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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树上结樱桃》以独特的文本建构叙述当下中国生活，它在社会生活认知、小说体裁建构上的成绩理当赢得批评界瞩目。探究其“话语事件”（用于该作品，相当于叙述内容）的特性与小说文体（话语事件与隐喻性标题之间的特殊关系）的诗学内涵应是首要任务。这部小说既适宜于一般的情节阅读又构成对现成叙事方式的挑战，其叙事的缜密切实和隐喻性标题之间产生的巨大张力，创生出一个对位、辩证的意义空间。它在写实层面上的“话语事件”和伴随全部事件的“颠倒”民谣，最终被“隐喻标题”在充满张力的意义空间中重新激发，成为一个有认知模型意味的寓言结构和社会命题。 分析话语事件与隐喻功能是进入这个文本的第一选择。在此之前，更有必要先从一般阅读的角度问一问《石榴树上结樱桃》是写什么的小说？阅读文本，我们不难得到这样的答案：它不是一部讨论意识形态的小说，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这是一部借农村行政舞台展开，不纠缠于观念意识，却事关百姓日常生活中“生”与“死”的小说，是一部在竞选的运作过程中施展权变、进行竞争的人际关系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并不专一奉行某种体系严密的政治观念，他们的兴趣与活动都致力于如何在选举竞争中使别人失败；小说叙述中更没有真正的农民生活，叙述涉及到的人物根本不事稼穑（仅有两处提到麦子，只作为时间标志）。从专业批评的角度看，小说叙述最为成功之处就在于叙述的缜密切实和隐喻的超越，二者的对位、和谐及其充满张力的意义空间，这也确定了我论述的诸层面。 叙述的缜密 从话语事件的陈述看，小说不具备广泛征指的寓言品格，它太实在。小说全部三十四段叙述，都是以缜密、切实的事件变化为序而展开，充满着戏剧性的行为动作，但是很少现代小说的“叙述间反思”。这种由事件变化占据了主要空间的叙述，叙事重心不在人物自身的意识内容，叙述者在事件展示过程中故意忽略了对人物的反思，把这个任务留待对全部叙述的综合审视来完成，而这个审视又非得穿越那个复杂隐喻构成的标题。于是，习惯于情节阅读过程的人很容易产生“人”浮于“事”的感受，乃至于论者阅读过程中也一度产生疑问：李洱竟然自甘像“反腐小说”那样只能专注于事件的叙述？但是那些“颠倒歌”、官庄村的命名和村委会的“舞台”等又消解了这个疑问，直到了然于话语事件整体与标题之间的对位架构，论者才有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觉悟。 小说叙述的人物繁花、小红等不具备现代独立个人的基本质素，但是所有人和事件构成的关涉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的叙事场域中，却饱含了对特定的现代中国语境中人的生存方式的质问。叙述者的意图要表述一种生存方式的“颠倒”，而循规蹈矩的叙述看起来很传统，与那个出人意料的标题恰恰相反。这个相反相成、充满张力的标题与话语事件的奇特关系是真正理解这个作品的症结。解开这个结，必须先从话语事件中的几个要素的分析着手，它们包括：对话语事件的命名，作为人物行动舞台的官庄村的宗族构成，叙事场与生死场的胶着，人物行动与事件进展的悬念。 小说的话语事件是“竞选”村委会主任。然而，官庄村的竞选对手们只是把“竞争”放在心里，谁也不在言辞中吐露一点意思，中国人的竞争总是在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下进行。