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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文艺审美出现了向其人学本性回归的要求。50年代初，部分作家受到和平生活的感染，有意作表现人的常态生活的尝试。但是，这种审美取向却遭到了习惯于要求文学艺术直接为政治服务的文艺工作者的狙击。创作上的新的尝试虽然因为受到严厉批判而偃旗息鼓，但文学表现人性的问题毕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于是，一些意识到社会变动、要求文学艺术作出相应调整的学术人士便带着顾虑，小心翼翼地拈出人性人道主义的问题来进行讨论，这些思考后来的遭际是熟悉这段历史的人所共知的。尽管如此。仍旧有人出于良知对这一危险的论题保持了研究的兴趣，频频涉足，前仆后继，他们不甘心在理论是非面前三缄其口的勇气昭示了学人们追求真理的执著。 80年代文学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是由创作带动起来的。伤痕、反思、寻根带着浓烈的人道主义情感，让经历了劫难的读者激动不已。但是，重新确立人道主义理论权威的过程，并没有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自然地展开，理论界在这个留下了许多伤痛回忆的学术堡垒面前一时还找不到攻坚的感觉和信心。不过这样的情景并没有持续很久，受到日益深化的创作的促动，文论界终于掀开了世纪末具有思想解放意义的讨论序幕。 在80年代初的讨论中，心存余悸的学者们只是小心翼翼地套用马克思人性是贴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未曾展开的断语，将人性归结为社会性，对存在着人性共同性的事实不敢予以肯定。在我看来，人性问题讨论的关键是承认共同人性，揭示超越阶级的时空的限制的人的普遍性，抽去了这一根本性的内容，这一讨论的意义就大大地打了折扣。 讨论出现质的飞跃的是1983年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时所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探讨》(《人民日报》1983.3.16)，在抛弃了阶级斗争的习惯性思维之后，人们回过头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突然发现，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包含了人道主义精神的思想存在。80年代以后，理论受到创作的促动，已经无法回避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遇到问题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寻觅求解的锁钥，是周扬在长期文艺实践中形成的一种角色习惯，和文革前他否定人性论人道主义文学观是从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出发一样，周扬新时期关于文学的人性人道主义精神的肯定性论述也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富有创意的解读后的郑重的表述。尤其可贵的是，这种表述在周扬那儿充满了反思精神、自我批判精神。在正面表达他在这方面的新观点时，周扬指出：“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之中，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笔者非常赞同周扬的上述论断。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历史容量与彻底性方面异于和优于一般人道主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人道主义思想阶段而达到了共产主义的思想阶段。但是，在我看来，共产主义是包括了人道主义思想的一切积极因素的，它超越人道主义的方面只是在于：一、它提出了实现人道主义理想的现实的发展道路，不同意笼统地否认暴力的作用；二、它发现了实现人道主义价值目标的基本的社会力量，充分肯定了工人阶级的历史创造力。由此两点，我们确实不能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然而，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平等、自由、幸福的理想和强调人的普遍的发展权利的思想中包含人道主义因素是不能否定的，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的推断不仅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实际，而且也完全契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与它的最终归结点。检索有关文献，我们看到，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不少相同的评断。 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认识也是同他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分不开的，只有放弃将文艺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武器，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论思辨中融入巨大的张力，才能对文学的人道主义内涵作出科学的说明。遗憾的是，周扬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篇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挂钩的论文成了当时思想界的一个严重事件，周扬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久沉疴染身，这篇文章也便成了周扬长达半个世纪理论生涯的绝响。客观地讲，胡乔木先生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对人道主义历史价值的评估是不充分的，例如文章说：“历史唯物主义抛开了历史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关于人、人性、人的本质抽象谈论”’但是从人道主义在欧洲思想界的崛起看，谈论人、人性、人的本质是不可能停留在心平气和地抽象议论层面的，关于人性的谈论总是不免会发出批判的火花的。空想社会主义抽象地谈了吗？难道空想社会主义涉及这个话题不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人性的虐杀吗？人文主义者、启蒙主义者抽象地谈了吗？难道他们不是为了张扬资产阶级的人性、塑造资产阶级新的人格吗？我认为，谈论人就是谈论自己、谈论自己的生活，这样的谈论必然会逾越抽象的阈限切入现实切入生活。文章还有意划分了历史观意义的人道主义与伦理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这种提法本身就背离了作者肯定的历史进程从哪里开始，思想也应当从哪里开始的理论前提，我们能够设想有所谓脱离历史的伦理观吗？ 