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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有机会比较系统地阅读王充闾散文时，我首先想到的是，王充闾以及他的散文写作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之中？他的写作之于这一背景的意义是什么？我意识到，如果虚化在下面将要进一步探讨的“背景”, 可能无法把握王充闾散文的文学史意义。在散文研究中，对个别文本的分析是必须的，一个散文家如果缺少经典文本当然是图有虚名，批评家显然要筛选散文家的经典文本；但若是因此把注意力完全放在篇章和字词句的技术分析上，则可能逐渐远离散文的要义。在我看来，比之其他文学样式，对散文作“形式”的批评或许并不是最佳的途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曾经这样表达自己对散文的理解：散文是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十年过去，我的这一想法并没有大的变化。因此，我仍然由此出发，讨论王充闾散文写作的意义，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散文写作的再度兴起，在本质上源于当代汉语写作的危机和汉语写作中的思想危机。在经历了一九八五年前后“新时期文学”的辉煌之后，汉语写作不仅身陷危机四伏的语境，汉语写作者自身的困境也在此语境中呈现出来，这一困境比以往更为深刻与复杂。如果说，从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中期是当代文学的“一次革命”的话，那么，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则是“二次革命”（这样的描述只是大致而言）。“一次革命”完成了文学与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但是在“正”了以后，文学的路径问题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相反，又一个无序的多元状态出现了，对这一点人们在当时并无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应该还记得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仓皇和焦虑。在简要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乐观地认为，这是中国文学的一次再出发，无限的可能正蕴藉其中。在变化了的文学语境中，中国作家关于“现代性”和“西方”的想象发生了变化，“中国问题”成为困扰写作的最基本问题。置身其中，汉语写作者回应的方式也就成为问题。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以后的分化，真正打破了思想上的“大一统”，各自的“世界观”（这好像是一个快要废弃的词）事实上发生了大的改变。我们所感受到的思想危机也即存在变化之中，汉语写作中的思想深度取决与处理危机的立场、背景与方式；而作为一个写作者，他的话语方式能否从一个方面给汉语写作带来新的可能，也就成为文学史的期待。 与虚构的文学样式相比，散文更直截地表达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审美观”，用语言的形式反映或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王充闾的散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学界的重视，而被一些批评家论证为“散文大回家”。事实上，王充闾的散文写作历史并不始于九十年代，但是，批评家在文学史的意义上肯定和接纳他，则是在九十年代以后。这是令人思考的问题。九十年代散文诸家蜂起。王充闾能够独树一帜，我以为就在于他以个性化的散文的方式，试图摆脱当代汉语写作的危机和汉语写作中的思想危机。 如果说“渴望超越”只是感性的表达，那么“追求深度”则是王充间清晰而坚定的思想。《渴望超越——关于文学创作深度意识的探讨》[1]可以说是处理语言与思想“危机”的“宣言”，是他到目前为止最完整表述的散文理想。“笔者在创作过程中，反复揣摩这些问题，感到文学观念的多样与宽容体现着文学的进步，轻松的格调、优闲的步态也确属散文的姿态，而面向心灵世界的深人开掘，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同样不可或缺，追求深度无论如何是文学走向更大精神空间的必由之路。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去理解这种深度。”王充闾并不排斥“轻松的格调、优闲的步态”，但他把“深度”视为“文学本体的品格特征”。在他看来，“新时期的文学历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向文学本体回归，逐渐恢复其自身特征的过程，因而也是一个在文学创作中探索与呼唤人文精神、关注社会人生、表现内在人性，并使之不断深化的过程，是作家强化深度意识，将各自的情绪、体验和社会内容化为自己的‘个体化世界’，从而获得较高的美学品质的过程。应该说，任何时候，深度，深刻，都是判断文学艺术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对哲理意蕴的开掘，已经成了作家、艺术家的自觉追求”。重要的是，深度亦是“对个性化的吁求”, “而文学性向来都是以独特性来显现的。散文写作是一种极富个性和内向特征的创造性劳动，是一个作家表现与塑造自我形象的特殊形式，是作家人格精神的外露。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是同个性化的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缺乏个性化的支撑，势必导致思想的平庸化和话语共性化。