同样，官庄村与其他乡村间政绩与经济的竞争也都顶着冠冕的名义，背地里却不择手段，一旦竞争升级便不顾法制规约而大打出手，于是成就了孟小红这样的“英雄\雌”。竞选的方式总是现有权力的掌握者站在明处，对手在暗处，并且总是由后者为前者设置种种陷阱。小说话语事件的主线就是孟庆书（治保委员兼管计划生育）、孔祥生（文教卫生委员）、孟小红（团支部书记）等人联络班子（社会福利委员李雪石、调解委员孔繁奇无从进入帮派参与竞争）以外的人们，利用计划外怀孕的行政禁忌成功地推倒了孔繁花（村委主任）。竞争中的胜利者小红（们）并不张牙舞爪，她\他与原权力的掌握者之间的关系往往最为亲密。小红总是以“丫鬟”的面目出现在“女主人”繁花的身边。官庄村行政掌秉人繁花，最终像凤姐一样“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失却了主子的身份。这种叙事的美学背景正是《水浒》、《红楼梦》传统中的“关系美学”，叙述者善于在富有本土特征的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中展开叙事，比之于西方传统的复杂内心冲突中的叙述另是一番模样。我们在小说中看到李洱在向中国叙事传统致敬！ 官庄村的命名暗含着礼法传统在当下语境中的潜移默化。阅读这部小说，应该关注叙述中官本位的乡村政治如何从礼法传统中蜕变。官庄村以孔、孟二姓为政治主体，此外就是李姓（李皓、李铁锁）等。官庄村的掌权人还保留着《孔子世家谱》，孔氏家族按继、昭、庆、繁、祥、令世代排行，表示了家族势力与政治势力一体化的长期过程；最终孔、孟之间的权力更替以及李皓的参政，则与历代皇朝的变更遥相呼应。官庄村的公共空间并不以言论方式体现，而是以传统的宗庙承祀的演变呈现，原来的孔庙与村委会是同一个建筑体制，历经“文革”而焚毁孔庙改建舞台，两届新的上任者配以东西两厢标志自己的政治生涯的开端，叙述者讽示这样的四合院也是上行下效的一种建制。在官庄村政治“舞台”上演出的一出出大戏，其实只是一种循环与重复，正如孔繁花和前任孔庆茂下台时接受的赠匾所示：“一岁一枯荣，一花一世界。”在这样的语境中生活的人们，个个都染上了环境赋予的政治色彩，于是偌大一个官庄里人人都是政治人，个个都会参与到政治斗争的活动中去，即使是外村嫁到官庄来的媳妇也老谋深算、善于斗争，小学教师孔尚义和他的妻子裴贞便是这样的组合。官庄村的现代化以“纸厂经济”为标志，小红的上台与纸厂的股份制同时实施，于是官庄村村民实现了“政治人”与“经济人”的复合。比较孔繁花心目中的经济只是让下属到她这里来批准“报销”，小红可谓与时俱进了。 小说的叙事场建筑在“生”与“死”之间，这是一个奇特的联系着孔繁花、孟小红等人政治生命的“生死场”。官庄村行政的政绩以对“生”的控制和“死”的处置为标志：“生”是抓计划外生育，只要出现一个计划外怀孕，“原来的村委会主任就不再列入选举名单”，所以孔繁花有最大切身利益动机要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死”是平坟与不让土葬，为了庄上“老人死了没有火葬，而是偷偷埋了”，孔繁花已经丢掉了支书。为了保官与争官，人们便在“生”与“死”上大做文章。话语事件因此形成了两条叙述线索：主线是解决计划外怀孕的“雪娥的肚子”问题，辅线是曾在朝鲜作了战俘的官庄村孔庆刚回乡投资，他娘的坟墓埋在官庄村后的丘陵上，因此而发生官庄与巩庄的“迁坟”与“护坟”的斗争，为小红登上官庄权力舞台创造了契机。生死场中交错缠绕的这两条线索的复杂延伸，使得话语事件的呈现方式绰约多姿。 围绕着“生”，开始了现任村委主任孔繁花“找人”的“贯穿动作”，也产生了能否找到雪娥、解决她的肚子问题的戏剧化“悬念”，繁花的竞争者们背地里更是演了一出“藏人”的好戏。