”。这样的思考启迪读者去琢磨“显义”与“隐象”之间的差异，注意“‘隐象’的千差万别，包括深隐和浅隐的差别，隐此和隐彼的差别”，进而洞察这样的世态：“为什么人类几千年来有过那么多道理，但还是有太多刺心的悲剧……为什么很多道理差不多已经成了深刻、周密、漂亮、通透的精品，仍会遭遇人世间太多茫然而冷淡的面孔。”在此，作家不仅借禅宗智慧透辟地揭示了语言的复杂性、语言与人生悲剧的深刻联系，而且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哈贝马斯）关于通过“对话”重建“公共领域”的“理性民主”和“理性宪政”的经典理论提出了建设性的质疑。 高行健与禅宗 高行健是新时期“探索戏剧”的代表作家。他在努力探索东方戏剧的创新之路上收获甚丰。他一方面从中国古代戏剧中寻找艺术手段，另一方面有意继承了禅宗的智慧。他曾经多次谈及禅宗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信仰，实际上已经成为东方人感知世界和认识自我的一种方式。要研究东西方文化差异，就不能不研究道教和禅宗。”“我以为禅宗抛弃掉它的宗教内容，就其精神状态而言，是进入艺术创作的一种最佳状态。”他的《野人》、《彼岸》、《生死界》、《对话与反诘》、《八月雪》就已经达到了禅宗的精神境界，被称为“现代禅剧”[14]：《野人》将生态问题、现代人的浮躁与贪婪主题与传统文化的主题熔于一炉，在一个寻找野人的故事中倾注了对于人类在征服自然与保护生态、科学与历史传说、寻找与迷失种种困境的丰富思考，从而唤起观众对于大千世界万事万物之间神秘联系（人与自然、人与文化、城里人与山里人、梦想与现实）的感悟。《彼岸》的剧名本身就来自佛教。剧中那条意味无穷的绳子就表达了神奇的感悟：“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都可以在绳子上得以体现……有张，有弛，有远，有近，而你们各自的态度又分别影响着我。我们每个人就都牵扯在这纷繁变化的人世间。”人们在那里吵吵嚷嚷地寻找，为了各自的欲望而迷失了自我，禅师在一旁念着《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又在启迪着人们的觉悟：彼岸，其实是在人的心中。《生死界》通过一个女人的独白揭示了一种人生的困境：既厌烦与男人关系上的重重困难，又离不开男人，缺少不了性的需求。人生的困境，难以言述。《对话与反诘》讲述了男女之间由爱变恨的故事，剧中人物的对话充满机锋，耐人寻味。而那个在一边表演着哑剧的和尚则以一连串的动作点化出无限禅机。“当二人只是把对方作为无个性的类型化异性时，和尚不断试图倒立。当男人与女人谈到爱情时，和尚开始在棍子上放鸡蛋。当二人都开始对交流不耐烦，最后互相催促脱掉衣服，和尚则干脆敲碎鸡蛋，立于木棍上。最后，男人与女人的性游戏变成暴力，女的用匕首杀死男的，男人裹上黑大氅又杀死女人，而和尚吃惊地发现木棍钉住在地上。”在这样的表演中，蕴涵了意味深长的哲理。而《八月雪》则干脆通过禅宗六祖慧能的一生表现宗教与世俗、出世与入世的互相依存，互相转换。剧中关于慧能发现僧人名利之心后烧掉祖传法衣和慧能圆寂后转向世间诸生相的情节都在提醒观众领悟禅宗的要义[15]……在这些剧中，作家不断点染禅宗的智慧，使人于写意风格的情节之外感悟造化的深不可测、世界的难以理喻。“在语言之外，可又借助于语言，所要表达的还又不是语言本身的含义，换句话说，到了一种境界，也就是诉诸人的悟性。”[16]在他看来，“禅是一种精神状态，正如其他的人生经验一样，也普遍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为区别作为宗教的禅宗起见，我把这种状态称之为禅状态。它固然是一种宗教情绪，也是一种审美经验。人往往需要通过这种状态把日常郁积的心理负担加以宣泄。”“这是东方人认识自我，找寻自我同外界平衡的一种感知方式……东方人靠超越自我的悟性得以解脱。”“它走着同西方人理性思维不同的路线。不同于西方人从感性经过抽象上升到理性的思维路线，而是从感性的直观直接升华为精神，一种超越自我意识的境界。”