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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二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在无数才智之士的共同努力下造就了一门学问。这门学问以最高层政治为研究对象，它的容量很大，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有帝王如何驾驭臣下，权臣如何挟帝王以令群僚，野心家如何窥伺方向，选择有利时机，网罗亲信，笼络人心，从帝王手里夺取最高权力，自己做九五之尊等等。这门学问通常被称作帝王之学，也叫做帝王术，是一门土生土长的中国学问。这门学问尽管有点深奥莫测，而它的核心不外乎一是独裁，二是权术，与我们通常所认同的政治应当民主公议，光明磊落，能够做得出的事也应该说得出，能公之于世，经得起老百姓检验的观念相差很远，甚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历朝历代都有不少用世之心强烈的读书人，以极大的心血钻研这门学问。他们都想在仕途上寻找一条捷径，试图以最小的精力，最快的速度获取最大的成功。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所谓布衣卿相，书生公侯，便是这些人追求的目标。醉心于此中的人，固然不乏大成功者，但也有遭遇惨祸的，不仅自己丢掉脑袋，还要弄得满门抄斩，甚至诛连九族，更多的则是一无所获，一生落魄潦倒。 这门学问，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曾经是一门显学，但是到了封建末世，它却成了与时背行的学问了。我在创作《曾国藩》时，开始注意到这个现象，后来在创作《旷代逸才·杨度》时，更把它作为贯串全书的一根链条。 《曾国藩》中有一个并不太重要的人物，书中多次写到他与曾国藩的交往。此人名叫王运。许多读者对我说，在读《曾国藩》《杨度》之前，根本不知道王运这个人。其实，此人在清末民初是一个大学问家，大教育家，大诗人兼大名士。他去世离现在尚只有八十余年，人们就忘记了他，这虽然有点令人伤感，但也正说明了历史淘汰的严格无情，无须过多的感慨。 传说王运有过三次劝曾国藩作非分之想的企图。 第一次是在曾国藩刚刚练成湘军，正准备出省打大仗的时候，20岁的东洲书院学生王运，悄悄地对曾国藩讲了一通“秦无道，遂有各路诸侯逐鹿中原。来日鹿死谁手，尚未可预料，愿明公留意”的话，让曾国藩听了心跳血涌。 第二次，咸丰帝病死热河行宫，慈禧、恭王等人正在与肃顺等辅政八大臣明争暗斗，政局处于晦冥莫辨的状态，前肃顺府中的西席王运从北方来到安庆，又对曾国藩说了一通“在安庆首举义旗，为万民作主”的道理。曾国藩未作声，只是以茶代墨，连书“狂妄狂妄”。 第三次，南京打下后，时在湖南教书的王运想又一次劝曾国藩仗此军威率兵北上，替天行道，走到半路，听到曾国藩大裁湘军，知道他决无此意图，遂彻底失望，返舟回湘，连曾国藩的面也不见了。 王运这三次的行动，显然是在劝曾国藩实施帝王之学，即私蓄力量，把握时机，从帝王的手里夺过江山，自己做帝王。 遗憾的是，王运将胸中的学问错误地兜售了，曾国藩并不是他的帝王之学的买主。这首先是因为曾国藩所走的路子，完全不与王运同辙。他奉行的是孔孟之学，要通过堂堂正正的大道来建功立业，拜相封侯，他要做忠臣义士孝子慈父，做一个世间楷模、“三立”完人。其次，曾国藩远比年轻的王运老到圆熟。他深知世上的事总是说的容易做的难。他是局中人，更知道要走争夺最高权力的道路，前途则充满千难万险，许多看似有利的条件都将转化为不利因素，最后的结果多半是惨遭失败，辛辛苦苦所积累的名望地位，不仅顷刻化为乌有，还要殃及整个湘军集团和自己的家族子孙。第三，曾国藩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人，性格上又属于那种瞻前顾后，一步三思的类型，加之后来年老多病，他根本就没有打江山的胆量和魄力。王运向他推销帝王之学，碰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但王运对此门学问醉迷甚深，并不因遭到曾国藩的否定而死心。他三十余岁结束云游海内奔走权贵的生涯，设帐授徒，著书立说，然心中深处眷恋的仍是帝王学。他一面刻苦钻研，将自己多年来的所思所获记录下来，一面留心在他的众多弟子中物色传人，以继承和施行他自以为探得骊珠的绝学。终于，他在花甲之后得遇一生中最为满意的学生，此人便是《旷代逸才·杨度》中的主人公杨度。 21岁刚参加过公车上书落第回湘的杨度，此时正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满腹诗书，壮志凌云，却又毫无一点社会阅历，一旦听到王运谈起帝王之学来，便立刻热血沸腾，心向神往。当王运考验他的心志，说帝王之学虽是大学问，却也风险太大，究竟不若功名之学的稳当诗文之学的清高时，他竟然毫不犹豫地回答：若能成就一番大事业，虽不得善终，亦心甘情愿。 从此，杨度便在王运的门下，全身心地迷于帝王学的研究和实施。这一迷，便整整迷了30年，几乎迷去他一生的全部黄金年代。 他热心康梁的维新变法，又想通过经济特科进入仕途，然而二者都告失败。他东渡日本学宪政，试图以君主立宪来致中国于富强，并欲借此做中国的伊滕博文。