雪娥被“发现”的时候，已经酿成了权力更替的重大“转变”。小说的情节展开始终紧扣“雪娥的肚子”这个核心。岂止一个雪娥想生男孩，怀上一胎男儿是全村人的潜在欲望，这个欲望与权力欲望的嫁接让话语事件的叙述花繁叶茂、活色生香。小说第一段，繁花与丈夫久别之后刚刚行房事，母亲就在外面燃上了香，祷告结胎生子，偏偏此时就有人敲门窗，让繁花不得不中断性趣，去倾听庆书关于雪娥计划外怀孕的消息。来人坏了繁花的好事，所报告的事件的发展也导致了她不能成为村委主任的候选人而下野。“雪娥的肚子”成了叙事的动力与“悬念”，“找到躲藏起来的雪娥”生长为故事线索核心。“找人”这一核心把头绪纷纭、大大小小的事情缜密地组织在一起。 围绕着“死”的辅线，也有另一种方式的“找人”。在上级的引导指示（包括学外语的闹剧）下，每个村都面临找到外来投资人，发展经济的问题。官庄村寻找的这个人是一个符号，富有多重指涉功能：第一个功能是体现上级的一哄而上的政治经济意图，它承载着官庄与巩庄等其他对手经济政绩的竞争；第二为孔繁花支走一个竞选对手孔祥生，后者接受了找人的任务，在竞选的骨节眼上不能亲临现场；第三是决定着“迁坟”事件中小红的表现与人望，为她的上台奠定群众基础。更重要的是强化了全部话语事件的荒谬性，丰富了叙事的复杂建构。小说曾经以《龙凤呈祥》[1]为标题，删节了这一线索在期刊上发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叙事的总体效果。 由上述要素去把握话语事件，已经能够部分解析李洱呈现的当下社会生活的一些方式，可是不足以把握整个小说的艺术生命。如果仅仅观察话语事件本身，甚至有某种缺憾。因为这种贴近传统的叙事故意省略对重要人物的叙述间反思，令人感觉到纷至沓来的事件“密不通风”。借用国画表现方式来讲，一幅画面必须既有线条勾勒与水墨\青绿构成的“密不通风”的大块效果，又必须有“疏朗开阔”的留白。话语事件虽伴以“颠倒歌”和其他的婉讽的随处点染，仍没有足够的空白\间供人想象与反思。李洱设定在话语事件的叙述之外解决这个问题，让那个出人意料的隐喻性标题与话语事件共同构建意义空间。 隐喻的超越 小说的话语事件是一种人物行为动作及相互关系的“纯叙述”，除了偶尔介入一两声滑稽、颠倒的声音（提醒阅读者对事件保持距离），几乎是一种清唱或单音奏鸣。小说叙述仅仅完成了一半工作，余下的是给这单音奏鸣配置和声，标题“石榴树上结樱桃”，就是这个单音奏鸣叙述的隐喻性对位。这个隐喻标题与话语事件之间的对话与统一，为整个小说增添了复调叙述的丰富、复杂，小说叙事诗学建构之功全赖这一隐喻标题得以彰显。我的批评任务是：对这一隐喻本身的复杂功能进行阐释，推详这一隐喻选择过程中的艰难，揭示这一隐喻与话语事件的同构性所能产生的复调诗学内涵。 李洱的隐喻非同一般，这个标题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功效。阅读经验提示我们，隐喻的语言形式一般借助于语词，中国现代小说标题中可以找到大量例证：鲁迅的反语隐喻《祝福》，茅盾的一系列自然意象构成的隐喻《虹》、《蚀》、《子夜》，老舍文化生活方式的隐喻《四世同堂》，李劼人的水流\历史时间的推陈出新的隐喻《死水微澜》，李洱前此的小说也有《花腔》等。这种隐喻的“喻示”较明白，指涉不太复杂，它们与话语事件的同构功能相对较弱。用一个完整的句式作隐喻性标题就复杂得多了，在现代中国的文学叙事中也不多见，突出的有茅盾的《霜叶红于二月花》。比较这两个句子颇有意思： 霜叶红于二月花 石榴树上结樱桃 两句相同者在于：主、宾词都是名词。