[17] 在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灵山》中，也体现了作家以禅宗智慧去审视世事的玄妙之思。小说通过一位作家的漫游与寻觅感悟人生的迷惘与世界的奇异：一方面，作家反思了自我的古怪，悟得“自我其实是人类不幸的根源”，进而认同佛家的思想——“万相皆虚妄，无相也虚妄”（这思想与西方现代虚无主义世界观何其相似）。另一方面，小说又通过一位僧人看破红尘后靠行医为生，并因相信“佛在你心中”而超越烦恼的故事写出了一种可钦佩的人生。人生充满了困惑。许多的困惑是理性与思辨所无能为力的。“生活本身并无逻辑可言，又为什么要用逻辑来演绎意义？再说，那逻辑又是什么？我想，我需要从思辨中解脱出来，这才是我的病痛。”“我的困扰在于我总想成为自在之物，要去找寻性灵。问题是这性灵真要显示我又能否领悟？即使领悟了又能导致什么？”于是，苦苦的追寻最终通向了混沌：“不要去摸索灵魂，不要去找寻因果，不要去搜索意义，全部在混沌之中。”剩下的，只有寻找的过程和体验。 范小青与禅宗 范小青是一位很有个性的女作家。但奇怪的是，谈论当代女性文学的评论常常不知为什么将她忽略不提。而事实上，她在当代女作家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她在自己那些描写苏州百姓的平凡生活的小说中揭示了神秘而空灵的禅宗意味，同时也就表达了对禅宗思想的认同。 作为一个苏州人，范小青是非常关注苏州文化中的“佛性”品格的。她在长篇小说《裤裆巷风流记》的“后记”中写道：“自三国时期佛教传入苏州，对苏州民风影响颇大，有人认为苏州人佛性甚笃……我以为，佛性与‘韧’，似乎是有联系的。”“苏州人是很韧的。”[18]《裤裆巷风流记》描写了苏州小巷人家日常生活中的琐细烦恼，矛盾心态，那里虽然颇有些小家子气，但人们或固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自得其乐，或在社会变动的浪潮中不安分地去碰运气，都可亲可爱。小说最后通过一个大学生的感叹——“二千五百年而不变，可喜乎？可悲乎？”——写出了社会与历史的玄机：保守或进步的是是非非，真是一言难尽！其中已有禅意。此后，范小青的创作在两块园地里同时展开：一是通过佛教信徒或与之关系密切的人生故事呈现对佛理的感悟，这方面的作品有《瑞云》、《还俗》、《菜花黄时》、《单线联系》等等；二是在普通百姓的故事中点化世事的神秘、顿悟命运的奇妙，这方面的作品则有《杨湾故事》、《文火煨肥羊》、《牵手》、《动荡的日子》和长篇小说《天砚》等等。 《瑞云》中的吃素好婆因为读佛经顿悟了“空”字，便再也不怕鬼了，而且能以平常心去超越世事的烦扰，“什么都想得很穿”。在她的影响下，残疾人瑞云也永远以平静的笑去对待命运的不公。小说写出了居士的体验：佛即是胆，佛即是慧，佛即是宽容，佛即是豁达。《还俗》记录了几十年的世道沧桑：尼姑慧文在五十年代初被迫还俗后依然终身独守，平易待人，“虽然几十年前就还了俗，其实看起来和不还俗也差不多”。而慧明几十年里一直修禅侍佛，不问世事，凭着坚定的信念坚持到佛事重兴、故庵重建的一天。作家通过慧明在苦修后顿悟慧文更有佛性表达了禅宗的真谛：本心清静，即心即佛。《菜花黄时》在几位太婆烧香前后的心理活动、谈话和遭遇的变故中感悟生死的无常和幸福与不幸的相对性：一切都系于感觉中，一切都是相对而言。《单线联系》讲述了一个阴差阳错的故事：一个愚呆低能的孩子由于一系列偶然的因素而在对敌斗争中化险为夷。故事本身就具有命运高深莫测的难以理喻性。作家更通过住持玄空和尚的谈玄念佛，为故事平添了神秘而空灵的氛围：在因与果之间，在设想与直觉之间，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变数。世事无常，本是“新潮小说”作家们偏爱的主题。但是深受西方现代派思想影响的作家们常常渲染的，是这个主题的悲凉意义。而《单线联系》则突出了“世事无常”的喜剧意味。这样别开生面的揭示与东方佛教智慧的从容襟怀显然有关。 另一方面，范小青在普通人的平凡故事中也启迪了玄妙之思：《杨湾故事》在一个“文革”故事中剔发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命运玄机。