在创作中，作为一种极富活力的人文精神，个性化可以抵制繁琐、无聊、浅层次的欲望化和心灵的萎缩现象，而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对审美意蕴的深度探求，使心灵情感的开掘达到一个很深的层面”。 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王充闾突出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品格和情怀，并且准确地把握住了“散文时代”的本质特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从来都是和当下保持距离、并深怀忧患与批判意识。王充闾在从政多年以后仍然保持知识分子的思想风度，对沉沦的社会保持警惕，以我自身的经历和体验深感不易。他对权力与资本的双重批判，是她散文写作的潜在的立场。有没有这样的立场对散写作来说是大不相同的。为什么一些散文作者的文字虽然漂亮甚至也有些动人但最终还是从读者的心里飘忽而去？其实就是因为这样的作者缺少思想的“底线”。这一点，在部分“文化大散文”中有特别明显的表现。试想一下，一个散文作者如果没有独立的思想背景，他的即使漂亮的文体怎能不是一个空洞的符号？我个人觉得，王充闾以“超越”获得了一个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他在《渴望超越——关于文学创作深度意识的探讨》中说的这两段话，“在当前，由于现代人群已被经济势力抛掷到商业化的运作之中，置身于越来越实利化和技术化的社会环境里，面临着商品、物质、财富、权力对于人的个性、主体性、独创性的排拒，呈现出向个性迷失的群体化、符号化日趋下滑的危险。特别是伴随着各种传媒竞相推行趣味的大众化，伴随着科技迅猛发展、智能化过程加速所导致的文学的写作方式、表达方式和阅读方式的剧变，更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文学的个性、独特性、深刻性。”“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现实功利性阉割了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在摆脱掉政治的粗暴干预之后，今天又遭遇到物质利益的羁绊和商品大潮的挤压。在一系列理由充足的符号秩序之下，经济利益实际上制约着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命运。因此，要实现文学本体的回归，张扬艺术审美的个性特征，不仅要挣脱僵硬的政治化、概念化、功利化的躯壳，而且，还必须克服物质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导向对人性的扭曲，固守作家内在的文化与理性的支撑，保持自身的精神追求，确认文学的审美特性，表现出作家富有个性特征的真性情、真情感和心灵体验、生命体验。”坦率说，这两段话的意思在今天应该成为一种思想常识。 我注意到，王充闾在谈到“个性化”时引用了郁达夫先生的论述．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把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作为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来充分予以肯定。王充闾认为这在今天来说，无疑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对经典文献的重温是必要的，有助于我们理解何为“散文时代”。周作人一九三〇年在序《近代散文抄》时说：“我卤莽地说一句，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在朝廷强盛，政教统一的时代，载道主义一定占势力。”“一直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是在这个时代发生。”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援引周作人这段话时做了分析：“若我的财产是不错的话，岂不是因王纲解纽的时候，个性比平时发展得更活泼的意思么？”也是在这一层意思上，周作人进一步说：“小品文则又在个人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他结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源头。”比之周作人，郁达夫既强调散文的个性，但又注意到散文和现实社会的关系，这是他在考察现代散文时的辩证之处（在这一点上，王充闾和郁达夫是相通的，他认为深度意蕴不可能产生于刻意回避或虚化社会学意义上的生存背景）。现代散文的发展一直根植于社会现实，而且始终对公共领域的思想问题保持着敏锐的视角和言说的力量，他在《导言》中指出，“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 “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械棝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郁达夫的这一分析，揭示了思想文化、个人和文字三者的互动关系，阐释了现代散文发展的动因。综合周作人和郁达夫的论述，我们对何谓“散文时代”以及“散文时代”中散文何为，应当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但是，恰恰在这些问题上，我感到我们存在许多误解和偏差。在一些散文作者和批评家那里，所谓的“散文时代”只是因为散文比之其他文学样式更为流行；在另外一些朋友看来，诗性的丧失也是“散文时代”的一大特征；当理性和诗意消失之后，把日常生活的琐碎、断裂、残缺、间离，以及荒谬感、偶然性通通编织起来的个人话语也就大行其道。如果散文是在这样的理解中繁荣起来的话，我只能毫不犹豫地说，这样的繁荣是虚假的幻影。 