不同的是：前者是主宾一致的名物，同色调，主宾之间的比较是强调色泽差别以及主体选择的倾向；后者却是一个自然界里不存在的虚拟，所能表达的就是怪讶，主体对主宾之间衍变过程的荒诞性无可奈何。这是一个悖论，所述的句子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悖谬现实，比起庄子提出的夜梦与白天实际生活的吊诡更难以接受。茅盾的“红”字是表述性状，李洱的“结”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前者的“红”固定而不发生质的变化，后者在“结”的过程中究竟受到什么样的外力作用或者内部变异的影响则是一个不确定的答案。李洱的标题那样新颖，就像陈述一个妖异的现状（母鸡打鸣、公鸡下蛋），它出人意料地荒唐却又表述得很自然，它得不到惯用法的认可，但是其新颖奇特能引发更广泛的想象，在想象中的反思又包含着达到理性化逻辑结论的可能性。李洱隐喻标题的复杂与悖谬，好在其难以接受的事理的反逻辑性和让读者可能接受的艺术逻辑共存。对比这两个标题，给人以现代小说的写作方式愈来愈复杂的提示。 悖理、乖谬的隐喻标题与话语事件之间，其实有很贴切的照应关系。对繁花与石榴树之间的一致不应该存疑，谁都见过石榴花如火如荼的繁密，也见过挂满枝梢的石榴果实。在隐喻语境中石榴树开花而不结正果，樱桃起了李代桃僵的作用；而樱桃从花到实的小巧莹润与红艳，恰恰当得起小红的名字。然而，石榴树上从来没有开过樱桃花，榴花也不应该结出樱桃来，题目陈述着祥瑞色彩下的妖异。这个标题翻译出来就是：主政者繁花在官庄村苦心经营的政治局面中悄悄地出现了取而代之的小红。反观话语事件的叙述，若不是回过头来检点那些不经意的暗示，有几处地方能看出小红必将取代繁花呢？结果就是这样，繁花找到雪娥的时候并不是她在选举中胜利的到来，事态已经发展到“石榴树上樱桃熟”的阶段，她对小红参与藏匿雪娥的活动只能惊诧莫名，并且眼睁睁地看着小红取代自己的地位。不合逻辑、出人意料的事实的真实性，让人瞠目结舌。可是现代中国语境中的人们对“石榴树上结樱桃”类型的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除了农村民选的热热闹闹和结果的啼笑皆非，这个隐喻标题的意义空间还可以无限制扩大。 我在文本阅读辨析中发现，作者在确定隐喻标题时，曾在“龙凤呈祥”和“石榴树上结樱桃”两个隐喻之间的选择上犹疑过。话语事件的叙述过程中数次提及“龙凤呈祥”，小说也曾在二○○三年第五期的《收获》上以《龙凤呈祥》的题目发表（部分删节，“节本”），二○○四年收入江苏文艺出版社“扬子鳄丛书”出版，才定名《石榴树上结樱桃》（“定本”）。推详作者在两个隐喻之间的选择，我以为决定因素有二：一是话语事件背后的支配观念，二是隐喻和话语事件的对话与一致程度。叙述主体的观念必须通过特定隐喻才能形成精当的艺术化标题，隐喻的多义性并不意味主体观念不明确。将节本定名为《龙凤呈祥》，要么说明其时李洱支配叙述的观念的明晰性不如后来的定本，要么另有不明因素的外力作用。节本社会指涉的焦点还没有像定本那样明确，不能让读者意识到隐喻性标题有“认知模型”建构的功能，主要注意力放在了乡村选举名实的讹舛上，且受到过于切实的话语方式的拘束。 “龙凤呈祥”虽也是隐喻的用法，它不新颖并且含糊，其比喻功效产生的联想易于被限制在“舞台”台基上的石雕和生女（凤）又生男（龙）的村民愿望上，与话语事件之间的张力至多体现出对粉饰太平的“和谐祥瑞”的反语讥讽。它可以表明对官庄村选举的闹剧与结局的不在乎，对任何时候登上舞台的人物的表现一概视为固定程式的复现。它也表达对官庄村的一种理解：即使是各色人物在舞台上有异彩纷呈的龙争虎斗，最终也会被意识形态的宣传美化成祥瑞的局面。