当那些中学生为了当兵而施展种种手段时，他们不知道最后的结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更不会知道最后出人意料当上了兵的炊事员之女入伍以后壮烈牺牲。于是，一切的故事都通向了“无常”。《文火煨肥羊》在一连串“诡谲怪异的故事”中揭示了人生的尴尬和命运的阴差阳错：书呆子不谙世事、不合时宜的闲话竟然意外伤害了邻居，而他对生活的设想又常常阴差阳错地落空；一个对戏曲没什么兴趣的干部也因为一系列的阴差阳错转入了戏剧界。“文火煨肥羊”的烹饪术就这样成了从容对待人生的哲理。《牵手》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盲人中，是先天的盲人更痛苦呢，还是后天的失明更痛苦？”“盲人的世界到底是很单调还是很丰富，这只有盲人自己知道。”一切，都系于各人心理素质的不同，难有一概之论。《动荡的日子》由一桩历史旧账展现了世事的混沌：邢父之死是不是冤案？老马是不是那个杀人如麻的麻子？老马最后竟然被邢家的砧板击中而死，偶然中有没有玄机？一切都如水月镜花一般朦胧、神秘。《天砚》由一个推理探案的故事揭示了生活中充满误区的哲理：“可以说生活本身恰恰是由许许多多的案件组成，每个活着的人，随时随地都在破案子。”而预感、直觉、意外、偶然共同织成的迷宫到了最后竟然是因为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而水落石出，进一步证明着命运的玄妙，“一切事情都有它的规定性，时间不到，是不能了结的。”（事实上，这世上还有多少永远也破不了的案、永远也解不了的谜。）范小青的这部分作品浸透了禅宗启人从平常事中顿悟人生玄机的智慧。这些作品中没有僧尼的身影，没有佛经的言语，但充满了海阔天空的玄想，闪烁着深不可测的神秘。那些似有若无的因果，那些阴差阳错的偶然，那些鬼使神差的奇思，那些混沌朦胧的暗示，都是理性所难以企及的神秘。然而，一旦若有所悟，就会有豁然开朗的猛醒，换一种思路和活法，进入博大宽宏的境地。 在自己的创作谈中，作家谈到了内心的畏惧：“在我的内心，有一种畏惧，是对人生，对命运，对社会，还是对他人，我说不清楚，我感觉到这是一种宁静平和的畏惧。”[19]宁静平和的畏惧——这是佛家的人生境界，从容而谦卑。其中绝无西方存在主义世界观的焦虑与绝望。面对神秘莫测的命运，现代人都普遍变得越来越焦虑时，范小青从佛教智慧中汲取了宁静平和的从容气度，令人感动。她是一个多产的作家。而她的小说在当代文坛的一直没有引发轰动效应，是否也表明了禅宗思想的曲高和寡？那种平淡的叙事风格，那些琐细的闲言碎语，只有与禅宗的智慧联系在一起，才会产生发人深省、促人顿悟的神奇魅力。 关于禅宗当代意义的遐想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不少有影响的当代作家从禅宗那里找到了文学创新的灵感。无论是写禅宗气质在普通人生活中的表现，还是以禅宗的眼光去发现人生的玄妙之处，那些作品都显示了禅宗精神已经融入当代文学发展进程的成绩。通过上面简略的描述，我们还可以获得哪些重要的启迪呢？ 早就有人断言了寻根思潮的终结。也许，作为一股热潮，“寻根文学”早已退潮，但退潮不一定意味着沉寂。新的文学浪潮不断出现，但有个性的作家并不一定喜欢做“弄潮儿”。贾平凹、韩少功就一直在文化“寻根”的园地里耕耘。随着时代的变化，他们对文化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在《怀念狼》、《马桥词典》这样的作品中，“寻根”的主题是显而易见的。需要有怎样的文化自信才能超越浮躁的时代心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那份从容的自信与传统文化精神（当然包括禅宗精神）的熏陶是有深刻的联系的吧。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精神，是当代作家超越浮躁的重要思想之源。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中国作家从传统文化中获取智慧与灵感的“寻根”之旅永远也不会完结。 