学术讨论中出现暂时的反复是正常的，但它一度确实让学术界感到困惑。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像周扬这样刚刚度尽劫波的思想家，却得以在这场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交锋中，展示他以追求真理为职志的理论家思想人格中值得尊敬的一面。这场讨论，也使这位有争议的人物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周扬令人同情的遭际优化了讨论人性人道主义的学术环境，嗣后一切对于这个问题的肯定性的论述都从这一文化氛围中得到了好处，当80年代中期刘再复再次出来讨论这个问题时，就有了一个较好的学术气氛。 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与文学主体性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人性人道主义，因此，由他引发的理论争论，实质是继周扬之后80年代第二次产生较大影响的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文学观的讨论。阅读刘再复的文艺论著，我觉得他在新时期表述的思想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观点，就是文学研究应以人为中心，他写在那一时期的论文包蕴着浓得化也化不开的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结。“性格组合论”通过对文学史上成功形象性格复杂性的勾描，展示了人的丰富深邃的心理世界，从而动摇了一元论阶级论的典型论长期据有的文论霸权。刘再复关注人物的感性生命而不是性格中能够折射什么时代的特别是政治生活的投影。这种性格理论与五六十年代何其芳试图扩大典型思想容量的“共名说”相比，是在一个新的认识界面上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因而是对庸俗社会学的一种更彻底的超越。当然，也正如有的学人所说的，刘再复企图通过对艺术上的“性格”的研究来进行“人的研究”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文学与现实并不处在同一个对象层面上(夏中义：《新潮学案》第1章，上海三联书店)。但是，我们又何必要对一个文革后较早对这一关涉根本的问题有所思考，并着力设计疗救方案的文论家提出过分苛刻的要求呢？我认为，对文学上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肯定，不可避免地会激引人们对自身存在状态的人道主义水平的反思，因此，刘再复“人为地把人自身贫乏化，导致了文学的贫困化，也导致了民族精神世界的僵化”的批评及纠正这一偏向的努力是值得人们尊重的。刘再复的主体性理论是他的性格组合论研究合乎逻辑的发展，主体性是扩大了的性格组合。按照刘再复的解释，美学理论中的“主体”可以细分为“创作主体”、“接受体”和“对象主体”。他说：“作家的自我实现归根到底是爱的推移，这种爱推到愈深广的领域，作家自我实现的程度就愈高，爱所能达到的领域是无限的，因此，自我实现的程度也是无限的。”(《文学的反思》第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刘再复的主体性理论受到马斯洛心理学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解读的影响，据此，他将爱看作是获得高峰体验的前提。刘再复所说的接受主体实际上是对进入审美领域的现实的人的人本学的分析，这是他企图超越文学与现实的界限，用他的美学理论来实现救世梦想的体现。至于他对对象主体的分析，当时和现在都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多数人认为，“对象主体”本身也许并不能成为一个真值性的命题。在哲学意义上说，既是对象就不再是主体，又是对象，又是主体，理论上的混乱一目了然。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理解刘再复不顾一切地将对象提升至主体层面上来解剖所蕴含的深意。那就是企图说明人的心理世界的丰富与复杂，强调要超越阶级性社会一元论的观点来塑造人物，用刘再复的话来说，就是“把人当作人”。这观点无疑也本于他对经历了一段劫难的人和社会的悲怆的情感。在刘氏观点的反对派中有关于人道主义不是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的说法，我觉得这是将西方科学思想与人本思想两个不同学术体系混作一谈而对其所作的似是而非的责难。从人道主义思潮在西方崛起时关于它的表述，到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对其原则的崇扬中，我们可以发现它建基于对人的感性经验、对人的现实存在的考虑。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不能用科学体系中理论表述的规则来要求刘再复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事实上，刘再复本人一度也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总是对理论表述的科学性表现得那样执著、钟情，吃力不讨好地做着将他在人本主义思想系统中的思考提升至科学表述的层面的徒劳的努力。 对于那些早已形成了否定人性论的思想的人来说，刘的观点自然是难以接受的。发表在《红旗》上的陈涌的《文艺学方法论问题》是所有批评刘再复的观点中分量最重、档次最高的一篇。这篇在当时被公认极有来头，对新时期文艺理论的走向具有风向标性质的文章，认为刘和刘的同人们当时发表的一系列观点“不是枝节问题”，“也不只是个别理论问题，而直接关系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命运的问题”。将学术问题向政治层面上引伸，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屡见不鲜，遗憾的是，像陈涌这样曾经深受其害的老一辈文艺理论工作者，竟也计拙如此，选择了这种已经过时、受人鄙弃的批评方法。但是时代不同了，对观念变革持强烈的怀疑态度的人士虽然乘着陈涌的文章激起的波澜呼朋引类，形成了一定的气候，却未能让决意贯彻“双百方针”的新一代领导人动心，他们明确表示不应再用行政手段介入这类纯粹学术性的讨论。这样，经过一番比毅力、比意志的僵持，人道主义文学理想终于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文坛稳稳地站住了脚跟，到世纪交替的时候，人道主义已经是一个毋须争论的正值命题。 在告别20世纪迎来新的世纪的时候，文艺界在人性人道主义文学观念上再一次形成广泛的共识，是令人欣慰的。在世纪之交学术讨论更趋于平静、理性的时候，我们已经具备了就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进行全面审视的条件，我相信，这一研究将把我们关于文学即人学的认识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通讯地址：南京虎踞北路12号 邮编：210013)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9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