无论如何，“龙凤呈祥”被限制在“大团圆”和“一场闹剧”的意义空间中，阅读阐释不可能有深广的多义性。 “石榴树上结樱桃”具有“龙凤呈祥”所缺少的隐喻和被描述事物的同构性。官庄村选举的复杂而又荒谬的过程与结果，与石榴树上结出樱桃来的妖异现象是同质的。“石榴树上结樱桃”这个最基本、完整的话语单元暗示、征指了小说的全部话语事件。话语事件的三十四段叙述与这个句子是一个同质的结构，二者平行辉映、相得益彰，全部话语事件因隐喻而获得了一种集中鲜明的逻辑。标题的多义性容涵了话语事件，它的逻辑力量也统摄了话语事件，话语事件反过来又能够释证标题。它还包含作者对全部话语事件的质问：石榴树上为什么会结错了果实？这个种瓜得豆的逻辑悖谬给人们的警示力量才是小说诉求的重要内容。它源于作家给叙述话语注入新的力量的创造，它给人们的阅读感受和判断是现代民主方式在中国乡村语境中下滑的价值取向。它表示着一个对民主政治形式的明确态度与判断，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对现实的一种介入方式。 “石榴树上结樱桃”这一隐喻标题是对话语事件的水到渠成的提升，它创造的重要价值之一在于构成了复调叙述。标题与话语事件里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前者是在一种视野宏阔的正大的判断的基础上的反思，后者是运用追随视点对繁花行动的现场叙述（其中也隐约着春秋笔法）；前者包含现代知识分子独立的立场，后者虽不是对人物的亦步亦趋，但是民谣式的反讽毕竟不能替代理性判断，话语事件的较为贴近的叙述方式也不能保证叙述者始终保持主体审视的超然。我们见到的复调叙述，常常是话语事件的展示过程中异质声音的交错与对话，而把这个巨大的对话任务主要安排在话语事件之外，由一个隐喻性标题来完成，这是一个充满着风险的创造。标题与话语事件之间的对话格局，让小说具有复调的内涵，但是很难说它是一个圆满的复调叙事。对此一时还不宜遽下结论。 对位与张力 “对位”如何体现为叙述中的虚实对话关系，并如何成为话语事件中的肌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在标题与话语事件的横向关系外，继续作一个纵向的考察。这一考察聚焦于“石榴”与“樱桃”这两个喻象。它们不仅呈现为标题与话语事件展示过程的呼应，而且话语事件前后八次提及这两个喻象，叙述者很注意它们的独立与和谐。因其独立，喻象的用法和价值取向视具体语境不同；因其和谐，喻象渐次显示着纵向叙述逻辑的强化与一致。并且，喻象的虚实对位和标题\话语事件的虚实，彰显同一艺术原理。 上文的论述指出石榴喻指繁花、樱桃喻指小红，如果将话语事件展示过程对这两个喻象的处置方式进行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叙述者细针密线的对位安排与逻辑预置，看出隐喻标题与话语事件之间的意义张力的文本内在化。话语事件中八次提及“石榴”与“樱桃”，在与它物相关叙述的语句中，七次提及樱桃，三次提及石榴；各有一次独立表述提及石榴、“樱桃熟了”；前四次“结樱桃”的关联物分别是扫帚（笤帚）苗与花生地；石榴与樱桃的并置，除了标题以外仅有二次。从隐喻出现的频率与顺序可见，樱桃的出现较石榴早、而且频繁，这与写实层面上繁花的充分叙述刚好相反，隐喻一直暗示着最终的失败与胜利者；叙述者早已经借对张石榴“中看不中用”的评判侧击繁花不如小红。叙事的前半部分，已经用“石榴树上结樱桃”显示过小红偷天换日的手段：她带领傻媳妇去上节育环时，就建议医生“一刀劁了她”，一劳永逸地解决其肚子问题，大有无毒不丈夫的气概。繁花看不透这个潜在的对手，巩庄的村委主任瘦狗警告繁花“樱桃已经长成了”，繁花仍执著地认为庆书与祥生是她的竞争对手，小红会规规矩矩地扮演长期等待的接班人脚色。