禅宗是从容的。禅宗也是神秘的。作为东方神秘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禅宗是东方气质、东方式思维的典型象征。它因此而不同于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文化。当大部分西方的哲人们以非理性主义的思想武器（例如唯意志论、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说）去冲击理性的枷锁、开辟人性解放的新路时，也有不少别具慧眼的哲人和文化人从东方神秘主义文化中发现了另一种智慧。例如容格、黑塞、布莱希特、尤金·奥尼尔、博尔赫斯等人。他们的学说和作品因此而闪烁着东方神秘主义的异彩。他们的成功告诉人们：东方神秘主义也是人类认识世界、发现自我、有所创造、超越苦难的一条重要途径。当中国的许多作家普遍以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学思潮的马首是瞻的时候，他们不应该忘记：东方智慧，自有其不可替代的魅力。如何从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中汲取创造的灵感，是中国文学避免跟在西方文化思潮的后面亦步亦趋的关键所在。禅宗诉诸本心、诉诸悟性、诉诸天马行空的思维方式、诉诸宁静、含蓄、幽深的审美情趣，因而天然具有不同于喧闹的现代派风格的品格。这样的品格不仅体现了传统文化精神的独特魅力，而且也是这人世间相当一部分淡泊名利、乐天达观者倾心的人生境界。也正是这一部分人的存在，使得禅宗文化精神拥有坚实的现实基础。 当代作家已经从禅宗文化中汲取了智慧和灵感。然而，禅宗的智慧是无限的。如何进一步从禅宗那里获得新的启示，是今后有志于此的作家们面临的新挑战。 注释： [1]李泽厚：《漫述庄禅》，《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第9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2] 白描：《趣味贾平凹》，《作家》1991年第1期。 [3]贾平凹：《四十岁说》，《坐佛》，第148页，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 [4]贾平凹：《西安这座城》，《坐佛》，第177页。 [5]贾平凹：《关于小说创作的答问》，《坐佛》，第217页。 [6]贾平凹：《山石、明月和美中的我》，《钟山》1983年第5期。 [7]贾平凹：《浮躁·序言之二》，《收获》1987年第2期。 [8]贾平凹：《白夜·后记》，第38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9]贾平凹：《怀念狼·后记》，《收获》2000年第3期。 [10]林伟平：《文学和人格——访作家韩少功》，《上海文学》1986年第11期。 [11]韩少功：《答美洲〈华侨日报〉记者问》，《钟山》1987年第5期。 [12]韩少功：《人的逃避》，《小说家》1993年第3期。 [13]韩少功：《我的写作是“公民写作”》，《南方周末》2002年10月14日。 [14]见赵毅衡《建立一种现代禅剧——高行健近期剧简论》，《今日先锋》（7）。 [15]见赵毅衡《建立一种现代禅剧——高行健近期剧简论》，《今日先锋》（7）。 [16][17]高行健：《京华夜谈》，《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第179-180页，第196-197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 [18]范小青：《裤裆巷风流记》，第40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7。 [19]范小青：《我的自传》，《作家》1991年第7期。 【作者简介】樊星，男，一九五七年生于武汉，现为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