然而，他所想辅佐的帝王，自己的位子都保不住了，连同两千年的帝王制度一道被推翻。但他还不罢休，转而投靠袁世凯，依附袁克定，企图通过袁氏父子为帝王学的实施作最后一搏。而这一搏，失败得更为惨痛。倘若后来不是转向革命，杨度这一生怕就要永远钉死在帝制余孽耻辱柱上，任谁有回天之力，也不可能将他的形象翻过来。 但奇怪的是，信奉了一辈子帝王学，并将它的真谛传授给杨度的王运，却对学生所选择的非常之人，和所从事的复辟帝制之业并不热心。他虽然应袁世凯之邀，来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国史馆长，却又将中华民国比之为瓦岗寨、梁山泊，说什么“瓦岗寨、梁山泊也值得修史么”的怪话。他治下的国史馆只拿薪水谈诗文，正务一件不干。他得知杨度主持筹安会，将要拥戴袁世凯登基时，便借故离开北京回湖南，并极为认真地叮嘱自己的高足：“早日奉母南归，我在湘绮楼为你补上老庄之学。” 封建末世中国最著名的热衷帝王学的大名士，为何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毅然放弃了自己一生的信仰，由帝王走向老庄，由入世转为出世？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深为思考的有趣课题，也是我在写作《旷代逸才·杨度》时所十分感兴趣的一件事。 我想王运之所以如此，一则是他不满意袁世凯，认定袁世凯非命世之主，不值得辅佐，一则也是出于王运的名士性格。王运从年轻时起，便一方面孜孜以求功业，一方面又不拘小节，风流率性。他是一个很追求全真葆性的人。故而，当他面临着一片混乱的政局，和一个刚愎自用的政客时，再加以自己已到了实在不能办事的八十三四高龄，于是便采取游戏人生的方式，来对待他所担负的貌似庄重的职务，最后干脆以一走来跳出是非圈，全身远祸。然而杨度却没有乃师的明智潇洒，他被虚幻的新朝宰相所诱惑，终在泥坑里越陷越深，最后成了一名举国通缉的复辟首犯。 杨度迷误，固不待论，即使明智如王运，也没有看出要害来。其实，帝王之学不能行时的关键之所在，是因为时代不同了。 晚清的时局，李鸿章有一句十分精彩的话说得最为透彻：此乃三千年来一大变局。这话说的是自中国文明史以来，这是最大的一次变故。导致这一变故发生的原因，是国门的被强行打开。 1840年，以关天培血溅虎门炮台、林则徐充军伊犁为标志，苦难动乱的中国近代历史拉开了帷幕。人们在恐慑于西方坚船利炮的同时，也在思考：为何他们会有如此强大的国力？随着流入中国的洋人洋书，和出国考察的大清臣民的增多，有识之士慢慢发现，西方列强在治理国家方面有一套迥异于中国的民主制度。中国的先进分子不仅从器物层面上感受到了西方的先进，更从政制层面上感受到了西方的先进。 早在光绪初年，中国有史以来派往西方的第一个大使郭嵩焘，便在他的日记里指出：西洋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并指出这种君民兼主国政的主要特点便是体现在议院议政上。光绪十年，担负国家要职的前淮军首领张树声，在给朝廷的遗折中也明明白白地写着：西人立国之本体，在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稍后，郑观应在风靡全国的《盛世危言》中，也提出中国应当仿效西方，设置议院。此后，更有许多人撰文著书，大谈西方的民主和议院，这些议论，对中国的官场士林影响极大。 有关民主和议院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与帝王之学的独裁、权术等等根本对立的。西方列强以实力，证明了他们对政治制度选择的正确，也大大开启了中国人的心智，民主议政开始赢得人心，独裁权术自然而然会遭厌弃。 到了后来，孙中山、黄兴等人建立政党，倡导革命，武昌起义一夜之间成功，全国各地相继独立，中央朝廷很快众叛亲离，大清帝国迅速土崩瓦解，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专制不得人心、民主才是人间正道的真理。 所以，当筹安会亟力想拉进梁启超时，这个不惜“以今日之梁启超攻昨日之梁启超”的维新派领袖，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对复辟帝制一事，哪怕四万万人有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他也断不能赞成。梁启超当然知道，他决不是以一人敌通国，而是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的。梁启超不愧是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他清醒地看出了时代的潮流、中国前进的趋势，深知帝制不得人心，帝王之学也再无用武之地了。 遗憾的是，智商也同样极高的王运、杨度却没有看出这个时代的巨变。与天作对，与时作对，这便是他们身怀绝学而不能大获市利的根本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王运、杨度正是可笑地扮演了那个时代的滑稽丑角。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2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