轮到宪法（专为结党营私的小红设置的符号）歌唱“石榴树上樱桃熟……姑娘名叫孟小红”的时候，选举木已成舟了。这些喻象的设置与安排，如“草蛇灰线”（金圣叹语）潜伏于文本之中，伴随着选举的进程次地显露，最终水到渠成地归结于标题。 “石榴树上结樱桃”的说法和颠倒歌一样源于民间，小说人物几番口述歇后语“扫帚苗上结樱桃”。它原本是民间对后续的出乎意料、不合逻辑的好事情的惊讶，这个陈述句暗含一种向上的价值取向。叙述中一次用于升官（张石英嫁给县长儿子，居然当上了卫生局副局长），一次用于发财（偷鸡摸狗的二流子庆林豢养给母狗配种的狼而发了财，成了先进生产力）。再就是用于和核心情节相关的“肚子问题”。面对雪娥瞒过定期检查计划外怀孕的事实，村干部的反应是：“扫帚苗上结樱桃，日怪了”、“花生地里能结出樱桃吗？”虽然干部堪忧，从雪娥立场看，却是意外之喜。但是作为隐喻性标题，作者价值评判的走向却是下行的，现代民主的政治生活方式在农村语境中衍变成了官庄村的闹剧，阴谋取代了光明正大的社会建设，新的官庄村的掌权人绝不会干出符合民主逻辑的事情来！ 隐喻性标题“石榴树上结樱桃”具有形而上作用，它与话语事件构成的张力空间内的意义会凝定成怎样的认知模型，并影响到人们对客体世界的认识？这首先涉及到对隐喻功能阐释的理解。保罗•利科的《活的隐喻•前言》介绍：“布莱克在《模型与隐喻》中确认隐喻在艺术中的功能与模型在科学中的功能之间具有相似性，我们就以这种相似性为‘虚构式的重新描述’概念作辩护。在启发作用层面上的这种相似性构成了隐喻诠释学的主要依据。”[2]而布莱克对模型的等级划分也足资借鉴：比例模型，类比模型，理论模型。赫西谈论隐喻的解释功能时指出，“模型是重新描述的工具”[3]。检验隐喻标题和文本内的隐喻的描述功能，可以说“官庄”即是一个比例模型，它使我们想起鲁迅的“未庄”；小说标题与正文话语事件的同构性，俨然是一个类比模型；但是官庄村的选举不是一个简单的事物，也不是一种个别的经验，它是小说，是一个虚构，它几乎是一种规律性的理论模型。创作这个作品，李洱相对完成了一个当下中国语境中生活的认知模型。 我们可以将这一隐喻句式转化为理论模型。首先考虑对等关系的“石榴”与“樱桃”，作为本体的水果两者不分轩轾，也难说喻体繁花与小红二人谁更符合官庄村人的心愿；其次看“石榴树”与“樱桃”，这二者不再是对等关系，前者是一个生长根基与依托，后者理论上应该是这一根基上的必然产物，但是话语事件陈述的不是这样一个事实；再看述谓结构中的动词“结”，它本来指一个顺承的自然过程，联系的宾词应受到逻辑主语的规定制约，但是在李洱的句子中发生了变异，这个“结”的过程不是天道有常，却是逆理悖常，一个比句子更大的语境的力量替代了逻辑主语的决定作用，受制于更大的语境是一个无可逃避的前提。对照整个文本，这个理论模型的表述是“正A的基因却生成了负B”或是“预期的大果实变成了小果实”。仅此不够，对这个模型所处的语境的描述似乎更为重要。进一步的修正，我们可以得到新的模型：“在X无所不在的作用下，正A的基因生成了负B”。那么，对这个未知的X语境的求解才是我们认知正确的保证。然而，话语事件并不能提供对X的详细描述，李洱对此的叙述隐约其辞，他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但是李洱通过张力空间提出了一个邀约，让读者共同参与文本的创造。这部小说是写给积极读者看的，而积极读者不满足对话语事件的一般了解，他们会参加李洱提供的张力空间中的意义的阐释。李洱《石榴树上结樱桃》在描述中国乡村民主面貌时，“通过虚构消除不适当的解释并为更适当的新解释开辟道路”[4]，为此而该记一功！
二○○五年四月一日 |