王充闾的散文因此成为“散文时代”中的知识分子写作。直面而又超越现实的理性、诗意和情怀构成了王充闾散文的基本要素，而这些又源于他的内心世界（所谓生命体验与心灵体验），因此他的文字也就有了可以触摸到的个人的体温。所以，我通常认为，读一个优秀散文家的作品，你可以感觉到他的心动与呼吸。 在王充闾的散文中，《沧桑无语》这类文字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无论是散文家本人还是批评家都看重他的“文化散文”，甚至有“南有余秋雨，北有王充闾”之说。这与“文化散文”在九十年代以后成为散文的潮流有些关系。但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散文家在本质总是潮流之外的，虽然他可能看似在潮流之中。关于文化散文的兴起、发展与终结的问题，我曾有过粗浅的议论，也招致一些非议。我当然坚持自己的想法，以我自己的想法，文化散文的出现是当代散文史上的最为重要的文体变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当余秋雨用“文化大散文”终结了“杨朔模式”后，大批余秋雨散文的“副本”又使“文化大散文”不得不面对“终结”的命运。我在《文化大散文的发展、困境与终结》一文中谈到“文化大散文”的模式化倾向：长篇大论的体式，往后转的历史视点，传统文人的内心冲突，自然山水的人文意义，文化分析的手法，知性与感性合一的叙述语言，等等。散文的本质意义就在于它是没有边界的。当一种文体己经构筑了新的藩篱时，它也就由盛而衰了。 现在需要思考的是，在这样的潮流中，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为何没有落入俗套，而是显示了他在精神与艺术上的高蹈之处。我想，重要的是王充间的文化散文有他自己的灵魂，就潮流而言，他在潮流之外。他同样是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层面，关注人的命运、生存意义和精神家园，但在书写这个具有普遍性的主题时，他用历史叙事探究了文化、生命、人性的种种形态．打开了中国知识分子尘封的心灵之门和与之相关的种种枷锁；如果立足于写作者，那么，对历史的所有询问其实只是探究我们精神的来龙去脉，如同郭沫若说他写蔡文姬就是写自己一样，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历史的叙事成为写作者关于自我灵魂的拷问、关于生命历史的考证、关于精神家园的构建。王充闾找准了这样的位置，血脉与历史相通，如此这般，文体的意义已经不重要了。 其实，王充闾对此有很好的阐释，他在解读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时，间接表达了他写作历史文化散文的理想。王充闾如是说：诗人陈子昂站在幽州台上，穿越时空的沉积，纵观天地，俯仰古今，在时间的长河中追索着历史、未来的纵深感，同时架构起一座通向渺远空间的意象的桥梁，从而把动态的先后延续的时间和静态的纵横展布的空间连接在一起，把苍茫、辽阔的身外时空世界和深邃、渺远的内心时空世界，在更高的艺术层面上协调起来，把自己对现实时空的深切体验转化为对心理时空的奇妙想象，从心灵深处迸发出高亢、悲壮而又余韵凄然的痛苦呐喊。诗人．对于宇宙、人生、自然，历史，以及短暂与永恒、有常与无常、存在与虚无的探索，远远跳出了个人的身世慨叹，也超越了诗歌本身的政治价值和历史价值，表达了古往今来无数思想者在宇宙时空面前的生命共振，从而使它在人类生活中获得了永恒的美学价值。我特别用心体味这段文字，《沧桑无语》中的王充闾其实也在塑造这样一个诗人形象，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形象，王充闾成为散文家（读王充闾的旧体诗，我觉得他同时是个诗人），从而也使散文中的历史叙事和历史学研究中的历史叙事分别开来（这个区分是非常重要的）。《青山魂》读李白，《用破一生心》解曾国藩，王充闾处处显示了他对“诗”和“政治”的独到见解。知识分子在“诗”与“政治”之间的两难选择以及通常是把一个“完整”的人劈成“两半”的人这样的悲剧结局，是中国历史无处不在的“沧桑”。对此，王充闾以及和他相同的知识分子也只能“独怆然而涕下”，此为“无语”之谓也。关于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我一直觉得写作者的学养和生命体验的重要。余秋雨、王充闾他们的写作之所以高人一筹，与具备这两点是密不可分的。有学养就不会“抄书”，有“生命体验”就不会苍白。一些作者煽情、贩卖知识的毛病往往不是写作技巧问题。与历史文化散文“宏大的叙事”相比，王充闾的风情散文、记游散文和情思随笔，也深得散文之三昧。这是中国古典与现代散文的一脉。王充闾在《淡写流年》的《题记》中写道：“时间在销蚀生命的同时，自然也接受了记忆力的对抗，往事总要竭力挣脱流光的裹挟，让自己沉淀下来，留存些许痕迹，使已逝的云烟在现实的屏幕上重现婆娑的光影。而所谓解读生命真实，描绘人生风景，也就是要捕捉这些光影，设法将淹没于岁月烟尘中的般般情事勾勒下来。”有人说这是“怀旧”或“回忆”，我想散文写作总是像鲁迅那样“朝花夕拾”。《碗花糕》、《青灯有味忆儿时》、《母亲的心思》、《小妤》等一组散文，也是我喜爱的篇章。故乡、母爱与大地，总是与写作者形影相吊，大地在脚下，故乡在天边，母爱在心中，而人呢，却在“流年”之中。文字的美丽与苍凉也就在这里。如果把王充闾的“捕捉”换一个什么词的话，我想，那就是鲁迅说的“吊唁”，鲁迅把自己对人生的“反顾”看成是“给我们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 我们如同前人，也如同来者，吊唁历史、人生，吊唁永逝的韶光。 注释： [1]王充闾：《渴望超越——关于文学创作深度意识的探讨》，《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1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2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